在我一生的学术道路上，对我影响最深的人，除了我的两位业师外，便是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了。
我最初知道中国有钱锺书这样一位学者，是在大学时代。我于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学的是梵文巴利文专业，但我保持中学时代对文学的爱好。中学时代，我主要阅读的是中外现代文学作品。大学时代，我也迷上了中国古典文学，阅读一些中国古典文学选本，诸如《诗经选》、《楚辞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选》和《宋词选》等。这样，我也读到了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当时我就感觉到这部选注本别具一格，序文和评注中广征博引，融会贯通，说理深刻，语言生动。从此，我就记住了钱锺书这个名字。
1965年大学毕业，我如愿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简称“外文所”）。当时外文所刚从文学所分离出来，领导上临时安排我在图书室工作，帮助清点外文所从文学所接收的外文图书。一次，我见到一位学者来图书室借还图书。这位学者气宇轩昂，目光炯炯有神，面含微笑。随即有青年人上前请教问题。只见他谈笑风生，说话声音底气很足，还亲切地捶了捶青年人的肩膀。事后，图书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刚才那位是钱锺书先生。我心中涌起惊喜：“啊，这就是《宋诗选注》的作者钱锺书。”这是我最初见到钱锺书先生。

那时，外文所的业务尚未全面展开，一部分研究人员在京郊农村下放锻炼，一部分研究人员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上半年，我是在江西农村度过的。1966年5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全部被召回学部参加文化大革命。原本想按照惯例，“运动”一两年就会结束，谁也不曾料想会“运动”十年，比“八年抗战”还长。
运动初期，主要是批判所谓的“走资派”和“学术权威”。我当时年轻幼稚，与多数青年人一样，以充当“革命派”为荣。但内心深处也会有矛盾。这些“学术权威”原本是我们心中的“偶像”，现在批判他们，也是粉碎我们自己的学术梦想。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也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杨绛先生为申辩钱锺书先生“无罪”而遭受批斗的那幕场景，我们至今记忆犹新。在事过境迁之后，我们都无比钦佩杨绛先生当时那种“誓死保卫钱锺书”的大无畏精神。

不久，“运动”转变为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各派群众组织狂热地为争夺“正宗”革命派名位而战，忽而这派得势掌权，忽而那派得势掌权，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直到我们这些青年人亲身体验到这种斗争给自己带来的苦难时，才开始慢慢清醒过来，悔不当初当个“逍遥派”。
“运动”似乎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工军宣队”进驻学部。从1969年底起，学部全体人员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钱先生所在的文学所是在1969年年底前往的。而我们外文所是在1970年7月启程的。我在火车上的座位恰好在杨先生附近，因此，我亲眼看到杨先生的女儿钱瑗来车站送别母亲，目睹她们母女依依惜别。

在干校期间，我后来有幸与杨先生同在一个班，可以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杨先生。尤其是干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后，“运动”处于停滞状态，我们有了较多的交谈机会。杨先生看似一个柔弱女子，却内心刚强。她豁达乐观，与人为善。她也仿佛秉承父亲的血脉，蕴藏有“侠义”精神。她对一些在“运动”中批判过她而后来蒙冤受屈的青年人充满同情。虽然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她“仗义执言”，但她将这种精神转化在默默的行动中。我不能不由衷佩服杨先生的胆识。
杨先生祖籍无锡，出生在北京，但在上海也生活过多年，会说上海话。我的老家在上海。杨先生的妹妹杨必，也就是萨克雷《名利场》的译者，一直生活在上海，就住在我们家附近的里弄。这样，我和杨先生常常说起上海的生活，会使用一些我们共同熟悉的方言俗语。事隔多年后，她还记得我当时说的有些话，学给我听。
那时，我的眼睛出现了玻璃体浑浊的症状。杨先生十分关心我，嘱咐我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她说起她和钱先生过去认识的一个朋友，很有学问，后来视网膜脱落，手术没有成功，双目失明，很可惜。后来，我在1981年读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我猜想杨先生当时所说的这位朋友大概就是陈寅恪先生。

