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之屠指的是公元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十月初四日），满清“江西提督”金声桓、“总兵”柯永盛在江西赣州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
根据《赣州府志》、《赣县志》、《行朝录》和《仿指南录》记载，1646年三月，满清军队从南昌南下，击破沿路明军。赣州府防守力量由各地援军组成，缺乏协同作战能力，不久后沦陷。满清军攻占赣州后，江西总督万元吉、武英殿大学士杨廷麟等与六千守城将士殉国，满清军屠城。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屠杀。史称赣州之屠。[1][2][3]

顺治六年（164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军放火焚烧鼓楼，趁明军慌乱救火之际，攻入城内。对南雄县民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67]“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68]

滿清的民族讎殺太多了，數都數不完!

接下來說日本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并在城外制造数起屠村事件，其中有数名五岁小女孩被奸杀掏心生吃，令人骇然。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蒋介石决定花园口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

1940年5月，日军对重庆城进行了20多天的轰炸，死伤者无数，半个山城被炸毁。
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日军逐步把主力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动用50多万兵力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100多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再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导致我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
1941年1月，日军包围冀东丰润县潘家峪村，焚烧该村全部房子，集中屠杀和烧杀1340多名村民，类似的屠杀在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比比皆是。6月，日机夜袭重庆，在较场口防空洞内躲避轰炸的3万多居民窒息而死。
8月，日军集10万以上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空前大“扫荡”，烧毁我房屋15万余间，抢掠粮食5800多万斤，残杀虏掠我国同胞2万余人。
是不是跟滿清很像?日本侵華就是走的滿清路線

在皇民化运动期间，日本人在台湾建造的神社比原来增加一倍以上。整个日据时代，台湾总共有68个神社，其中38个是在1937年到1943年间盖的。对于原来的佛教、道教等寺庙，皇民奉公会进行“寺庙整理”，使其数目大为减少，企图逐渐消灭这些传统信仰。
皇民化运动还有一个重点，是塑造天皇的神格形象，让人民顶礼膜拜。学生每日到校后，要向天皇肖像行礼。每天朝会升日本国旗后，必须面对皇宫方向遥拜。
推行日语
日本在台湾积极地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到1938年增为50%，1943年更增加到92%。1930年台湾懂日语的人不到10%，1937年猛增为40%，1944年更增加到70%。“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1]
“国语”运动是皇民化的重要内容。“国语”指日语。在皇民化时期，大量增设“国语讲习所”，鼓励台湾人讲“国语”，以普及日语能力。到了1943年，台湾人已有80%是所谓的“国语解者”（了解日语的人）。1937年4月以后，总督府全面禁止报纸的汉文版。在日据时代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师范学校开有汉文课，此时不再出现。学生在学校里被要求讲“国语”。在一般社会上，奖励说“国语”。对于全家大小24小时都用日语交谈（完全放弃自己母语）的知识家庭，则给予“国语家庭”的称号，“国语家庭”可以享受许多优惠，比如小孩更有机会进入小学、中学念书，公家机关优先任用，食物配给较多等等。
更改姓名
日本殖民当局鼓励台湾人改叫日本式姓名，是作为“真正的日本人”的重要形式。不过，改姓名采用“许可制”，不具有强迫性质，条件不够，还不能当“真正的日本人”。到了1943年底，改了日本姓名的人占当时人口的2%。虽说改名没有强制性，但是对于一些上层人士或与公务有关的人员来说，整个社会环境和气氛有要求改名的压力。许多人由此改了姓名。却又不顾“不得使用今姓所源之中国地名为姓”的禁令，起了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的姓氏，比如陈姓改为颖川，黄姓改为江夏。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曾改名为“岩里政男”。
在皇民化运动中，也有一些社会风俗的改造，比如提升民众素质的活动，亲切运动、微笑运动、礼貌运动等等。对于几乎所有以政治为根本目的的运动，这都是必要的“外包装”。当然，也有过史无前例的运动，以毁坏传统和风俗为能事。[2]
其實就是滿清開國初推廣滿語、剃髮易服和“抬旗”制度的加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