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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南明弘光帝“失德”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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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崧心系国事,思有所为,直至小朝廷覆亡之前,迄未忘怀。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底,左良玉以“清君侧”讨伐马士英为名,举兵东下。清兵攻破徐、砀,又破亳、泗,大举南下。四月,史可法三报紧急。由崧的方针是:“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自是长策。”[84]然而史可法并不认为这是由崧的主意,乃曰:“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不知辅臣何意蒙蔽至此!”[85]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马士英的主意。
确然如此。其实,这是由崧的无奈。本来,由崧思路清晰,在其登极伊始,曾把对付农民军作为当务之急,以“三灵共愤,万姓同仇”,号召臣民“戮力,助予敌忾”,[86]全力复仇讨“贼”。然而,半年之后,即十二月,当御史沈宸荃上疏中指出:“今日虏贼皆为国大仇。自东藩失事三十年来,兵财耗尽于虏,故贼起而乘之,及贼逆不容诛,复巧借复仇之名,奄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应“节节皆为防虏计”,“以防虏为实着者也”。由崧赞同,乃“命兵部敕行”。[87]可见其思想认识已随形势变化而深入,由全力复仇讨“贼”,到“防虏为急”,即抗清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是重大战略方针的转变,全国臣民都应为此转变而行动。
然而,擅权的马士英却不予理睬,既不防“虏”亦不防“贼”,而是防左。因为他认为足以对其权威构成挑战的,是居于上游的宁南侯左良玉,所以处处提防,而置由崧抗清部署于不顾。本有主见的由崧竟无可奈何,遂提出此应急之“长策”,既自我安慰亦对付马士英,实为抗清留后步。而当左良玉以清君侧起兵讨马后,马士英便倾全力对付之。此时,清兵来势迅猛,史可法得不到由崧的支持,遂移书马士英,恳其选将添兵,士英不应。而当镇臣刘泽清、刘良佐各请离汛地率兵南下入卫,以抗击左兵,由崧已痛感形势严峻,乃坚持抗清之见,谕以防边为急,不准其请。
清骑分路南下之报不断传至,十六日,由崧召集群臣议对策。士英仍力请亟御左良玉。而诸臣皆言“良玉稍缓,虏尤急”,[88]应火速防御。由崧遂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谕士英道:“左良玉虽不该兴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89]“应专心北堵。”[90]马士英竟厉声拒绝道:“尔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若虏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臣已调良佐兵过江南矣,宁死虏无死逆!”[91]遂目大呼:“有异议者当斩!”[92]由崧在淫威面前默然了。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史可法殉难。次日,由崧视朝毕,以形势严峻,乃寻求保全的良策,问迁都计于群臣,礼部尚书钱谦益力言不可。两日后,再次召对,上下竟寂无一言。弘光朝岌岌可危,由崧已束手无策。五月过后,警报不断,保国公朱国弼等密奏建议出避,由崧慨然曰:“太祖陵寝在此,走安往?唯死守耳!”[93]然已无人挺身而出,为其守御。十日晨,清兵渡江信至,朝野大震,是夜,由崧出逃。


来自Android客户端16楼2018-04-10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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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崧仓皇出逃之前,下令“淑女在经厂者,放还母家。”[94]此乃感人之举。本来筹大婚,选淑女,曾引发社会巨大不安,亦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话题,所谓中使四出,道途鼎沸,闾井骚然。[95]攻击者无不指斥此为由崧荒淫之证。其实,被炒作渲染得无以复加之选妃,经半年多之折腾,最后筛选到三个人:阮姓一人、王姓一人、周书办自献女一人,俱进皇城内,但由崧迄未与之接触。可见,选淑女并非草率从事,而是经过了极为严格的遴选,选到后还将从中审慎择一,以成中宫皇后的人选,再择吉日,按程序以举行大婚之典。只因清兵突至,由崧将出逃,而终止了这一进程。即便如此,由崧亦未挟之而行,乃有放还之举。这说明由崧之选妃与大婚之严肃认真,系真情所在,未完大婚,绝不苟且,未经婚配之女,即不轻易染指,亦不因事有变故,置宫中于不顾,浪费其青春,断送其前程,而放还母家,还其清白,令自行择偶,这对人对己均属负责。从这点看,选淑女不仅与荒淫沾不上边,且透露了由崧之个人品格有可圈点之处。
