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有为 1902年
一作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
本作品收录于：《康有为全集》
顷得书，以回銮半年，皇上不得复辟，西后、荣禄仍柄大权，内地纷纷加税，民不聊生，以赔荣禄通拳匪围使馆之款，广西变起，众情积愤，怒不可遏。恐皇上长为荣禄所挟，永卖中国。且吾会备极忠义以保皇，而政府反以为逆党，反以为匪会，捕逮家属，死者数人，监者累年。以竭忠为逆，以保皇为匪，今虽再竭忠义，亦恐徒然耳。事势如此，不如以铁血行之，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览书惶骇，何乃至此？想诸君热心太盛，以为回銮之后，西后必归政，荣禄必逐故也。一旦失望，愤怒交并，忧国诚切，迫而出此。近者天下纷纷怨怒，皆在此事，岂独诸君哉！夫以荣禄为通拳匪、围使馆之罪魁，而能欺弄八国，不独不杀，且柄政如故，此由各国公使因其曾馈瓜果所致。荣禄巧营二面，一面命董福祥围使馆，一面馈使馆瓜果；于事成则受其功，若事败时则不受其过。今竟得售其奸，脱然事外，挟权加税以虐吾同胞，伪为变法以欺各外国。今则并不变法，逍遥高卧而执政权。诸君之愤之怒之，宜也。然愤激之馀，遽欲为革命自立，独不念舍身救民之圣主乎？不独与保皇会宗旨相悖，且考时度势，则仆窃以为不可。盖有数说焉，惟仁人志士察之。
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其先起者莫如强英，自崇祯十五年争乱，至康熙二十七年始立议院、予民权，凡四十八年而后定，然尚未有选官之权。至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年，伦敦民党大变两次，大将军威灵顿调兵二十万，仅而获成。故英国之民权，二百年而后得。中间虽杀一君，流血无数，然不过求民权、定立宪，英君主之世守如故，未尝革命也。奥国自道光二十年禁报纸、禁私会，不予民权，民党大起，求议政权，逐奥王，围奥相；又遇普、法侵割。乃始予民议政权，至同治十年，凡二十三年而大定。然虽逐王，奥君之世守如故，亦未尝革命也。法国则自巴喳利亚国民逐其宰相罗拉蒙退丝而求权，普鲁士则自道光二十八年民求变法，大乱作，既得议政权而止；然毕士墨克尚以伸王权、开尊王会，而合二十五邦为一霸国，强于大地，未尝革命也。意国则自嘉庆时拿破仑予民权后，复遭维也纳约之压制；民党积数十年，凡七十万人，乃起大变。萨谛尼王独主张民权，大为民所归，于是合十数小国而成意国，且立帝权，更未革命矣。西班牙自嘉庆二十三四年民变求权，至今君主之世守如故，亦未尝言革命也。他若葡萄牙国、琏国、荷兰国、瑞典国，皆累经民变，皆得议政自由之权，而君主皆世守如故。日本虽曰言民权自由，而君主世守如故，亦未尝有革命者。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多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馀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藉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然使法国之制独善，法国之力独强，法民之乐更甚，由之可也；今各国之宪法，以法国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此则近百年来，欧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验矣。然各国民党之起，皆在其京师，故能迫其君相而成大事；其间有自边省起者，亦皆去京师不远，然皆少为势援，大要不在是也。若不在京师起者，则调大兵立平之，未见一国民权党能在边省成功者。此不可不取以为鉴也。
若夫民主大国，惟美与法。美为新造之邦，当时人民仅四百万，与欧洲隔绝，风气皆新，无一切旧制旧俗之拘牵。其后渡海赴之者，皆厌故国，乐自由，故大更大变，事皆极易；故法革命而无效，美自立而见功。若我中国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不独与美迥绝不同，即较之法亦过之绝远。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跃而直人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乃必然也。
