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那部分没作处理就发出来了，排版有误）

素!”事实上,我见到的也确实是一种按浪漫主义风格设计得曲折幽暗的内部格局,隔成许多小房问,镶着彩色玻璃的窗户,挂着厚天鹅绒窗帘,摆设着笨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这是一座内部格局呈万字形的小教堂,在所有的房间里,这种象征着党徽的图案还出现在天花板,墙壁上,好象这个地方总有什么特别不幸和肃穆的事情在发生着。
希特勒提出了批评,并要求以他的官邸的设计为楷模之后,戈林立即改变主意。这件事情颇能说明这个制度以及一切独裁主义社会形式的特性。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刚刚实现的改建和装饰房屋的方案,尽管住在这种格局的宅子照他或许感到更舒适,因为这合他的性格。他对我说:“您不必细看了。我自已也看不上眼。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把这件事委托给您了;只要搞成同元首那儿一样就行。”这是一件美差;对戈林来说,钱不算一回事,这一点向来如此。于是,底层的隔墙拆除了,许多小房间并成四间大屋,其中最大的一间作他的书房,面积差不多有一百四十平方米,接近于希特勒的那间。此外,又增加了附属建筑物,用的是青铜框镶玻璃的简便结构。青铜资源不足,当时被列为稀有金属,滥用者要受重罚,但是这一点也难不住戈林。他每次来视察,总是喜笑颜开,象小孩子过生日似的兴高采烈,搓着手放声大笑。
戈林用的家具适合于他的大块头。一张古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字桌,尺寸极大,座椅也极大,椅子靠背比他的脑袋高出许多,这原先可能是哪位公侯的王座。在写字桌上,有两个银灯座,羊皮纸制的灯罩也是特大号的,这两盖灯照射着一张特大尺寸的希特勒相片。希特勒原来送给他的相片,他觉得不够显眼,便把它放大了好几倍,因此每一个来访者都以为希特勒当真给予他这种特殊荣誉而惊讶不已,因为在党和政府里大家都知道,希特勒赠送给他的干将们的相片尺寸是一样的,都在特罗斯特太太专门设计的银框内。
会客厅里挂着一幅特大的油画,直顶着天花板,为的是挡住墙上的放映孔。这幅画我很眼熟。如我所,戈林确实以他那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作风,命令“他的”普鲁土弗雷德里希大帝博物馆馆长把该馆最名贵的收藏品之一、鲁本斯的名面《狄安娜狩鹿图》送到了他的住所。
在房屋施工期间,戈林住在德国国会议长宅第内。这座宅第在国会对面,建于二十世纪初,具有暴发户式洛可可风格的强烈特点。我们在这里商量戈林的住宅将如何修建。联合制作厂的一名经理佩普克先生也经常在场,这位灰白头发的老先生好心好意地想取悦戈林,却被戈林用他惯于如此对待下属的粗鲁态度吓得战战兢兢。
一天,我们同戈林坐在一间屋里,四壁满是威廉时代新洛可可风格的玫瑰花纹浮雕,这是庸俗丑陋的典型。戈林也懂得这些,但他却说:“经理先生,这种装饰您以为如何?不坏,对吗?”这位老先生吃不准了,他不敢说“这很丑陋”,因为他不愿同自己的这位显贵的定户和买主发生龃龉,只好作了闪烁其词的回答。戈林一边向我使了一个眼色,随即捉弄起这个老头来了:“那末,经理先生,您认为这不美吗?我打算请您按这种方式装饰所有的房间。我们已经商量过了,施佩尔先生,是这样吧。”——“是的,是这样,画稿已经动手准备了。”——“那好,经理先生,这就是我们的新风格。我敢肯定,您也会喜欢这种风格的。”这位经理如坐针毡,艺术家的天良逼得他额上淌下了豆大的汗珠,山羊胡子也因激动而颤抖了。这时戈林又逼进一步,非要这老头说出违心的话来:“那您就再仔细看看这面墙吧。缠绕着向上爬去的玫瑰花是多么美妙啊!人们有如设身在野外的玫瑰丛中一般,您能不为此等情景动心吗?”“是,是!”这个被弄得毫无办法的老人吞吞吐吐地说。——“这样的艺术品肯定要打动您的心,您是位知名的艺术鉴赏家啊!请告诉我,认为它不美吗?这出戏就这样地演下去,直到这位经理让步,说出了戈林要他说的赞扬话才算罢休。
