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
董乐山

4百度，审核个头啊啊啊啊啊

确实是这样。他尽力接近下层民众，体验他们的生活，但是有一道无形的墙，隔在他与他们之间，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他的身上的中产阶级烙印。英国的阶级区分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等级森严，这种区分看不见，摸不着，然而无处不在，不可逾越。奥威尔由于童年的创伤，对这一弊端极其敏感，对上层阶级有着一种刻骨的仇恨和厌恶。但是他出身于这一阶层的边缘，而且受到这一阶层的教育，因此即使他后来在穷困潦倒流浪巴黎和伦敦的时期，使他无法同下层贫苦群众打成一片，虽然他努力这么做了。别的不说，出身和教育养成的说话口音，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甚至在他病危住院期间，听到隔壁病房探视者的上等阶级口音，还在笔记本中记下他的一段感想：“这是什么口音！一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沾沾自喜、过份自信的口音，一种深沉、洪亮而带有恶意的口音，你没有看到也可以凭本能感到，他们是一切智慧的思想、细腻的感情、美丽的事物的敌人。怪不得大家都这么憎恨我们。”请注意最后的“我们”一词。奥威尔作了毕生的努力要与自己的阶级决裂，最后还是意识到他所属于的这个可憎的上层阶级。他曾经说过，“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有一个故事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为了体验穷人的生活，曾经伪装成酒醉的流浪汉，去辱骂一个警察，想被抓到监狱里去尝一尝与穷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滋味。但是那个警察从他醉酒后的口音，一下就听出了这个身披借来的破烂衣服的醉鬼是一个出身伊顿公学的地道绅士，并没有上钩，而是善意相劝，叫他乖乖地回家去。也许他的侄女的话最一针见血地说明问题，她对奥威尔的传记作家克立克说：“他的一切疙瘩都来自于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

后来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维冈码头的经验最终树立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当时伦敦一家左翼出版社约请他到那里去考察大萧条期间工人阶级状况。这次考察和后来的西班牙内战（这在以后再说）用奥威尔自己的话来说，“改变了一切。从此以后，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我写的严肃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我所了解的那种极权主义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这次为期只有几个星期的工业区考察之行，打开了奥威尔的眼界，使他亲身体验到了社会的不公和人间的苦难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以前，他生活颠簸，对下层社会生活不是没有体会，但毕竟这是个人经历，只有到了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后，他的这种体会才有了社会性和阶级性。这种政治上的“顿悟”也许可以用禅宗信徒的大彻大悟来做比喻，也仿佛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听到上帝的启示而皈依基督教一样---- 奥威尔的“去维冈码头之路”就是保罗的“大马士革之路”。不过在他身上用这种宗教比喻恐怕是十分不恰当的。尤其是因为奥威尔是一个十足的理性主义者，他对某些社会主义政党的神秘性和盲从性特别反感。做这样的比喻只是说明他的觉悟的即时性、彻底性和不可动摇性而已。

在维冈码头时，奥威尔并没有像一般记者那样仅仅作为一个进行采访的旁观者。《去维冈码头之路》中有一段文字可以扼要说明奥威尔在考察失业者的惨淡生活的旅程中突然面对面看到人间苦难时所得到的闪电般的启示：
　　穿过那尽是钢渣和烟囱，成堆的废铁和发臭的沟渠，靴印交错的泥泞的煤灰小径所构成的丑恶景色，火车把我载走了。时已初春三月，但气候仍极寒冷，到处是发黑的雪堆，我们慢慢地穿过市郊时，一排又一排灰色小破屋在我们面前掠过，它们与堤岸形成直角。在一所房子后面，有一个年轻妇女跪在石块地上，用一条棍子在捅从屋子里接出来的----我想大概是----堵塞了的排水管。我有时间看到她身上的一切：她的麻袋布围裙，她的笨重的木鞋，她的冻红的胳膊。火车经过时，她抬起头来，距离这么近，我几乎看到了她的眼光。她的圆圆的脸十分苍白，这是常见的贫民窟姑娘的憔悴的脸，由于早产、流产和生活操劳，二十五岁的人看上去像四十岁。在我看到的一刹那间，这脸上的表情是我见到的最凄惨绝望的表情。当时这使我想到，我们常说的“他们的感觉同我们的不一样”，还有什么贫民窟里生长的人除了贫民窟不知有别的，这话是何等的错误。因为我在她脸上看到的表情并不是一头牲口的无知的忍受。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遭遇是什么--- -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在严寒中跪在贫民窟后院的脏石块上捅一条发臭的排水管，是一种多么不幸的命运。

好像有篇科幻小说提过？记不得了..

寂静之城？？？？？？？

如果说，维冈之行是偶然的话，去西班牙参加内战则是自觉的行动，他曾向一位编辑友人说：“我要到西班牙去了。”那人问：“为什么？”他答道： “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去制止它。”他在西班牙作战时间不长，最后以喉部中弹不得不回国治疗和休养。但这短短几个月的战斗，特别是共和政府军方面国际纵队内部派系的猜疑和斗争，不仅没有削弱，倒反而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明确了他要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变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当时流行的看法是法西斯主义是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只是极少数人认识到它是一种变种的社会主义。而在政府军一边汇集的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中，不乏那种以社会主义为名，实际上为了霸主地位而在敌人的闪电轰炸中，在横飞的子弹中，向自己的同志背后放冷枪的国际阴谋家。一颗法西斯子弹打中了奥威尔的喉部，就在他回国疗伤的途中，还有人一路跟踪到巴塞隆那来进行追杀。看来这些同一战壕中的同志有兴趣的不是共同保卫共和国抵御法西斯主义的敌人，而是消灭有独立思想不跟着指挥棒转的盟友。这伤透了他的心，更加深了他对极权主义的痛恨，不论这种极权主义是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变种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这条道路尽管曲折，却终于使奥威尔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能够写出《一九八四》那样的一部二十世纪政治寓言的经典。

从文学写作的方法上来讲，奥威尔找到“自性”也是经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他从缅甸回来后立志于写作，为此还有意识地到巴黎和伦敦体验下层生活，但这一时期写的作品并不成功，只有亨利·米勒认为他的初期作品《在巴黎和伦敦穷困潦倒的日子》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因为他经过几年锲而不舍和看来是无望的努力，终于形成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是在黎斯看来，他没有把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在书中贯彻始终，这是美中不足。不过瑕不掩瑜，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找到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上，这就是把新闻写作发展为成一种艺术，在极其精确和客观的事实报道的外衣下，对现实作了艺术的复原和再现。最后他在《去维冈码头之路》和《向卡塔隆尼亚致敬》两本书以及像《射象》和《绞刑》这样好几篇记述文中，把这种写作新形式提高到了完美的境界。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诺曼·梅勒和杜鲁门 ·卡波蒂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和笔墨，互相反驳对方自称为“非虚构小说”的鼻祖。他们大概没有读过奥威尔早在他们出道之前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否则他们就不会闹得如此不可开交了，相反会对自已的大言不惭，感到无地自容。

奥威尔反极权主义的斗争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因此揭露极权主义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钟，让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对伦理的破坏，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听任它横行，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奥威尔是一九四八年写完这部政治恐怖寓言小说的，为了表示这种可怕前景的迫在眉睫，他把“四八”颠倒了一下成了“八四”，便有了《一九八四》这一书名。事过境迁，也许这个年份幸而没有言中，但是书中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种种恐怖在世界上好几个地方在一九八四年以前就在肆虐了，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也不能说已经绝迹。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能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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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看了《寂静之城》才知道《一九八四》的

寂静之城好象是仿1984写的

2005年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