在明港时期，同事们之间开始悄悄互相借阅带在身边的中外文书籍。毕竟都是书生，一有机会就想读书。我在读书中遇到或想到什么问题，就向杨先生请教。而有一次，我在读古文时，遇到一个典故，请教杨先生。她想了想说：“让我去问问钱锺书，他会解释得更清楚。”隔了一天，她从钱先生那里带回一张便条交给我。那是钱先生亲笔书写的，对这个典故作了详细的解释。我十分珍惜这张便条，将它夹在一本书里。但后来却找不到了。我至今仍盼望着哪天这张便条会突然出现在眼前。
1972年，学部从河南干校撤回北京。“运动”尚未结束，依然处于停滞状态。但我们可以非正式地开展业务工作了。当时，钱先生开始写作《管锥编》，杨先生开始修订《堂·吉诃德》译稿。不料，两位先生又遭遇到了“强邻难处”的困境。从1973年冬季开始了“流亡生活”。期间钱先生曾着凉感冒，引发严重哮喘，送医院抢救。1974年，两位先生迁入学部的一间办公室暂住。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常去探望他俩，看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做的事。他俩这样一住，就住了两三年。而且，就在这间“陋室”中，钱先生完成了《管锥编》初稿，杨先生也完成了《堂·吉诃德》译稿。记得当时杨先生还向我们展示她的译稿誊写本，谈论翻译的经验体会。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为安全起见，钱先生和杨先生与我们一起都集中住进学部的大食堂。一次，钱先生出来散步，我恰好在路旁坐在马扎上看书。他看见我在读一本古典诗词，便高兴地与我攀谈，给予我种种指点。记得还有一次，我与钱先生一起盘坐在大食堂的通铺上聊天。他知道我学的是梵文，便与我聊起佛经。我惊讶地发现钱先生读过许多佛经，还能说出一些佛经用词的梵文原词。比如说，“劫”的原词是kalpa。我当时顺口应了一句：“是的，kalpa”而钱先生的听觉敏锐，辨音能力极强，对我说他是按照英文的发音念kalpa的。当时钱先生与我谈论过哪些佛经，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不知怎么，我记住了其中的两部书：一部是《法苑珠林》，另一部是《文镜秘府论》。前一部是佛教类书，相当于一部佛教“百科全书”。后一部不算是佛经，而是日本来华僧人遍照金刚编纂的一部中国诗学著作，后来我在研究工作中也派上了用场。我有时会想，是不是因为我学的是梵文，钱先生一直对我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不久，“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9年初，钱先生和杨先生终于得到领导关心，乔迁三里河国务院宿舍。这样，我们大家都放心了。
学部各所的科研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当时对我们这些青年人来说，首先要突破写作论文这一关。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钱先生的《旧文四篇》，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先生的《春泥集》，都是他俩自选的学术论文集。他俩都赠送给我阅读，而且亲自用圆珠笔将书中排版出现的中外文字错漏一一作了改正，令我很受感动。我将这两本论文集视为我的写作范本，反复阅读咀嚼。在我的学术起步阶段，读到这两本论文集，真好比遇到一场及时雨，滋润了我的心田。

