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与议员的对话
“无限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假如无限中没有我，那我就是它的界石，它就不再是无限了。换句话说，它就不再存在。然而它却是存在的。因此，它之中就有我。无限中的这个我，便是上帝。”

人的思考永无止境。人在思考时，冒着风险分析和钻研自己所赞叹的东西。几乎可以说，由于一种绝妙的反作用，人的思考令大自然也眼花目眩。我们周围神秘的世界，能吐其所纳，瞻望者很可能也被瞻望。不管怎样，尘世间有些人——是普通的人吗？——在梦幻的尽头清楚地望见了绝对的巅峰，看见了连绵不断、惊心动魄的山峦。

他上了大街，沿着房屋，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去，就像受了侮辱的人，神情非常忧郁。他一次头也没有回。假如他回头的话，就会看见科尔巴十字架旅馆的老板站在门口，正用指头指着他，激动地说着话，旅馆里的所有客人和街上的所有行人都围在他身边。他如果看到那群人不信任和慌张的目光，就会猜到，他的到来马上会在迪涅传得满城风雨。
这一切，他什么也没看见。心中忧郁的人是不会朝后看的。他们深深知道，厄运总跟在他们后面。

让·瓦让因“夜间破门盗窃民居”罪，被送上当时的法庭。他有一支枪，枪法赛过世上任何枪手，多少也是个偷猎者，这些都对他很不利。人们对偷猎者抱有成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偷猎者和走私者一样，同强盗相差无几。不过，顺便说一句，这些人和城里凶恶的杀人犯相比，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偷猎者生活在森林里，走私者生活在山里或海上。城市造就腐败的人，也就产生了凶恶的人。高山、大海、森林造就野蛮的人。它们助长人的野性，但常常不毁灭人性。
让·瓦让被宣判有罪。法律的条文是很明确的。在我们的文明中，有一些极其可怕的时刻；那是刑法宣告罪犯毁灭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灵，遭到社会无可弥补的彻底抛弃，这是多么悲伤的时刻啊！让·瓦让被判五年苦役。

巴黎人对于法国人，正如雅典人对于希腊人。谁都没有巴黎人睡得好，谁都没有巴黎人轻浮和懒惰，谁都没有巴黎人忘性大，然而对这一切不要信以为真。巴黎人可以对什么都漫不经心，可一旦事关荣誉，就会有万夫莫当之勇。给他们一支长矛，他们就会干出八月十日的举动；给他们一杆枪，就会有奥斯特里茨的胜利。他们是拿破仑的支柱，丹东的后盾。为了祖国吗？他们可以扛起武器；为了自由吗？他们可以喋血街头。注意！他们冲冠的怒发谱写过英雄史诗；他们的工作服可与希腊人的短披风相比拟。当心！他们会把一条普普通通的格雷纳塔街，变成卡夫丁峡谷。时候一到，这郊区的人民就会长大，这矮个子的人就会站起来，就会怒目而视，他们的气息会变成大风暴，从他们纤弱干瘪的胸腔，会呼出强风，足以动摇阿尔卑斯山的丘壑。多亏巴黎郊区人，加上武装的军队，大革命才得以征服欧洲。他们唱歌，是因为他们快乐。假如让他们唱的歌同他们的性情相称，那你就看吧！如果他们唱来唱去只唱《卡马尼奥拉》，那他们只会推翻路易十六；你若让他们唱《马赛曲》，他们就能拯救全世界。

大家拥了上来。一个人的献身精神，激发了大家的力量和勇气。二十只胳膊把车子抬了起来。福施勒旺老头得救了。
马德兰爬起来。他汗流浃背，却脸色苍白。他的衣服撕破了，满是污泥。大家都哭了。老人吻他的膝头，称他是仁慈的上帝。而他，在他的脸上，有一种难以描绘的既痛苦又幸福的奇妙表情。他平静地看着雅韦尔，雅韦尔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他。

