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思考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变法失败，是因为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一致反对新法而最终采取的武力反扑，造成了百日维新运动最终的失败。
而在维新运动中，身为主要的发起者之一，梁启超先生也都是这样的认为的，并且，在其后来编写的总结史实一书《戊戌政变记》中，也同样把变法的失败，归咎于来自朝野的保守派与狡猾的慈禧太后联手造成的各方阻碍，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我们再次回顾史实，这样的说辞固然没有瑕疵，但是，当我们慢慢地深究历史中的各处细节，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此次维新运动的失败，其中的内情绝非那么简单。
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参与的人很多，并且，当时的变革者，意图变革改良的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如果只是一概而论此次运动失败的原因，那就真的太片面了。

首先、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此次事件中，最重要的两个主角便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众所周知，这两人并非亲生母子关系，而是其他的三重个人关系：名义上他们是母子，血缘上他们是姨甥，传统亲戚关系上他们是叔母与侄儿。
其实，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是当时的醇亲王奕譞，醇亲王也就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也就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而载湉则是醇亲王与慈禧太后的妹妹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并且，在光绪帝成为皇帝之前，清朝历史上，还有这样一场骨肉被迫分离的画面：
在慈禧太后的亲生的儿子同治皇帝去世的当晚，在皇室决定皇位继承人的重要会议上，慈禧太后一意孤行，执意将当时年仅四岁的载湉，过继给自己做儿子，并且，拥立载湉为皇帝。而载湉的亲生父亲奕譞，在看到了慈禧太后如此举动，当场昏迷倒地，不能起身。
一生历经沧桑的奕譞，对于慈禧的为人是非常了解的。

并且，他心中更是知晓：慈禧如此作为，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皇权在握，而让自己的儿子登基，不过是要他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而已。也许你会认为，若自己的儿子可以登基，醇亲王不就父凭子贵更加的位高权重？
其实不然，睿智的醇亲王在看到儿子即将成为傀儡皇帝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明白：自己很有可能会成为慈禧太后下一个打击的对象。
醇亲王的一生，做事十分的谨小慎微，对于慈禧太后更是恭敬有加，但是，当得知自己的孩子要被强行夺走继承大统之时，醇亲王的昏厥表现也足以看出此人的性格十分懦弱。有其父必有其子，恰巧光绪皇帝也是这般优柔寡断的懦弱性格。
但是，很遗憾的是，光绪皇帝只是继承了其亲生父亲的懦弱性格，却没有继承其父亲的谨小慎微，这对于长居深宫的光绪皇帝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而我们客观地来看一下光绪皇帝名义上的这位母亲，也就是现今的慈禧太后，这个历经残酷的宫斗而能屹立不倒的女人。哈尔滨师范大学的教授隋丽娟，曾经在其《正说慈禧》的系列讲座中，就十分精辟地总结过慈禧太后的手段，她称其：“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可以洞悉人性的同时，巧用心计，更是把自己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能处险境而不乱，敢作敢当。”当然，这也正是专制时期的帝王应该具备的过硬素质。
纵观整个大清王朝，它吸取了明朝败亡的教训，所以，未来的皇位候选人，更是大清朝的国运昌盛的保证，所以，他们对各皇子们的教育可谓是严苛至极。据记载，每一位皇子从童年起，便要服从的第一件大事情就是：刻苦读书。
刚刚登基不久，还不满五岁的光绪皇帝，就在光绪二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正式开始了其读书生涯，这期间，他的导师翁同龢更是对光绪皇帝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翁同龢来自一个官宦世家，而且，还是翰林院出身饱读诗书，更是同治、光绪两代的师傅。所以，他对于光绪皇帝的教育并没有和其他帝师一般，拘泥于四书五经这样的封建纲常之类，而是，更加开明地结合着当时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世界趋势，同时，引入了一种新鲜的中外历史和激进的启蒙式思想教育。
所以，翁同龢把很多与之相关的时政都纳入到了皇帝的教育课程中来。
可以说，就是帝后这样特殊关系，导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感情基础并不牢固，再加上，自古政客都是多疑的，所以，更多的时候，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惮，两人的关系始终是扑朔迷离的。

其次、特殊的形式确定慈禧太后不可捍卫的权力：在光绪十二年时，慈禧太后为了照顾朝野舆论，维护皇室的良好威望，更是为了不违背祖制，假意试探了一下：提出了让光绪皇帝亲政事项。而此时的醇亲王，对于慈禧太后当时的真实意图早已了然于胸。
为了让慈溪太后感受到自己的诚意，也为了朝局的稳定，更是心疼自己那个四岁就参与到政治漩涡中来的儿子，醇亲王依然选择附和慈禧太后，带领着众大臣一起发起了一场“恳请慈禧太后亲自训政”的请愿行动，这件事情的影响范围十分之广。
最终，也将慈禧太后的训政形式，用最正式的一种方式确定了下来。这形式则被史书称之为《训政细则》，在这本细则中，明确的提到了：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听政权以及国家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全部保留在了慈禧太后一人手中。