夫孔子删《书》，称尧、舜以立民主；删《诗》，首文王以立君主；系《易》，称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也，则平等无主。其为《春秋》，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孔子岂不欲直至太平大同哉？时未可则乱反甚也。今日为据乱之世，内其国则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为君主专制之旧风，亦不能一超至民主之世也。不然，国者民之所积者也，国者民之公产也；孔子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固公理也。欧洲十余国，万战流血力争而得民权者，何不皆如法之革命，而必皆仍立君主乎？必听君主之世守乎？甚且无君主则迎之异国乎？此非其力之不能也，有不得已之势存焉。故礼时为大，势为大，时势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公理常与时势相济而后可行；若必即行公理，则必即日至大同无国界、无家界然后可，必妇女尽为官吏而后可，**之肉皆不食而后可，而今必不能行也。
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至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盖今日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孔子所谓升平之世也，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法国其已然者矣。既当过渡之时，只得行过渡之事，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不然，以欧洲十余国之志士才人万亿千计，累更百年，何以皆至君主立宪法而即止，不复更进至民主大革命哉？乃者英君后之丧，民戴之如此；英新皇之加冕，民尊之如彼；凡有礼会，必免冠起立，同颂祝其君。彼欧人之明智，岂伪为如是哉？诚以审时势而为义理，不可不如是也。若使百年来欧洲十余国之亿兆志士才人皆愚冥也，则是不足称也；如使积百年欧洲十余国之亿兆志士才人稍有知也，然而彼十余国不为革命而国日强，但求立宪而民日乐，则是岂可不深长思也。故百年来欧洲十余强国，亿兆才人志士，但求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耳。虽别称君主之国，其为立宪民权无异，但得自由自主之乐，斯已矣。君主民主皆虚位耳，民之实权不可失，故必求之；君主民主之虚位，无关要事，则可听之。实考欧美治强之故，人民之权利若此。若未尝深思其故，反复其势，绎按其时，徒见美国独立之盛，但闻法国革命之风而慕之行之，妄言轻举，徒致败乱，此仆之所未敢从也。
一作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
本作品收录于：《康有为全集》
顷得书，以回銮半年，皇上不得复辟，西后、荣禄仍柄大权，内地纷纷加税，民不聊生，以赔荣禄通拳匪围使馆之款，广西变起，众情积愤，怒不可遏。恐皇上长为荣禄所挟，永卖中国。且吾会备极忠义以保皇，而政府反以为逆党，反以为匪会，捕逮家属，死者数人，监者累年。以竭忠为逆，以保皇为匪，今虽再竭忠义，亦恐徒然耳。事势如此，不如以铁血行之，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览书惶骇，何乃至此？想诸君热心太盛，以为回銮之后，西后必归政，荣禄必逐故也。一旦失望，愤怒交并，忧国诚切，迫而出此。近者天下纷纷怨怒，皆在此事，岂独诸君哉！夫以荣禄为通拳匪、围使馆之罪魁，而能欺弄八国，不独不杀，且柄政如故，此由各国公使因其曾馈瓜果所致。荣禄巧营二面，一面命董福祥围使馆，一面馈使馆瓜果；于事成则受其功，若事败时则不受其过。今竟得售其奸，脱然事外，挟权加税以虐吾同胞，伪为变法以欺各外国。今则并不变法，逍遥高卧而执政权。诸君之愤之怒之，宜也。然愤激之馀，遽欲为革命自立，独不念舍身救民之圣主乎？不独与保皇会宗旨相悖，且考时度势，则仆窃以为不可。盖有数说焉，惟仁人志士察之。
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其先起者莫如强英，自崇祯十五年争乱，至康熙二十七年始立议院、予民权，凡四十八年而后定，然尚未有选官之权。至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年，伦敦民党大变两次，大将军威灵顿调兵二十万，仅而获成。故英国之民权，二百年而后得。中间虽杀一君，流血无数，然不过求民权、定立宪，英君主之世守如故，未尝革命也。奥国自道光二十年禁报纸、禁私会，不予民权，民党大起，求议政权，逐奥王，围奥相；又遇普、法侵割。乃始予民议政权，至同治十年，凡二十三年而大定。然虽逐王，奥君之世守如故，亦未尝革命也。法国则自巴喳利亚国民逐其宰相罗拉蒙退丝而求权，普鲁士则自道光二十八年民求变法，大乱作，既得议政权而止；然毕士墨克尚以伸王权、开尊王会，而合二十五邦为一霸国，强于大地，未尝革命也。意国则自嘉庆时拿破仑予民权后，复遭维也纳约之压制；民党积数十年，凡七十万人，乃起大变。萨谛尼王独主张民权，大为民所归，于是合十数小国而成意国，且立帝权，更未革命矣。