    应补及一笔的是,由崧出逃至镇臣黄得功营之后,非图苟延性命,而是组织指挥向杭州的战略转移,只因被清兵抢得先机而最终覆灭。当被叛将田雄背负起献俘时,由崧“恨甚,啮其肩”,致使田雄落个终生疼痛的“人面疮”。[96]而被挟回南京后,见清豫亲王多铎时,面对提问竟“终无一语”,[97]表现了不屈从于清人的坚定态度,也以此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来自Android客户端17楼2018-04-10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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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朱由崧悲剧探源
      由上所析,朱由崧应是一位有治国思想,胸襟宽广,气度恢宏,勤于政事,欲有所为的政治家。从接受监国伊始,直至小王朝覆灭迄未怠政,期间更有诸多非凡之举。然而他却悲惨地失败了,不论当年与后世的诸多文献上记载了那么多丑行恶迹,甚至称其可与历史上一切亡国的荒淫之君媲美,可谓恶名留史。何以至此?令人深思。这与其性情懦弱,优柔寡断,宽大过度,因而法纪废弛,不法廷臣肆无忌惮,通行贿赂;而中官之揽权婪贿尤甚,由崧多怜之而不加罪,致使朝政日非。再加其缺乏魄力,虽有好的主张及见解,在马士英的淫威面前,又退缩而不敢坚持;更缺乏远见和驾驭时局的能力等关系甚大。然而更关键者,更深层次的原因,实由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所促成,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沉重历史,深受其害。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的50年,是党争的50年,且愈演愈烈,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洪流,当年几乎所有政治人物都被卷入进去,无法解脱,无法自拔。由崧不过是党争的牺牲品而已。实际上人们对由崧的真实面貌并不了解,但却带着成见,以讹传讹,铸就了他的恶名。时东林人士,对万历帝及宠妃郑贵妃,乃至福王常洵之诸多劣迹,深怀厌恶之情,自三案起,抨击揭露之举迄未间断,斗争已不可调和。顺而及之,迁恶于由崧,乃情在理中。议立时,东林人士深恐由崧即位追怨三案,而行报复,乃自然排斥之。散布“七不可”之说,然皆难落到实处,无非捕风捉影之词,但渲染夸大,目的是取消其即位资格。由崧虽然在马士英及四镇军阀的操纵下取得了帝位,但形象已被丑化。由崧即帝位之后,亦难以摆脱历史环境的制约,一直背负骂名,没有威信,成为沉重历史的受害者。尽管其思想境界、见识主张及用人行事皆高人一筹,非等闲之辈,他以宽宏的态度,努力争取使用重视一切有治国之才之人,不论这些人之党派面貌及议立时对自己的态度如何,然而人们却并不尊重他,他的好心并未获得好报。实是历史造成了他缺乏权威,难以服众。昔日反对由崧即帝位的东林人士,虽然终以惴惴不安的心情接受了由崧登基这个严峻的现实,但对由崧的看法却并未因之改变。在他们眼中,由崧只不过是虚充帝位的顽劣者;而在阉党及勋臣武将眼中,他本来毫无人望,现在虽踞帝位之尊,不过是自己扶植而可摆布的傀儡。因而难达君臣一心一德,实属貌合神离而已。这样,由崧虽被拥戴为帝,却无法改变这种被历史扭曲被现实丑化的现实,成为无人支持的孤家寡人。其手中无权、无人、无军队,没有忠实于己的得心应手的领导核心,故缺乏驾驭国家的坚强后盾。


      来自Android客户端18楼2018-04-10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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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朝的政治状态是党争的体制与格局。其一出现东林人士即与马士英、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人物展开了较量,激烈争斗,彼此猜疑,互相牵扯,累积仇恨。相互间亦在对抗中消耗力量,形成了谁也干不了事,谁也干不成事的局面。在这个大背景下,由崧一切好的设想、主张与意志皆贯彻不下去。由崧即位两个月时,曾颁谕道:“朕遭百六之运,车书间阻,方资群策,旋轸故都。乃文武之交争,致异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资独断,汇纳众流,天不降康,咎岂在上!尔诸臣尚鉴于前车,精白乃心,匡复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转兴,天下事不堪再坏,且视朕为何如主?兹特谕尔诸臣,和衷集事。