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危机——“豹”号调查结果】
德国外交部在“豹”号爆炸事件上大做文章，在胁迫战争的压力下，俄国不得不同意德国组建调查团来调查海参崴的爆炸事件，而除了德国以外，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尼德兰、葡萄牙等国在伦敦的主导下建立了联合调查团，负责调查对远东事件的真相。
8月3日，联合调查团到达了海参崴，5日，德国青岛及驻华机构官员临时组成的德国调查团也来随后到达了海参崴。两个调查团队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到了9月5日，无论还有多少事情仍然尚未查清，事件在这个时候必须给出一个结果。
由于缺乏调查设备以及此事事件的关键点“豹”号的大体船体基本已经在爆炸后化为了碎片，剩下残骸也分为了大小不等，在海上很难捞上来，调查团队只能对海参崴当地的俄军，以及德国远东海军的目击者等进行提取证词，以及对当时在海参崴港口内的战舰进行调查。
在一个月的调查后，德国调查团对事件总结，认为“豹”号的爆炸只有俄国方面有着下手的可能，并将前几个月日本在海参崴附近海域的水面报告里关于俄军布置水雷作为证据。联合调查团没有对事件给出直接的证据，但通过各种间接的证据以及推测表明，俄军对“豹”号事件存在着最大的嫌疑。
英国主导的联合调查团队以及德国调查团皆在此事中将事件总结为俄国为最大嫌疑，虽然俄国对调查的结果并没有表示认同，但在各方压力下，圣彼得堡方面只能被迫默认了事件的结果。而美国方面则认为联合调查团极度缺乏直接证据，对调查结果并不认可，在伦敦方面宣布结果后，美国政府宣布不承认联合调查团结果，其派遣的调查人员也退出了调查团。
效果：各方抉择。

【中国的发展】
中国自近代开始便逐渐与世界经济接轨，其强大的自然经济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半殖民地国家，尽管商品经济在中国的不断发展，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个过程却极其漫长，在中国内陆的农村，甚至是一些城市，远离列强资本影响下，其自然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收到太大的影响。然而，在二十世纪初，义和团之乱让欧洲有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在各国压力下，清政府被强迫签订《辛丑条约》，这份条约将中国自然经济以一种十分直接暴力的手段撕开，列强分割了在华利益势力范围后，英、法、日以及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权益，以家庭个户为主的自然经济被超加速解体，较为重要的便是对关税的控制，外国对华的商品输出激增，在1903年，进口便超过了六亿两，在1865年，这个数字只有5500万两。但除了商品输出以外，各国资本也逐渐涌入中国，比较著名的便是广东地区的生丝纺织工业，法国商品的输出迅速将当地的手工业摧毁，但在不久之后，法国资本的进入让一些掌握先进生产力以及管理模式的大型工厂逐渐在广州建立起来，法国商人依靠倾销垄断了当地的消费以及劳动力市场，通过向法国国内出口赚取巨额利润，投资回报让外国在华投资数量的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中国的商品经济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也逐渐开始产业专业化，江浙一带的丝绸及生丝产业在与日本的生丝行业竞争中落败后逐渐向棉纺织转型，通过航运进口的成本相对于内地运输来说大为减少，这使得江浙一带对印度地区生产的棉花进口激增，上海、杭州等港口城市在与国际贸易之中迅速发展起来。在1895年，出口量从1865年的5500万两增长到了1亿4500万两，辛丑条约后，这个数字一度下跌，不过随后迅速回升，到了190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四亿大关，尽管与进口数量仍有较大差距，但是贸易逆差已经有所好转的迹象。
自然经济的迅速衰落以及商品经济的崛起的这一过程中，外国的银行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英国的花旗银行作为最早一批进入中国金融业的银行，其不仅经营着正常的银行业务，对英国资本在华投资及中国民族企业进行贷款，同时还充当着清政府财政代理，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被迫从列强借取大量贷款，而这些外资银行接受作为偿还外国贷款担保的中国海关税收及盐税存款。得到了关税及盐税的担保，这些外资银行开始发行自己的钞票，如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在中国，货币已经从易物换物的中间品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商品，通过对这种商品的垄断，外资银行两头收益，一边投资高额利润投资，一边利用清政府的财政赤字，进一步的扩大了其在中国的金融地位，如同英格兰银行当年一般，其发行的银行券已经在中国国内逐渐成为了硬通货币之一，中国国内传统的当行及钱庄在资本总量及管理模式上都落后于欧美的银行，在竞争中落败，清政府也鼓励中国本土的银行出现，从1898年允许创建本国的私人银行开始，超过十年的时间，中国本土的银行已经有数十家，而清政府也以官方的形式成立了户部银行，后改为大清银行，在立宪之后，再次改名为中国银行。