芳蒂娜的痛苦遭遇到了这般地步，她已不再是从前的芳蒂娜了。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也化成了石头。谁接触她，会感到寒气袭人。她从你面前经过，任你糟塌，也无视于你；她是屈辱和严厉的象征。生活和社会秩序已把她抛弃。可能发生的事她都发生了。她已感受了一切，经受了一切，体验了一切，遭受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哀悼过一切。她逆来顺受，这种屈从却似冷漠，正如死亡类乎睡眠。她什么也不再躲避。她什么也不再害怕。哪怕所有的雷雨浇到她的头上，整个海洋泻到她身上，那又有什么关系！她是一块吸满水的海绵。
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想像自己已陷于绝境，穷途末路，那是错误的。
唉！所有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它们通向哪里？为什么会这样？
知道答案的人，便能看清人世间的黑暗。
他是独一无二的。他叫上帝。

这一路上他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和早晨一样，他望着树木、茅屋顶、耕田一一闪过，望着景物转瞬即逝，每拐一道弯，原来的景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这样欣赏景物，有时会使人心旷神怡，不再想其他事情。万千景物第一次看见，也是最后一次看见，还有什么比这更深奥、更令人伤感的吗？旅行，时时刻刻都有生，时时刻刻都有死。也许，在他脑海最深处，他在将人生同这些变幻无穷的视野进行着比较。人生的一切都是稍纵即逝。黑暗和光明交替出现，使你目眩的光明刚刚消失，黑暗便接踵而至。我们举眸凝望，我们急急匆匆，伸手去抓一闪而过的东西。每个事件好比路上的一道拐弯，转眼间，人就老了。仿佛摇晃了一下，周围就变得一片黑暗，只辨出前面有扇黑乎乎的门，拉我们走完了人生的那匹深色的马，现在骤然停下，一个朦胧不清的陌生人在黑暗中把马卸下。

只有野蛮民族才会凭一次胜利，突然强盛起来。那是昙花一现的虚荣，犹如暴雨涨满的河水，转瞬即逝。文明的民族，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因为一个将领的运气好坏而起落升降。他们在人类中间的重量，不取决于一场战争，而是其他。他们的荣誉，感谢上帝，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光辉，他们的才华，不是那些英雄和征服者在玩战争赌博时所能下注的筹码。常常是战争失败了，社会却获得了进步。少一些光荣，就会多一些自由。战鼓停了，理智就会说话。那是败者获胜的游戏。

民主之伟大，在于不否定、不放弃人类的一切。在人权的附近，至少在旁边，存在着灵魂的权利。

人人都注意到猫的一种习性，喜欢在一扇半开半合的门前徘徊不定。谁没对猫说过：进来呀！有些人在若明若暗的意外事情面前，也会在进与退之间举棋不定，等到命运突然把冒险的大门关闭，而被命运压得粉身碎骨。过分谨慎的人，即使他们是猫，也正因为他们是猫，往往比敢于冒险的人有更多的危险。

丹东大吼一声：果敢，犹如上帝大喊一声：给世界光明。为使人类前进，必须从山顶上不断发出鼓舞勇气的豪言壮语。大胆的行为使历史光辉灿烂，它们是人类的奇光异彩。曙光初生时，是敢作敢为的。尝试，冒险，坚持，不屈不挠，忠于自己，与命运搏斗，不怕灾难，时而冒犯不公正的强权，时而唾骂狂热的胜利，坚韧不拔，顽强奋战：这就是世界人民需要的榜样，是激励他们前进的光辉。普罗米修斯的火炬和康布罗纳的烟斗发出同样灿烂的火光。

他有知识，有才智，但屡屡失败。他处处碰壁，事事落空，搭起的架子会塌下来砸着自己的脑袋，砍柴会伤着自己的指头。他有了情妇，很快会意识到还有个同性朋友。他随时都会遇到不幸，这样，他反而生活得快快乐乐。他常说：“我住在摇摇欲坠的屋顶下。”因为意外全在他预料之中，所以他从不大惊小怪，面对厄运，他处之泰然，面对命运的捉弄，他付之一笑，只当命运在同他开玩笑。他很穷，但他怀里装满了愉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的钱很快会用光，但他的笑却是无穷无尽。当厄运降临到他身上，他会友好地向这位老朋友致敬，会拍拍灾星的肚子。他同厄运亲密无间，竟至于直呼其小名：“你好，吉尼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