西班牙自嘉庆二十三四年民变求权，至今君主之世守如故，亦未尝言革命也。他若葡萄牙国、琏国、荷兰国、瑞典国，皆累经民变，皆得议政自由之权，而君主皆世守如故。日本虽曰言民权自由，而君主世守如故，亦未尝有革命者。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多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馀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藉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然使法国之制独善，法国之力独强，法民之乐更甚，由之可也；今各国之宪法，以法国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此则近百年来，欧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验矣。然各国民党之起，皆在其京师，故能迫其君相而成大事；其间有自边省起者，亦皆去京师不远，然皆少为势援，大要不在是也。若不在京师起者，则调大兵立平之，未见一国民权党能在边省成功者。此不可不取以为鉴也。
若夫民主大国，惟美与法。美为新造之邦，当时人民仅四百万，与欧洲隔绝，风气皆新，无一切旧制旧俗之拘牵。其后渡海赴之者，皆厌故国，乐自由，故大更大变，事皆极易；故法革命而无效，美自立而见功。若我中国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不独与美迥绝不同，即较之法亦过之绝远。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跃而直人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乃必然也。
夫孔子删《书》，称尧、舜以立民主；删《诗》，首文王以立君主；系《易》，称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也，则平等无主。其为《春秋》，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孔子岂不欲直至太平大同哉？时未可则乱反甚也。今日为据乱之世，内其国则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为君主专制之旧风，亦不能一超至民主之世也。不然，国者民之所积者也，国者民之公产也；孔子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固公理也。欧洲十余国，万战流血力争而得民权者，何不皆如法之革命，而必皆仍立君主乎？必听君主之世守乎？甚且无君主则迎之异国乎？此非其力之不能也，有不得已之势存焉。故礼时为大，势为大，时势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公理常与时势相济而后可行；若必即行公理，则必即日至大同无国界、无家界然后可，必妇女尽为官吏而后可，**之肉皆不食而后可，而今必不能行也。
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至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盖今日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孔子所谓升平之世也，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法国其已然者矣。既当过渡之时，只得行过渡之事，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不然，以欧洲十余国之志士才人万亿千计，累更百年，何以皆至君主立宪法而即止，不复更进至民主大革命哉？乃者英君后之丧，民戴之如此；英新皇之加冕，民尊之如彼；凡有礼会，必免冠起立，同颂祝其君。彼欧人之明智，岂伪为如是哉？诚以审时势而为义理，不可不如是也。若使百年来欧洲十余国之亿兆志士才人皆愚冥也，则是不足称也；如使积百年欧洲十余国之亿兆志士才人稍有知也，然而彼十余国不为革命而国日强，但求立宪而民日乐，则是岂可不深长思也。故百年来欧洲十余强国，亿兆才人志士，但求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耳。虽别称君主之国，其为立宪民权无异，但得自由自主之乐，斯已矣。君主民主皆虚位耳，民之实权不可失，故必求之；君主民主之虚位，无关要事，则可听之。实考欧美治强之故，人民之权利若此。若未尝深思其故，反复其势，绎按其时，徒见美国独立之盛，但闻法国革命之风而慕之行之，妄言轻举，徒致败乱，此仆之所未敢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