除了控制中国的金融，外国资本也通过对控制中国的运输来达到对中国进行进一步经济渗透的目的。英国、法国、德国在中国修建了大量的铁路，俄国为了保护其在辽东半岛的影响力，在东北境内修建了大量的铁路，而这一个权益在日俄战争后落入了日本人的手里。而修建这些铁路的钱，则是以清政府向列强贷款的形式进行筹资，至于铁路的经济权益，则是以无偿的方式由清政府“转让”给外国资本，修建大量铁路的同时，清政府也负担了大量的债务，对经济主权的丢失有着推进的作用。除了修建铁路，在华的外国航运业也垄断了中国的航运，英国长久保持着领先的位置，垄断了长江及江浙一带的航运，辛丑条约后，美国在华航运迅速衰落，日本和德国依靠政府大量的补贴，先后创立了在华的航运公司，取代了美国在华航运的市场，成为了强大的竞争者，在西南地区，法国人则牢牢的控制了当地的航运。
在华的外国人不只局限于银行、航运和铁路运输业，而且还涉足采矿业和制造业，其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便是以日本资本为背景创立的汉冶萍煤铁公司，以及英国控制的开平煤矿，这些矿业公司与外国开设洋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通过和这些外资企业的合作，外国银行业向中国的各个行业进行渗透，如茶叶加工、修船、酿造、棉纺织、保险、贸易等等，如同工业经济（金融）联合企业或者共同体。而中国民族企业，一方面要与这些外国企业竞争市场，一方面因为本土金融的弱小，有求于外资银行的财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这个共同体的一环，以中国实业家和企业家为主体的立宪维新党与这些洋行外企关系十分的密切，对于中国立宪，外国资本是持有支持的态度，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他们也可以影响清政府上层的抉择，以保护他们在华的长远利益。
总的来说，外国资本在华的投资回报远远大于其投资的成本，不仅通过掌控中国经济命脉获取大量的利润，也扩大了其在华的各方面影响力。然而，这种现象也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及一些民族实业家的反抗和不满，在粤汉铁路一事之中，杨度代表的民族实业家及商人群体从法国铁路公司手中赎回了铁路的经济权益，也反映出了中国国内的民族工业对于外国经济渗透的抵制心态，现任财政大臣的熊希龄便是主张保护民族工业的实业家，湖南瓷业在其大力发展下引入了西方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湖南瓷业制造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在国内市场有了一席之地，并趁着日俄战争爆发之际一定程度吞食了日本企业的市场份额，民间也有支持国货的舆论，但影响不大，对于民族企业来说，失去关税主权致使外国商品倾销才是致命的，随着西方的经济理论进入中国，支持李斯特的保护工业论在中国的实业家中拥有了大量的市场，但由于中国金融行业仍然被外国牢牢控制，他们一方面想收回关税，但却一方面不想失去外国资金，导致口号大于实际行动。随着欧战的爆发，这一现象出现了转机，除了英国银行以外，法国、德国从中国抽回大量资金，发行的银行券的硬通程度有所动摇，日本和俄国因为日俄战争筋疲力尽，刚刚担任财政大臣不久后，熊希龄便应见了中国银行家组成的代表团，他们希望能够借此契机，能够扶持本土银行业，并从列强手中收回部分经济权益，对此熊希龄虽然表示同意，但是清政府此前大肆扩军，财政赤字压力愈发增大，不得不求助外国银行贷款来缓解压力，减少压力唯一的方法便是减少军费，裁军，但这又岂是熊本人能够决定的事情。

【欧洲跌倒，亚洲吃饱】
在西园寺内阁的带领下，日本战胜了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经济权益，发动这场战争让日本政府以及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本国内的商业活动在战争期间变得萧条，物价普遍性的上涨，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而日本政府则不惜举债维持战争。庞大的军备生产需求以及战时经济管制使得日本国内的财阀的财富迅速膨胀了起来，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巩固了他在国内的经济地位，并逐渐转型成为跨行业的集团，在战争期间，为了能够更好的统一各行业的生产，三井财阀将他在纺织业、采矿业、机械制造业等行业集中起来，合并组建了三井合名会社。日本政府对于这种大型财阀的崛起也是无可奈何，一方面财阀们是政党的主要资助者，一方面这些财阀又利用与政府的关系，大肆吞并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对此日本民间怨声四起，许多中小资产阶级对西园寺政府感到失望，而部分立宪政友会的成员也因此转向投靠犬养毅的立宪国民党，国会中也逐渐出现了限制财阀势力的政治主张。
