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在文学界和电影界中崇敬者的簇拥下怡然自得。赫斯则专心研究顺势疗法问题,喜欢室内音乐,并有一些乖僻有趣的知交。
戈培尔是个知识分子,看不起幕尼黑领导层不学无术的市侩庸人,而他们则对这位自命不凡的博土的书生之见嗤之以鼻。戈林认为无论慕尼黑的凡夫俗子或是戈培尔都够不上他那种高贵风派,因此他避免同他们有任何社交往来。至于希姆莱则满脑子想的就是党卫军承担着贤人治国的使命(这一度表现为优先吸收亲王和伯爵的子弟）,自以为远比其他一切人更优秀。希特勒也有的贴身随从,与他形影不离,他们是司机、摄影师、飞机驾驶员、秘书等,而且一直是这类人员。
希特勒虽说从政治上把这些离异的小集团捏在一起,但是,执政一年后,在他的晚餐桌旁,或在放映电影时经常露面的既不是希姆莱和戈林,也不是赫斯,因此谈不上有一个新政权的“社交界”。即便他们来了,他们的兴趣也完全集中在向希特勒献媚讨好上,各个集团之间不发生别的联系
希特勒也确实不提倡领导人之间的社交往来。事实上,日后局势变得愈险恶,他也就愈加猜疑地注视着他人彼此接近的尝试直到一切都已完结、皆成阶下囚时,这些自成体系的小天地犹自幸存的头目们才被迫第一次在卢森堡的一家旅馆相会。
希特勒一来慕尼黑逗留,就很少过问政事和党务,甚至还不如在柏林或在上萨尔茨山时。通常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用于会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花在巡视建筑工地,逛画室,上咖啡馆和餐厅,或者对着他身边老是这么几个人长时间地自问自答,而他们早就听够了他这老一套的话题,痛苦地设法掩饰自己的腻烦情绪。
在慕尼黑待两、三天之后,希特勒多半就吩咐准备开车“上山”——去上萨尔茨山。我们乘坐儿辆敞篷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那时还没有通萨尔茨堡的高速公路,可是正要优先动工修建。车队通常在希姆湖附近的兰巴赫一家乡村酒店停下来喝点咖啡,这家店里美味的糕点,希特勒几乎是非吃不可的。然后,希特勒后面那些车上的人再吃两小时的尘土,因为车与车之间保持很近的距离。过了贝希特斯加登后,便是一条满是窟窿的陡峭山路,最后抵达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山的舒适的小木屋③。这所木屋的屋顶向四面延伸出很长,户内朴素:一间餐室、一间小起居室和三间卧室。家具模仿古老德国的农民式样,整个房屋具有一种舒适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外观。一只镀金的鸟笼,养着一只金丝雀,一盆仙人掌和一株橡胶树,更增添了这种色彩。在一些小装饰品和表示钦慕的妇女们绣的枕头上都有万字徽,另外诸如一轮冉冉升起的旭日或是一句“永矢忠诚”的誓言之类。希特勒有点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我知道这些都不是美的东西,但很多是送的礼物。我不愿抛弃。”
一会儿他从他的卧室出来,身上穿的茄克衫已换成巴伐利亚式浅蓝色亚麻布短上衣,打上一条黄领带。他常常一上来就谈论建筑计划
几小时后,他的两个女秘书坐着一辆小型梅塞德斯牌轿车来了,她们是沃尔夫小姐和施罗德小姐。常常有一个普通的慕尼黑姑娘跟她们一起来。她与其说是美丽,不如说是活浚可爱,外表朴素。一点也看不出她就是这位统治者的情妇:埃娃·布劳恩
这辆小轿车从来不允许在官方车队中行驶,因为不能让人认为这辆车与希特勒有关系。女秘书们同车到来也是为了掩盖他的情妇的行迹。我惊异的是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避免任何可能表示他们之间有某种亲密关系的举动,然后却在深夜时一起上楼进卧室。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甚至在这个私交圈子内仍然不必要而又不自然地保持这种距离,而他们的这种关系对这个圈内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的。
