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元年(742)，道一住建阳(今属福建)佛迹岭，开始聚徒教化，开堂说法。不久，迁住临川(今江西抚州)西里山，旋移南康(今属江西)龚公山。郡守河东裴某“躬勤谘禀。降英明简贵之重，穷智术慧解之能。”(《宋高僧传》卷十《道一传》)大历(766-779)中，移住洪州(今江西南昌)开元寺，此后便以洪州为中心展开创宗立派活动，直至入灭。其时，“连帅路嗣恭聆风景慕，亲受宗旨。由是四方学者云集坐下。”(《景德传灯录》卷六)禅宗史上著名的洪州禅即形成于此时。  
    
马祖道一门风盛极，弟子众多。《祖堂集》谓，“大师下亲承弟子八十八人，出现于世及隐遁者莫知其数”；《古尊宿语录》及《景德传灯录》称，“师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概观道一及其弟子之世，洪州禅已在南方形成一大系统。《宋高僧传》卷十一《太毓传》说：“于时天下佛法极盛，无过洪府；座下贤圣比肩，得道者其数颇众。”这当是事实。洪州禅是中国禅的典型，它的代表人物是开创者马祖道一和其弟子百丈怀海。


宗密曾对洪州禅予以高度重视，并作过如下概述：
     起心动念，弹指磬咳扬扇，因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如面作多般饮食，一一皆面。佛性亦尔，全体贪瞋痴、造善恶、受苦乐故，一一皆性。……意准《楞伽经》云：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起生受苦乐与因俱。又云佛语心。又云：或有佛刹，扬眉动晴，笑欠磬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故云触类是道也。言任心者，彼息业养神之行门也，谓不起心造恶修善，亦不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恶亦是心，不可以心断心。不断不造，任运自在，名为解脱人，亦名过量人。无法可拘，无佛可作。(《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
     宗密认为，洪州禅的根本特点是“触类是道而任心”，而这一特点建立于四卷本《楞伽经》如来藏学说基础上。在现存《马祖道一禅师语录》中，道一本人也曾一再引述《楞伽经》及其思想，以印证自己的禅学。《楞伽经》把佛性与人心等同，说佛性时用“如来藏”，说人心时用“识藏”，结合为“如来藏的识藏”。但它的重点是在阐述真如佛性论。从慧能开始，因受《金刚经》般若空观影响，转向主观人心的发掘。马祖道一所做的，是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一方面说如来藏佛性，另一方面显示根本空义，同时又突出一心的能动性，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为直捷的解脱成佛学说。
     “触类是道而任心”作为洪州禅的根本思想，其中包含着两个重要范畴，即“道”和“心”。道一禅学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对这两者关系的辨析，奠定禅的中国化的牢固基石。这一过程，的确是以《楞伽经》为中介而实现的。
     什么是“道”？道一说：“道即法界。”(《马祖道一禅师语录》)又说：“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古尊宿语录》卷一)他的弟子南泉普愿也说：“道不属知，不属不知。”(《景德传灯录》卷八)这就是说，“道”等同于法界，它超越现象界，超越时空、相对，不在认识之内。这是以中国传统道家和六朝玄学概念来替代印度佛学“如来藏”概念。正因为它是精神本体，所以只能加以“体会”即体道、会道、达道，而不能说“修道”。
     什么是“心”？道一所说的“心”，具有宇宙观和解脱论两方面的内涵。从宇宙观上说，它等同于真如本体，即“道”；从解脱论上说，它又是纯主观的心性。而这主观意义上的心，虽有真妄之别，却在运用时无所分别、随缘任运。“触类是道而任心”，这一“心”所以能任运而且自然体现为道，其原因在于，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既非真也非妄，既是真也是妄，与此相应的心也应无妄无真，既妄既真，无所分别，天真自然。所以说，“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恶亦是心，不可以心断心”。
     概言之，“心”与“道”的关系，在道一禅学中，就是将原本一体相即却被人为分别的两者，通过自然任运而复归统一圆融。这种统一圆融，也就是“即心即佛”说。道一示众云：“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马祖道一禅师语录》)“即心即佛”也就是“触类是道而任心”的理论基础。
     “平常心是道”是“触类是道而任心”的另一种表述。洪州禅及其后裔禅者从“直指人心”的角度出发，一般不说“触类是道而任心”，喜欢说“平常心是道”。这表明，“平常心”之说更能直示中国禅的性格，适合中国人的文化背景。
     对于“平常心是道”，道一曾作具体解释。他说：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马祖道一禅师语录》)