然而，日俄战争结束不久后，欧洲大战爆发，刚刚经历战争的日本经济迎来了一个机遇，而在日俄战争时期迅速成熟的日本财阀则为日本抓住这个机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首先，法国、德国、俄国和多瑙联邦在卷入战争后，其进口需求大幅增加，战争动员起来的数百万的军队需要数以百万计的棉衣、皮靴、罐头等来供应他们战斗，实力雄厚的日本财阀趁此机会与交战国签订了大量的贸易订单。大阪的三井工业区内，数以万计的妇女日夜不停的生产着丝布，原本因为战争，以及美国对日本生丝的反垄断措施，日本的生丝行业陷入了瓶颈，如今这些丝布将会运到三井集团的纺织工厂，成品则大多出口到欧洲。财阀在各个行业的发展使得他可以对生产物品进行统一的管制工作，这种管理模式能够很好的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而为了更快的完成生产目标，一方面，企业们陆续开始实行三班倒，与此同时，随着需求的上升，大型企业开始扩张生产规模，日本各地的工业投资直线上升，但扩大生产规模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新设的工厂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以及设备，这些都需要时间，在这一切逐渐步入正轨之前，为了维持生产的供应，他们只能将生产订单外包给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抓住机会，暂时在战后得到喘息的空间。除此以外，除了对欧洲的出口量大幅增加，日本对亚洲地区的出口贸易也有着良好的前景，随着战争的爆发，欧洲各国的对亚洲地区的出口锐减，许多中国的企业转而与日本企业签订贸易协定，日本产品占中国的进口比例有所上升，而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个走势将继续延续下去，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他们如今在亚洲的竞争对手从原来的英、法、德等国，逐渐转变为与英、美两国的企业的竞争，美国企业与日本企业一样，趁着欧洲爆发战争之际，扩张了其在亚洲地区的市场。与贸易出口增长相似，日本在亚洲的投资数量也有着上升的趋势，例如，在中国地区的投资提升了38%，虽然有接近一大半是由于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得到辽东半岛经济权益，日本财阀大规模投资东北的原因，但除了投资东北以外，欧洲交战国从亚洲地区收回热钱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日本，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欧战的爆发也是一个发展的机遇。在江浙一带，使用机械取代人力的棉纺织工厂主从出口棉衣贸易中赚到了第一桶金，出口需求的增大促进了使用机械生产的需求，民族企业家张汉良在苏州城投资了第一座大型棉布纺织工厂，通过引进英国先进的生产机器，这座工厂生产的棉布数量可以比得上整个苏州一带的棉布生产总量；另一方面，因为对华商品出口的锐减，国内一些原本被外国商品倾销所挤压的行业得到了喘息的空间，武汉的汉阳铁厂在李维格的多年经营下扭亏为盈，今年年初，李维格与来华访问德国的西门子等巨头代表进行了商谈，并在张之洞的引介与推动下，双方达成了合作。因为张之洞对汉阳铁厂额外关照，汉阳铁厂得到了朝廷的大笔拨款，李维格从德国企业引进新炉机，聘雇德国工程师，大笔资金的投入自然也换来了成果，在1908年，汉阳铁厂产铁量不过七万吨，引进新的设备和技术之后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1909年生产的吨位已经达到十万吨，生产钢铁也有三万多吨，受到进口国外钢铁数量减少的影响，国内钢铁的价格有所上升，汉阳铁厂扩大了在国内的市场销量，而上海、广州一带的锻造厂和新设的工厂也从汉阳铁厂进口钢铁，大幅提高了汉阳铁厂的利润，李维格计划在未来数年在武汉各地新设工厂，并扩增技术学堂，进一步发展中国的钢铁工业。但除了汉阳铁厂以外，绝大多数的民族企业只能通过洋行获取资金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而随着法国和德国在华银行紧缩了投资业务，一时间大多数的企业获得资金来源收缩，在本土银行资本实力弱小的情况下，企业只能依赖剩下的英、美两国洋行，而这几个洋行则趁机提高利率，赚取巨额利息，许多企业在高额利率面前被迫选择保守，白白浪费了这一大好的投资时机。不过，因为出口增加以及欧战爆发的原因，国际银价应声而涨，出口利润也随之上升，这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高额利率来扩大生产。
而在除了中、日以外的其余亚洲地区，作为世界主要原材料供应地区之一，这里的投资额度也有上升的趋势。英、荷在亚洲的殖民地受到世界生产上升的趋势下，出口的原材料数量明显增多，就连荷兰这样的小国也从中分了一杯羹。英国亚洲殖民地公司的利润在遭到特惠制打击后第一次有所好转，特别是英国本土企业生产需求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这也使得英国的殖民地也更多的朝着英国本土企业的需求进行转型。
效果：中国、日本收入上升，东亚、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上升，不满下降，工业技术发展速度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