刎颈之交,仇忘廉、蔺;同车之雅,嫌泯复、恂。朝廷以此望尔诸臣,尔诸臣以此体朝廷意,否则祖宗成宪,弗尚姑息。特谕。”[98]不啻苦口婆心,哀求臣下以国事为重,捐弃前嫌,精诚一心,然而无济于事,党争双方争斗不断,所谓“文武离心,内外解体,而国事日裂”。[99]由崧虽极力化解,其作用却很有限。当阮大铖入朝后,马、阮专擅的体制形成,而党争日益激烈。由崧已无法控制局面,他的一切良好愿望皆难实现,故难有作为。慈悲为怀,不切实际。朱由崧一朝被拥立为皇帝,能积极履行帝王的职责,“有意为明主”,[100]采取了诸多争取人心的措施,以冀开拓新的局面。然而,他却不能认识和懂得去怎样改变紧紧制约他的客观条件,所采取的措施多不切实际,甚至荒谬,故适得其反。推行好的政策措施,必须切合实际,并选择好的时机、要有好的氛围。这个实际就是自万历以来,激烈的党争,弄得国家混乱政局不稳,人们心有余悸;而北京陷落,清兵入关并长驱直下,造成的社会动荡,人心惶恐,因而人心思定,强烈要求政局稳定。这个氛围就是要开创良好的政治环境,出现朝纲整肃,党争停止,正气充盈的稳定政治局面。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有明确的施政方向,同时必须构建一个有权威的坚强团结的领导核心,并应使推行的政策,以及所有善举,成为激励机制,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使受惠者皆能凛然感恩图报,激发起强烈的急公报国之心。这是社会的要求,人心之所向,亦是施政的良好机会。
        然而,由崧并未着手去努力打造这种政治局面。他仅凭主观愿望,以慈悲为怀,以为溥施恩惠,搞平衡战术,便可开创新的局面,结果完全错了。因为其主意既不好,措施皆不对症;且选择的时机亦不当。即位伊始虽然组织了以史可法、高弘图等清流人士居多的内阁,“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101]但又有代表军阀勋臣势力的马士英在内,马很快便独揽朝政,于是这个内阁便成为党争之地。内阁本应是由崧贯彻意图的最核心的参谋司令部,此刻竟成为毫无权威、毫无统一意志,互相龃龉,彼此牵扯,争吵不休的场所。朝纲不整,正风难树,对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由崧不去立加扭转,却以坚定的态度大搞以德报怨,并翻历史旧案,向对立双方大施恩惠,结果弄巧成拙,错上加错,搞得是非混淆,良莠不辨,双方都不买账。他的此举更如同火上浇油,把党争挑得如火如荼。不论东林还是阉党人士,乃至勋臣。在由崧的政策下,这些人在朝中都有体面的待遇,然而他们毫无感激君恩以图报效之意,似乎觉得自己本该如此,而对方却不该如此,甚至感觉吃亏。于是彼此争斗加深,并怨恨由崧之不公。然由崧迄未醒悟,自以为慈悲为怀的治国理念为得计,其态度越坚定造成的后果亦越严重,好心走上了反面。


        来自Android客户端19楼2018-04-10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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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崧的起用阉党人物,掀翻逆案之举,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天启时期肆行无忌的阉党,已被历史证明,是祸国殃民的社会毒瘤,崇祯初定逆案加以铲除,一些阉党人物受到了惩处,乃罪有应得,从而社会秩序由极度混乱和是非颠倒中,得以恢复,本是深得人心之举。由崧为让所有人皆大欢喜,为不使一人向隅而泣,为抚平历史上在政治斗争中受过创伤的阉党人物之心,重新起用阉党人物和为他们翻案。满以为如此政治处理十分允当,殊不知,适得其反,这混淆了是非,不仅重新挑起了纷争,更是以邪压正,把崇祯以来处理阉党所出现的非常脆弱的平稳政治局面,一下子打乱了,造成了灾难,使社会再一次陷入了混乱。而重用阉党人物阮大铖更是绝对错误。可见,由崧未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形势,掌握主动,以因势利导,开创新的局面,仅凭自己的良好愿望,想当然地行动,只有碰壁和失败。倚重马、阮,终坏全局。由崧因马、阮而得帝位,得位后便紧紧依靠马、阮。然而依靠错了,铸成了他的大悲剧。马士英凤阳总督之职多亏当年阮大铖所促成,而其独揽拥立由崧之功又是阮的策划,遂对阮心存报答之情。进朝揽政后即向由崧极力推荐之,称其知兵,“实娴韬略”,[102]“可任枢贰”。[103]由崧召对之后,对阮以如簧之舌所阐述的军事部署,深感满意,认为获得了难得的治国英才,遂加重用。结果完全用错,招致无可挽回的灾难。阮因有阉党背景,故东林人士猛烈反对,并将马士英与阉党等同,与之作梗,马遂针锋相对,处处与东林为难,更控制由崧,肆行己意。阮大铖则是工于心计的叛卖投机者,事实证明,他徒有其名,入朝后,对加强军力及江防毫无建树。且为图个人私利,时时处处兴风作浪,干尽坏事。并一再向马士英出坏点子,浊乱朝政。由于马、阮狼狈为奸,由崧逐渐察觉被其紧紧操控,愈加感到问题严重而急在心中,虽每顿足谓:“士英误我。”[104]然大权旁落,已身不由己。其军政实权掌控在马、阮手中,他处处受制于马、阮。