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韩国平昌冬奥会开幕，朝韩两国代表团手持朝鲜半岛旗一同入场，朝鲜方面更是派出了名义最高元首金永南和金委的妹妹金与正参加了开幕式。
朝韩两国的突然合作，向世界展示出了半岛局势转危为安的可能性。和平友好的谈判也许在三八线南北冰封许久之后又将展开。

但和平谈判的基础其实并非简单的外交魅力攻势，而是双方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本。金委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前一天找借口阅兵，便被外界认为是在通过军事肌肉展示提高自己的话语权。

但无论如何，经济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朝韩两方长期无法取得进展的一大原因也正是经济差距带来的——贫穷的朝鲜让韩国民众担忧；开放的韩国让朝鲜统治者担忧。
为了弥补这个差距，朝鲜领导层也曾经做出过很多努力。

事实上，朝鲜的改革开放从1991年，金日成在罗先设立第一个对外开放的自由经济贸易区时，就已经开始，至今已走过27个年头。但是朝鲜式的开放和试点却远没有达到中国改革开放早期那种烈火烹油的程度，其成果也殊为可疑。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朝鲜发展的黄金时期。靠着苏联和中国大量的援助，朝鲜经济迅速发展。这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20%，被外媒称为“远东经济发展的奇迹”。朝鲜甚至与日本并称为东亚的两个主要工业增长国家，是东亚地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不论是出于其政府的短视，还是出于中苏的保密，朝鲜在工业顶峰时代也仅仅是拥有了暂时的物质成就，却没有学习到真正的技术。此时资金与技术的双重缺失导致朝鲜大量先进设施停用，国内大多数工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到了90年代，苏东剧变，一度呼风唤雨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硕果仅存的几个国家也经济困难。对朝鲜来讲，这个敏感时期非常危险，高层的共识是此时如果再不改革，将会直接威胁在位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这个已经改革开放十年，并且取得了不错成效的老大哥。
地处图们江下游的罗津市和先锋郡两地，由于具有毗邻中俄两国优势，在1991年12月被匆匆设立为自由经济贸易区。其规划制定、法规政策均有生搬硬套中国深圳的改革措施的痕迹。

但事与愿违，朝鲜的特别经济区开放（从2013年开始，朝鲜猛增19个特别经济区），调子唱得很高，政策也都有效仿邻国的痕迹，但投资者寥寥无几，至今没什么进展。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朝鲜式“改革开放”的尴尬现状，源于内外两个限制条件。
内部来看，朝鲜的这次改革是迫于环境的被动式改革。因此，从改革伊始，官方的态度就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坚决性，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这就产生了两种奇怪的现象：

一是政治与经济观点的摇摆不定：朝鲜改革的目的是维护政权稳定性，手段是发展经济。但经济的变化一定会影响政权的归属，所以经济的发展要一定在官方容忍度之内，当经济发展有可能出现失控时，官方会立刻压制。

2012，金在干部会议上提出“对我来说，大米比子弹更珍贵。”这句话被人们认为是突破先军政治的束缚，以经济发展为先的标志。
但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又继续强调先军政治：“ 我们要高举革命的红旗，沿着自主、先军、社会主义这一条道路奋勇前进。”无疑，这是以政治为先，拒绝经济变革的观点。
到了2018年，完成核开发的金更是直接说出了自己桌上的核按钮剑指美国的口号，经济和政权孰轻孰重一看便知。

内部的政治摇摆，让外界很难看到投资朝鲜的长远回报，经济特区当然也就没有了价值。
失效的外在原因则是朝鲜妄自尊大的处世哲学和不得不依赖他国之间的矛盾。
朝鲜处事中最鲜明的特点是“反驯”，即小国展现出一种领导者的姿态，让大国跟随他们的本事，这是其所擅长的。这点从图们江的治理便可看出。但以下“杨斌事件”和“开城工业园”是其失败的两个典例。

2002年，朝鲜经济持续低迷，改革几无成效。在这种情况，朝鲜单方面突然委任华商杨斌为其第一个资本主义特区——新义州的特首。背后原因扑朔迷离，但其事先不经商量，单方面委任华商杨斌，明显破坏了中国的利益，有制约东北的嫌疑。
讽刺的是，在杨斌任职不到十天后，中国公安便以逃税罪名将其逮捕。随后，辽宁省中级人民法院便以合同欺诈、行贿等罪行判处杨斌18年监禁。虎头蛇尾的“新义州改革”成为了一场闹剧。朝鲜一方面希望他人来帮助改革，另一方面却霸道行事，所谓的经济改革当然很难得到外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