“他们全都是这种德行!”事后戈林十分轻蔑地说。千真万确,所有的人都是这种德行,戈林本人也不例外。当他在希特勒那里吃饭时,他再也不谈自己的住宅如何明亮和大方,只是说:“完全同您的一样,我的元首。”
如果希特让人在屋里墙上搞玫瑰花浮雕装饰的话,戈林也会这样搞的。
到1933年冬,即我应邀到希特勒处吃了那顿有决定性意义的午餐后仅几个月的时间,我已经被接纳为他的私交圈内的一员了。除我而外,只有少数人受到希特勒如此恩遇。他无疑对我格外钟爱,尽管我天性谨言慎行。我每每自问,他是否把他青年时代要当伟大建筑师这一未实现的梦想假托在我身上了呢?可是由于希特勒经常单凭直觉行事,这就使我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清楚为何他同我如此意气相投？
希特勒每两三星期去一趟慕尼黑,他带我同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一到那里,他多半从车站直奔特罗斯特的工作室。他总是在火车上就开始具体地谈论这位教授已经画好的图样。希特勒一进特罗斯特家的门厅就说:“我等不及了,教授先生!给我看点新东西吧!说着,希特勒和我已走进特罗斯特的工作

戈培尔在文学界和电影界中崇敬者的簇拥下怡然自得。赫斯则专心研究顺势疗法问题,喜欢室内音乐,并有一些乖僻有趣的知交。
戈培尔是个知识分子,看不起幕尼黑领导层不学无术的市侩庸人,而他们则对这位自命不凡的博土的书生之见嗤之以鼻。戈林认为无论慕尼黑的凡夫俗子或是戈培尔都够不上他那种高贵风派,因此他避免同他们有任何社交往来。至于希姆莱则满脑子想的就是党卫军承担着贤人治国的使命(这一度表现为优先吸收亲王和伯爵的子弟）,自以为远比其他一切人更优秀。希特勒也有的贴身随从,与他形影不离,他们是司机、摄影师、飞机驾驶员、秘书等,而且一直是这类人员。
希特勒虽说从政治上把这些离异的小集团捏在一起,但是,执政一年后,在他的晚餐桌旁,或在放映电影时经常露面的既不是希姆莱和戈林,也不是赫斯,因此谈不上有一个新政权的“社交界”。即便他们来了,他们的兴趣也完全集中在向希特勒献媚讨好上,各个集团之间不发生别的联系
希特勒也确实不提倡领导人之间的社交往来。事实上,日后局势变得愈险恶,他也就愈加猜疑地注视着他人彼此接近的尝试直到一切都已完结、皆成阶下囚时,这些自成体系的小天地犹自幸存的头目们才被迫第一次在卢森堡的一家旅馆相会。
希特勒一来慕尼黑逗留,就很少过问政事和党务,甚至还不如在柏林或在上萨尔茨山时。通常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用于会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花在巡视建筑工地,逛画室,上咖啡馆和餐厅,或者对着他身边老是这么几个人长时间地自问自答,而他们早就听够了他这老一套的话题,痛苦地设法掩饰自己的腻烦情绪。
在慕尼黑待两、三天之后,希特勒多半就吩咐准备开车“上山”——去上萨尔茨山。我们乘坐儿辆敞篷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那时还没有通萨尔茨堡的高速公路,可是正要优先动工修建。车队通常在希姆湖附近的兰巴赫一家乡村酒店停下来喝点咖啡,这家店里美味的糕点,希特勒几乎是非吃不可的。然后,希特勒后面那些车上的人再吃两小时的尘土,因为车与车之间保持很近的距离。过了贝希特斯加登后,便是一条满是窟窿的陡峭山路,最后抵达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山的舒适的小木屋③。这所木屋的屋顶向四面延伸出很长,户内朴素:一间餐室、一间小起居室和三间卧室。家具模仿古老德国的农民式样,整个房屋具有一种舒适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外观。一只镀金的鸟笼,养着一只金丝雀,一盆仙人掌和一株橡胶树,更增添了这种色彩。在一些小装饰品和表示钦慕的妇女们绣的枕头上都有万字徽,另外诸如一轮冉冉升起的旭日或是一句“永矢忠诚”的誓言之类。希特勒有点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我知道这些都不是美的东西,但很多是送的礼物。我不愿抛弃。”