他的很好主张和部署,他诚心构建的内阁部院体制,都被马士英所破坏。他虽然宽容纳众,因党争复炽,马士英当权,与东林派对立,朝中极不稳定,朝臣多不安其位,纷纷离去,所有政令均难畅行,他虽努力支撑,一再坚行自己宽容为怀的治国理念,却难有作为。他与马、阮已深深纠缠在一起,于是外界便将由崧与马、阮等同看待。凡由崧行事便认定为马、阮所为,而马、阮亦将所干的一切坏事,都推到由崧身上,由由崧负责。由崧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也自拔不了。以致是是非非,纠缠不清,斗争错综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政局极度混乱。阮大铖更投由崧喜欢戏曲之所好,进献优伶,供其享乐。于是对其不利的流言蜚语日增,其失德之事已非只七端。关于其怠政荒淫之事,便绘声绘色地广泛传播。极大地败坏了他的声誉,从而恶名远扬,且渲染有加,他负谤难明,而流被后世。


          来自Android客户端20楼2018-04-10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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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由崧是失败的政治家,尽管他很有思想、很有个性,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良好的愿望与其非凡的努力,却终以悲剧落幕。他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残酷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朱由崧的悲剧,清楚地说明了个人无法改变社会环境与政治定势,而社会环境与政治定势却决定着个人的命运。


            来自Android客户端21楼2018-04-10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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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朱由崧历史真相的探求
              朱由崧作为南明弘光朝皇帝,虽然在位时间仅仅一年,亦不乏奢侈享乐,当然这是封建帝王的常态,乃共性之属,无需太苛求。人们需要留意的是其个性。任何人物都有自己特有的个性,只有个性方能展示人物的为人本质及特有的精神风貌,这是与其他人物区别之所在。我们现在所要探讨弄清的就是由崧独有的个性,他的真实面貌。驱散文献上记载渲染的迷雾及人们以讹传讹的定论,分析史料,人们可以看到朱由崧的真相了:
              朱由崧具有谦逊真诚的政治品格。
              由崧初无意于登基。当其以福王身份被众军阀及马士英挟持至燕子矶,群臣入见时,其言行展示了真情。诸书所载是:“可法等四人跽拜,王亦拜,手挟可法、弘图起之。泣曰:‘家耻未雪,国仇未报。’可法等启请监国,不许,曰:‘宗室多贤,未敢辱及。’”[54]“南京诸臣见王于舟次。王时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从行田成诸人,布袍葛履,不胜其困。王答兵部书,谓‘国母尚无消息,只身避难,宫眷未携一人。初意欲避难浙东僻地,迎立决不敢当’等语。及挨次进见,对勋臣恸哭,素衣角带,臣行礼皆以手扶,待茶款语,极其宽和。言及迎立,即力辞,言‘封疆大计,唯仗众先生主持。’”[55]“诸臣次第入见。通名毕,诉以国难家难之频仍也,哀痛不自胜,诸臣亦泣。旋请监国,王曰:‘宗社事重,不谷不佞不足以称宗社。愿请讨宜者,不谷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王谦让者再。”[56]由崧拒绝接受监国,情意恳切。直至到南京后,群臣再行劝进,方接受监国:“五月初二日,诸大臣面奏劝进,王召百官升殿议。王辞让愈坚,谓:‘人生以忠孝为本,今大仇未报,是不能事君,父遭惨死,母无消息,是不能事亲。断无登位之理。’言讫涕泣。又言‘东宫及永、定二王,见在贼中,或可致之。且桂、惠、瑞三王,皆本王之叔,听诸先生择贤迎立。’科道官奏迎立之意,祁彪佳以人心天意为言。王逊谢如前,令百官退,止留兵部及内守备进内议事。少顷,再入班,上劝进第一笺,吕大器跪奏。王传旨暂领监国,百官退。少顷,又进第二笺,王命传进,乃手书批答:‘仍领监国,余所请不敢当。’”[57]由崧乃于五月初三日监国。后经群臣再三进笺,乃接受登基,并发令旨曰:“这所启予屡谕甚明,何又连章劝进?知先生等拳拳忠爱,无非从宗社起见。予不忍固违,勉从所请,俟择吉举行,该部知道。”[58]遂于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


              25楼2018-04-11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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