大约这年年底或1980年初，董衡巽对我说，《读书》杂志正在找人写一篇《旧文四篇》的书评，所内同志觉得钱先生的论文兼及中国文学，不敢轻易应承。他问我能不能写？可能是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说试试看吧。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钱锺书先生的〈旧文四篇〉》的书评。董衡巽看了觉得可以，就交给《读书》杂志，发表在1980年第2期上。接着，我又写了一篇《春泥集》的书评，题为《知难而进——读杨绛的〈春泥集〉》，发表在《春风译丛》1980年第1期上。这两篇书评先后在《新华文摘》上得到转载。
这段阅读和写作的体验为我当时从事论文写作树立了信心。虽然我后来写作的学术论文无法达到两位先生的水准。但有一点，我在写作学术论文中，一直注意运用比较和打通的方法，显然是受到两位先生的影响。那时，我的一些论文主要发表在本所编辑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责任编辑薛鸿时有时告诉我说，钱先生对我发表在《集刊》上的某篇论文表示肯定。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1984年夏天，医生诊断我得了甲状腺瘤，要我住院开刀摘除，安慰我说可能是良性，但要等摘除后进行切片检验确证。这样，我听从医生安排，住院动了手术，最后检验的结果是良性。我本人和关心我的同事们都松了口气。出院后，同事们告诉我说，钱先生和杨先生也很挂念我，打听我的情况。于是，我给他们写了封信报平安。随后，我收到钱先生托人捎来的亲笔回信，是用毛笔书写的。信中写道：“顷得来函，欣悉奏刀后霍然病除，吉人天相，才子天佑，可喜可贺。”信中还附有一册钱先生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说这是他仅剩的一册，送给我。他还说到《谈艺录》补订本即将出版，到时候也会送我一册。这可以说是我出院后收到的一份宝贵的礼物。
钱先生的《管锥编》（全四册）于1979年8月至10月出全。这部学术巨著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第一版印刷了一万多套，很快就销售一空。而对于我们这一代古典学养大多先天不足的青年人来说，要读通这部著作也不是容易的。我曾经向钱先生表示：“要读通您的这部著作，先要读过许多书垫底。”虽然阅读的难度不小，但我不愿放过这个天赐的学习机会。我认真地将《管锥编》通读了一遍。在阅读过程中，我着重领会钱先生的研究方法。后来，我以《〈管锥编〉与佛经》为题写了一篇读书札记。我在文中指出“《管锥编》立足于中国十部古籍，以文艺学为中心，打破时空界限，贯通各门学科，将中国文化研究引入一个充满无限生机的崭新境界”。我以《管锥编》中怎样利用佛经材料为例，说明钱先生在研究中“不仅打通东西方文学，打通人文学科，也打通比较文学自身。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广泛、深入而不拘一格的具体比较，探索人类共同的‘文心’，建立科学的文学批评”。这篇文章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上。钱先生读到后，在托人捎给我的一封信中，对我的这篇文章作了肯定。信中写道：“弟之苦心，为兄明眼人拈出，如弹琴者遇知音人矣！”当然，我知道这是钱先生的行文风格，是对晚辈的勉励，我不敢沽沾自喜，忘乎所以。

从80年代开始，钱先生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慕名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给两位先生增添了不少负担和烦恼。而钱先生的《管锥编》续编还有待完成。《管锥编》取材于《周易》等十种古籍，而“续编”取材于《全唐文》等另外十种古籍，学术界对此充满期待。因此，没有必要的事情，我们尽量不去打扰两位先生。请教学问，虽说可以当面请教，但更重要和更实际的方法是直接阅读和钻研两位先生的著述。我后来在所里担任了领导职务，也就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公私兼顾，前去探望两位先生。
对于担任领导职务一事，杨先生也曾对我说过：“你最好不要去当领导，多做些学问。”我深切领会杨先生对我的期望。但我后来从实际经验中体会到，一旦当上领导，要退下来也不容易。这样，我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铭记杨先生的嘱咐，始终没有放松做学问。
以往的岁岁月月，我忙于工作，忙于学问，很少回忆往事。现在，我也进入了人生的晚年，有时也会触景生情，回忆往事。而每当回忆起在我一生的学术道路上，钱先生和杨先生对我的关心、爱护和勉励，我的心中就会涌起一阵阵温暖的感觉。
我开始落笔写这篇回忆文章时，还没有想好题目。现在有了，就定名为《温暖的回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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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下黄宝生（以下内容摘自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5%AE%9D%E7%94%9F/4450077?fr=aladdin#3）：
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世界文学》主编，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专著《印度古典诗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妻子郭良鋆也是翻译家。

这些“学术权威”原本是我们心中的“偶像”，现在批判他们，也是粉碎我们自己的学术梦想。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也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杨绛先生为申辩钱锺书先生“无罪”而遭受批斗的那幕场景，我们至今记忆犹新。在事过境迁之后，我们都无比钦佩杨绛先生当时那种“誓死保卫钱锺书”的大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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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叶廷芳、郑土生也都说过这件事，杨先生真的很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