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和中医本来就是在与瘟疫共处的现实中走过历史的。中医对瘟疫与病毒的治疗经验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中国古代仅论及伤寒的书籍就有250余种,甚至更多。从公元前369年至1644年的明朝末年,仅正史就记载了95次疾病大流行。而清史稿中更多达100多次。西方人麦可尼写有一部《瘟疫与人》的书,令其大惑不解的是,如此高频率的瘟疫流行,中国当时的人口却是高度增长。清朝中期突破一亿,末期达到三亿。而同期的欧洲人口总数才一亿五千万,而且是低度增长。此中原因可能很多,但中医的贡献功不可没。换句话说,现代的你我他各位,都是各自的某代祖先在瘟疫时,靠了中医的疗救逃过一劫,所传留下来的孝子贤孙。因了中医,我们中的许多人,才能坐在电脑前坐而论道。 公元208至217年间中土两次伤寒大流行,南阳张姓大族200余人死亡三分之二以上,沉痛之余的族人张仲景博采众方,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伤寒杂病论》。使传染病的治疗理论达到当时的至上境界。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共用药170余种。药物配伍精炼,证治明确,疗效确实。近一千八百年来一直作为经方使用。目前中医治疗传染病时,还是经常用到这些方药。历史上无数的中国人因为使用这些方药得以保全性命。后世诸医家对这本书推崇备至,赞叹道:“此真活人书也。” 在这个基础上,中医治疗瘟疫的理论和方药不断发展,从金元诸家到明吴又可的《瘟疫论》,到清朝的温病学说,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实践不断成熟和完善。中医还发明了种人痘的方法,是欧洲种牛痘法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