     《禅门规式》的制定和付诸实施，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由于建立起自宗独立的禅居(即禅院)，使禅僧从此脱离对其他宗派的所有依附，实现完全自主。至此，禅宗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独立佛教宗派，具有了进一步繁荣发达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宗派寺院的成立和壮大，宗派的自由发展才有可能。而禅院长老的确立，增强了禅宗应付各种局面的能力。
     “不立佛殿，唯树法堂”，目的是体现“法超言象”(《宋高僧传》卷十《怀海传》)，即突出佛法的崇高地位。不立佛殿，使慧能提倡的众生与佛平等的思想得以具体落实，使自力、自信、自悟的禅宗原则成为当前的事实，有力地推动了禅宗的思想解放。怀海的这一举措，把禅宗不受传统佛教束缚、超佛越祖的独立不羁性格，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了下来。这是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需要相当的胆略和见识。如果说不立佛殿是对外在佛菩萨的否定，那么唯树法堂则是对内在佛法的肯定。法堂的建置，便于禅僧激扬问难，认识禅的真谛，使禅成为活生生的、人人都能通过主体自觉加以把握的东西。这一否定和肯定，完全符合释迦牟尼创教的深意，即所谓“依法不依人”，反映了禅宗在上升时期的强烈自信。简朴的新兴禅居与奢华的传统寺院形成的鲜明对照，为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和条件。
     《禅门规式》所规定的具体生活条例和准则，含有儒家的礼仪规范和学问传授方式，内中既突出了上下平等、无有高下的原则以及不拘常准、自由活泼的气氛，又保证了禅院内部的必要生活秩序和长老的主导地位。这样，既不妨碍禅僧个性的自由发挥，有助于禅宗思想的展开，又可以使禅院日常行事条理清晰、目标明确。
     怀海提倡的普请法，是一种要求全体禅僧参加劳作的崭新制度(“普请”，意为普遍邀请)。这种制度是对印度佛教戒律和僧侣日常生活的重大突破和改造，而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相适应。根据普请法，禅院内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得从事开山、垦荒、采薪、摘茶、担水、洒扫等各类劳作，各尽所能。上下均力，自给自足，做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怀海号召下，丛林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衣食自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怀海的普请法，奠定了农禅合一的新型佛教修行基础。
     赞宁《怀海传》说：“禅门独行，由海之始。”意思是说，由于怀海制定“清规”，最终使禅宗发展成为天下佛教第一大宗。
     综上所述，百丈怀海对禅宗的贡献，既有思想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如果进一步推求其背景，则可以看出，这两方面的贡献分别与他接受老庄道家思想和传统儒家思想有关。怀海是佛教中国化的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
     佛教的中国化，禅宗最明显；禅宗的中国化，洪州系最突出。洪州禅不仅在思想上、风格上进行了老庄化，而且从体制上、组织上展开了儒家化。如果说道一开辟了禅的新时代，那么怀海则保证了新时代的禅。
     老庄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既不可界定，也不可言说；它与具体事物相分离，系最高的精神实在。洪州禅将“道”范畴引入自宗体系，使之成为真如、实相、法界、佛性等的代名词。道一曾反复申述“道即是法界”。怀海继承道一，在启发弟子时“教伊体会大道”。怀海弟子希运尤爱以“道”喻指真如、法界。如他说：“此道天真，本无名字……恐你诸人不了，权立道名。”(《古尊宿语录》卷二)“大道本来平等”(《古尊宿语录》卷三)；“得鱼忘筌，身心自然达道。”(《古尊宿语录》卷二)“道”既不可言说，也不可认识，只有通过切身体验方可契会。
     在《庄子·齐物论》中，提出了“道通为一”的齐一万物思想。物之所以可齐，是因为它们无质的规定性。《庄子·秋水篇》也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意思是说，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所示现的一切差别，全出自人的主观执著。其实，从道体上看，一切差别均非真实存在。洪州禅高唱“大道本来平等”，正是将老庄的哲学巧妙地与佛教如来藏佛性学说加以结合。洪州禅虽然强调众生与佛平等一如，但它与庄子的“齐物论”有着相通的本体论背景。世间一切既属同一道体，那么，人类的自由任运、每一举止行为也都具有由现象所通达的本体意义，即所有自然运为都能达到成佛境界。怀海反复指出，“自古自今，佛只是人，人只是佛”；“本来心法元自备足”，这在本体论意义上包容了中印两种思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