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4月11日，小波就离世22年了。这22年间，王小波从一个作家变成一种现象，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2018年年末，新京报组织了一场“改革开放四十年”好书排行榜公众投票活动，其中，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被选为第二名，第一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在多个知名院校，图书馆借阅榜前十名都有《王小波全集》；22年间，小波的小说、杂文一版再版，出了不计其数的版本，外加无数盗版，简直铺天盖地；用王小波作品撰写的博士、硕士论文，以及研究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官方文学史不知如何评价王小波、不知如何为其定位（不知道该把他归入哪一流派）的尴尬中，王小波的作品在荒蛮的旷野自由自在，野蛮生长。
　　王小波现象的出现，在我看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王小波的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难定位。就像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所言：“王小波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异数。”他既不属于现实主义，也不属于浪漫主义，看不出路数，看不出师承。有些蛛丝马迹，但都没有实锤。例如在《我的师承》一篇中，小波列出的人都是些走背字的翻译家和前诗人：穆旦啊、王道乾啊，他喜欢的小说家也很少有人提起：卡尔维诺啊，杜拉斯啊。从我平时与他的接触中可以确知，他跟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无关，我没发现他真心佩服过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但绝对不是源于傲慢和轻薄，而是因为他的评价标准是世界文学通用的标准，如果中国没有人到达那个高度，他就无法违心地赞赏。王尔德有过一个文学评价标准，大意是文学没有什么这流派那流派，只有两派，一派是写得好的，一派是写得糟的。我想，小波的文学是属于写得好的一派，所以它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其次，王小波的思想杂文是在改革开放时面世的，而那恰好是中国70年来思想最为活跃、言论最为自由的一段时间。小波的文字在小说之外，有一项重要内容是杂文，是鲁迅式的思想小品，常常是对时弊的针砭，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夹叙夹议，妙语连珠。冯唐有一次参加了一个活动，回来对我说：“今天在一个活动上，又听了小波的一篇杂文，写得还真是好。”冯唐这人是相当狂傲的，轻易不会说谁的东西好，曾以金线论得罪了所有的作家。连他都说好，那就是真好了。记得一件轶事，有一阵小波给《三联生活周刊》写专栏，每周他的稿子一到就会引起一阵骚乱，编辑部的年轻编辑们争相传看，击节赞赏，因为他的杂文思路新颖奇异，文字风格独特，引起人们先睹为快的冲动。
　　再次，王小波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使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从1950年代以来，所有人的安身立命方式只有进入机关、学校、企业或生产队，总之要进入一个单位才能存活，那里有人发工资，被人管理。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自由职业，王小波从人民大学辞职成为自由作家，这在当时还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有好几篇关于他生平的文章论及他这一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其实全世界所有的作家全都是靠自己的收入养活自己，像中国作协这样发工资写作的事情是十分罕见的。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如果被人养起来，就不好意思说人的不是，就不自由了。而在王小波心目中，写出真实的想法、说出真实的看法是他的写作要守护的底线。不自由毋宁死，这不仅是一般人的底线，更是一位生性敏感的作家的底线。小波选择自由作家的生活方式，是他向往自由写作的必然之选。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自由写作、自由生活的人，这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真正希望。
　　此外，王小波与我的爱情故事似乎已经成为经典。有一次，我偶尔看到一个相声节目，那人说：有个作家把给女友的情书写在了五线谱上。这说的不就是我们的故事吗？一位文学评论家有一次说，他觉得在王小波的所有文字当中，写得最好的还是他写给我的情书。这个评价当然不那么公正，也许与他说这话时正在谈恋爱有关，但是从后来《爱你就像爱生命》是小波所有书中卖得最好得一本可以看出，王小波现象当中，我们的爱情故事也的确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内容。
　　在王小波逝世22年之际，让我们共同怀念他，阅读他的文字，理解他的思想，分享他为我们创造的奇妙无比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文/李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