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唐朝统治者的佛道之争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信奉老子为其先祖并借此起家的李唐皇室为何会转而信佛？
程乐松：首先，唐代的佛道之争必须要去考虑李唐皇室对于道教的支持，它做了很多的制度性设计。比如说，唐高祖颁过诏书说道士女冠都在沙门女尼之前，后又归宗正寺管理，举办道举，吸引知识分子对道教经典和信仰的兴趣，并且在天下州县都建立混元皇帝庙。这些都是官方对道教的支持，而且这种官方的支持是在与皇帝祖先信仰相结合下的一种产物，必然会导致佛教和道教在信仰资源上的分配不均。但这并不代表佛教在此时的发展就不够强大，恰恰相反，这个时代正是整个中国佛教义理最为丰富的时期，是佛教思想自传入中国以来的黄金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唐太宗为什麼那麼重视玄奘，玄奘归国后全力支持他的译经活动，所以说唐朝皇室对于外来文明和信仰采取的是一种十分包容的态度。
由于魏晋时期大量佛经的汉译，中国知识分子对佛教基本教义的理解渐趋深入，使得佛教信仰产生出巨大的思想创造力。唐代的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等，都造成了佛教思想的大爆发。这种思想大爆发恰是佛教的信仰自觉和本土化转变的结果，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成为一种独立的信仰体系了，已经植根到这个文化中了，它需要的是将佛教教义教理转化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思想资源。
制度性设计造成道教在信仰资源分配上和在皇室的支持上有一些资源上的优势，但这并不代表佛教必然就会受到打压。与此同时，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时代，任何文化都在其中有它的生存空间，特别在中唐以后，佛教形成了一个思想上的大爆发，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思想高峰期就在隋唐，这是在魏晋南北朝大量译经和思想转化以后的本土性转化创造。
佛道地位的转换是不是与李唐和武周的冲突有关，为什麼又会出现“会昌灭佛”？这首先是正治史的问题。武周之所以支持佛教当然是因为任何一个新政权上台后首先要考虑它的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如果继续支持李唐皇室扶植的道教的话，那麼它的正当性就会打一个折扣了，所以它一定要创立一个新的关于正当性的描述；“会昌灭佛”的原因也并不比此前各次打压佛教的原因更复杂。
另外，还有一个线索必须要去关注，就是这个时期藏传佛教的传入。金刚智和善无畏等高僧来到长安后带来了新兴的佛教模式，这个新兴的佛教模式具有强烈的技术性，而非我们常说的义理性，但这种技术性本身会产生新的信仰吸引力。

更贴切地说，佛道之争是共处、融合与互涉，而非简单的冲突。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技情报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三教关系研究项目，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就叫“佛道交涉”，“交涉”这个词可以更加贴切地描述佛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