埃娃·布劳恩同希特勒的亲信都不接近。她对我也是这样只是在往后的几年之内才有所政变。在我们彼此进一步熟悉后,我才发觉她那种使人以为自示高傲的冷冰冰的态度原来是由于尴尬的缘故。她十分清楚自己在希特勒宫廷中还地位未定。
在我们结识的最初几年,住在这所小房子里的人只有希特勒、埃娃·布劳恩、一个副官和一个仆役。我们五至六个作客的,包括马丁·鲍曼、新闻发布官迪特里希和两名女秘书,住在附近的希特勒选择到上萨尔茨山来居住似乎是为表明他热爱大自然。但是我误解了。他固然常常对美的景色赞叹不已,但是一般说来,更触动他的是绝壁深壑的可畏,而非景色的和谐。也可能是他实际感受到的要比他表达出来的为多。我注意到他对花并无多大爱好,仅仅把它们当作装饰品而已。1934年前后,柏林妇女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准备在安哈尔特车站迎接希特勒并向他献花,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打电话给宣传部长秘书汉克,打听希特勒喜欢什么花。汉克又来问我说:“我到处打电话,问遍他的副官也毫无结果。他什么花都不喜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您说怎么办,施佩尔?我们对她们说火绒草好吗?我认为火绒草不错。首先它很稀少,其次它又是产在巴伐利亚山上。我们就干脆答复火绒草吧。”
从此以后,火绒草正式成了“元首的花”。这件事表明,党的宣传有时是多么自作主张地塑造希特勒的形象。

希特勒时常谈论他过去的山地旅行。但是,从一个登山运动员的观点看来,那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赞成爬山或高山滑雪运动:“在严冬硬要人为地长久呆在山上,这到底有什么趣味?早在灾难性的1941-42年冬季战役之前很久,他就一再表示过他讨厌雪。“如果照我的想法,我就要禁止这些运动,因为从事这些运动会发生许多不幸事故。但是,山地部队自然要从这种傻瓜当中征募”
在1934至1936年间,希特勒还喜欢在公有林区小道上散步,由他的客人陪同,另外还有属于党卫军卫队的三四名便衣。在这些场合下,也允许埃娃·布劳恩陪伴他,但是只得跟着两个女秘书走在这一行人的最后。谁被他叫到最前面去,这也是一种恩宠,尽管同他聊不上几句。大概半小时之后,希特勒就调换身旁的陪伴人:“把新闻发布官绘我请来”,前一个陪伴人就退到后面去。希特勒步子走得很快。常常会遇到其他行人,他们就站在路边,敬畏地向他问候,或者鼓起勇气同希特勒谈话,但多半是妇女和女孩子们,这时他也会讲几句客气话作答。
散步的目的地有时是一家名叫霍赫伦策尔的山区客店,或者是步行一小时才到的“沙里茨克尔”,我们坐在户外简易的木桌旁,喝一杯牛奶或啤酒。极少作长途漫步;有那末一次,是同国防军总司令冯·布溶妈贝格上将一起。我们的印象是他们在讨论重大的军事问题,因为所有其余的人都必须在听不见他们谈话的距离以外。甚至我们在一片林间草地上休息时,希特勒也让仆役在离我们相当远的地方铺开毯子,他同那位将军一起伸开手脚躺在毯子上——表面上象是心平气和,毫无可疑之处。
1934年,两个人的去世成了我个人生活以及国家政治生活的分界线。在数周重病之后,希特勒的建筑师特罗斯特于1月21日去世;德国总统冯·兴登堡也在8月2日长逝,他的亡故为希特掌握全权廓清了道路。
1933年10月15日,希特勒普庄严地为慕尼黑德国艺术馆举行奠基礼。特罗斯特专门为奠基日设计了一把精致的银槌。希特勒按照仪式轮槌时，槌子碎裂了。现在,四个月以后,希特勒对我们说:“当槌子碎裂时,我立即知道这是个恶兆。要出什么事了。现在我们知道子为什么会坏了。这位建筑师注定要死了。”我耳闻目睹过不少说明希特勒迷信的事例。
对我来说,特罗斯特的死也意味着一个巨大损失。我们之间的亲密友谊刚刚建立,不论是在为人方面或是在艺术上,我都从中获益匪浅。当时任戈培尔的宣传部国务秘书的冯克却是另一种看法。在特罗斯特去世的那一天,我在戈培尔的接待室碰见他;肥胖的圆险,嘴里叼一支长长的雪茄。他对我说:“祝贺您!您现在！是一把手了!”
我那时是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