时间来到1895年，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在与日本交战的甲午战争中惨败了！
清朝当时举办的洋务运动，其实，与日本开展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一时段开始的，并且，在这次运动之中，清朝取得的经济、军事成就丝毫不输于日本。可是，到最后，清朝却败在了一个与自己相比微不足道的弹丸小国手里，一时之间，中国的有识之士大多都为之愤慨。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清政府推行的所谓的“为了自强而进行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通过这样的打击，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终于开始觉醒，并意识到：光是改变政治体制是不可能强国的，唯有变法维新才是这个国家的唯一出路。
1895年5月2日，就在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的同一天，激怒了当时准备京试的学子们，这里不乏有一些思想前卫的激进学者，所以，才有了后来在京城参加会试的学子们，以康有为为首，共同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强烈恳请光绪皇帝效仿日本和西方，大力推行变法。
众所周知，第一次“公车上书”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效果，毕竟，是一群在朝廷看来进京赶考的毛头学子而已，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但是，这样的行为却在民间推动了后期“国民问政”的良好风气，各种各样的议政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京城的各个角落。
而不甘平庸，坚持不懈的康有为，连续五次上书变法。当然，也是在翁同龢的鼓舞之下，光绪皇帝阅读了康有为亲自撰写的《日本变政考》和《彼得大帝变政纪》，读完之后，光绪皇帝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由此，才萌生了必须要大力变法以挽救江山社稷的想法。

而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真的态度，真的是众人心中所想的“满心拒绝”吗？
我们查阅史实，在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著作《慈禧外纪》一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慈禧太后对于光绪帝的变法行为，也有过十分明确的态度。慈禧太后曾交代光绪皇帝：只要变法措施不违背大清朝的祖制，不会损害清朝的权势利益，她便不会阻止其变法。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态度有值得注意的两点：
一个是她赞成变法；

另外一个是她主张在不违背祖制的情况下，慢慢地有节制的变法。
由此可见，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帝后二人对于变法的问题是达成一致的。在慈禧太后这一方看来，也是由于之前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和现实中的清朝正受到内外威胁的两方面原因，最终，在慈禧太后权衡利弊后，同意了变法的主张。

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在1898年6月10日，光绪皇帝令帝师翁同龢起草了变法思想汇总《明定国是诏》，亲自呈给慈禧太后审阅，当然，也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首肯，并于次日正式在朝野颁布，表明了帝后二人变革的决心。

也就这一日起，百日维新运动才拉开帷幕。事实上，慈禧太后是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可是，后来的戊戌政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后、变法运动背后，帝后矛盾升级日益显现：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废除陈旧的科考制度、办理新学堂、鼓励私人工商资本运作、建立新体制军队、废除一些无用禁忌等等。除此之外，康有为心里还怀揣着很多尚未发表的新政，有一些甚至是颠覆性的，比如：制定宪法，让皇帝亲自统帅军队，改年号为维新等等。
虽然，此时的帝后处于不同的政治认知层面，在变法一事上达成了共识，但是，随着光绪帝大刀阔斧的发动变法改革层层深入之后，帝后二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就日益凸显了，最后，慢慢就演化成为了在所难免的现实利益的碰撞。
守旧派不断阻碍着光绪皇帝的改革步伐，为了搬走绊脚石，光绪皇帝下令：将部分迂腐守旧的朝廷命官们纷纷革职。更让慈禧太后无法容忍的是，光绪皇帝任命谭嗣同为军机处大臣，试图架空固步自封的军机处。而后来，光绪帝居然召见了新军统帅袁世凯，试图去抓住大清军权。
在这期间，慈禧太后为了维护自己及部分守旧势力的权益，不断做着各种动作。就在变法进展到第5天的时候，慈溪太后就要求光绪皇帝下了三道上谕，大致意思意是：免去帝师翁同龢的朝廷职务，逐回原籍，凡是新上任的二品以上大臣，都需要在走马上任之前，到皇太后面前谢罪，亲自受命于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使其大权在握。

就这样，帝后二人以及背后的帝后两党，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争夺战。
维新运动，其手段过于激进，矛头曾一度指向了慈溪太后，到后来，居然开始威胁到了慈禧太后苦心经营数十年才建立起来的权力架构，这才是慈禧太后万万无法容忍的地方。后党权力的基础，正是皇权不可触碰的地方，也是皇权最大的威胁。慈禧太后可以在保证自身权益共同体不受威胁下支持变法，而妄图架空她苦心经营的政治果实，这是她绝对要给予反击的。
所以，在当年的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刚刚回到紫禁城，就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之后，开始大规模的抓捕维新党人，一些参与运动的人纷纷出逃海外。而在康有为、梁启超准备出逃海外时，同为运动领袖的谭嗣同，却选择留下来直面面对这次政变。谭嗣同认为：“所有的变法运动，不流血就不可能成功。”所以，他愿意做第一个为变革流血牺牲的人。

其实，如今看来，在谭嗣同这位勇者的话中，隐藏了很多深意，细细的品味之下，就会知道很多变革的无奈和令人痛恨的历史史实。
一方面，谭嗣同深刻、简练地总结了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就是因为：在迂腐的清朝政体结构下，可以为政治改良提供可能性的道路已被层层封锁，路彻底堵死了，所以，按照其他国家的常规变法路线，在清朝迂腐的官员体制下，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没有更多的人愿意为其做出牺牲，那么，改良之路是无法引起国民的重视的，最后，也只会以失败告终。所以说，在清朝，唯有流血才能打开变革之路。
另一方面，谭嗣同用身体力行的方式与清朝的顽固势力进行着对抗，谭嗣同始终被历史评价为：一名勇敢的正人君子，他的改良作风也是十分明朗高尚的，他用鞭辟入里的道理，向世人做着有力的阐述：敢于改革的先行者都是高尚而勇敢的，他们不会躲在别人的身后，关键时刻让他人代替自己承担后果，那样就不是先行者，而是彻头彻尾的阴谋家。谭嗣同的大义凛然，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