一会儿他从他的卧室出来,身上穿的茄克衫已换成巴伐利亚式浅蓝色亚麻布短上衣,打上一条黄领带。他常常一上来就谈论建筑计划
几小时后,他的两个女秘书坐着一辆小型梅塞德斯牌轿车来了,她们是沃尔夫小姐和施罗德小姐。常常有一个普通的慕尼黑姑娘跟她们一起来。她与其说是美丽,不如说是活浚可爱,外表朴素。一点也看不出她就是这位统治者的情妇:埃娃·布劳恩
这辆小轿车从来不允许在官方车队中行驶,因为不能让人认为这辆车与希特勒有关系。女秘书们同车到来也是为了掩盖他的情妇的行迹。我惊异的是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避免任何可能表示他们之间有某种亲密关系的举动,然后却在深夜时一起上楼进卧室。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甚至在这个私交圈子内仍然不必要而又不自然地保持这种距离,而他们的这种关系对这个圈内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的。
埃娃·布劳恩同希特勒的亲信都不接近。她对我也是这样只是在往后的几年之内才有所政变。在我们彼此进一步熟悉后,我才发觉她那种使人以为自示高傲的冷冰冰的态度原来是由于尴尬的缘故。她十分清楚自己在希特勒宫廷中还地位未定。
在我们结识的最初几年,住在这所小房子里的人只有希特勒、埃娃·布劳恩、一个副官和一个仆役。我们五至六个作客的,包括马丁·鲍曼、新闻发布官迪特里希和两名女秘书,住在附近的希特勒选择到上萨尔茨山来居住似乎是为表明他热爱大自然。但是我误解了。他固然常常对美的景色赞叹不已,但是一般说来,更触动他的是绝壁深壑的可畏,而非景色的和谐。也可能是他实际感受到的要比他表达出来的为多。我注意到他对花并无多大爱好,仅仅把它们当作装饰品而已。1934年前后,柏林妇女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准备在安哈尔特车站迎接希特勒并向他献花,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打电话给宣传部长秘书汉克,打听希特勒喜欢什么花。汉克又来问我说:“我到处打电话,问遍他的副官也毫无结果。他什么花都不喜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您说怎么办,施佩尔?我们对她们说火绒草好吗?我认为火绒草不错。首先它很稀少,其次它又是产在巴伐利亚山上。我们就干脆答复火绒草吧。”
从此以后,火绒草正式成了“元首的花”。这件事表明,党的宣传有时是多么自作主张地塑造希特勒的形象。

希特勒时常谈论他过去的山地旅行。但是,从一个登山运动员的观点看来,那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赞成爬山或高山滑雪运动:“在严冬硬要人为地长久呆在山上,这到底有什么趣味?早在灾难性的1941-42年冬季战役之前很久,他就一再表示过他讨厌雪。“如果照我的想法,我就要禁止这些运动,因为从事这些运动会发生许多不幸事故。但是,山地部队自然要从这种傻瓜当中征募”
在1934至1936年间,希特勒还喜欢在公有林区小道上散步,由他的客人陪同,另外还有属于党卫军卫队的三四名便衣。在这些场合下,也允许埃娃·布劳恩陪伴他,但是只得跟着两个女秘书走在这一行人的最后。谁被他叫到最前面去,这也是一种恩宠,尽管同他聊不上几句。大概半小时之后,希特勒就调换身旁的陪伴人:“把新闻发布官绘我请来”,前一个陪伴人就退到后面去。希特勒步子走得很快。常常会遇到其他行人,他们就站在路边,敬畏地向他问候,或者鼓起勇气同希特勒谈话,但多半是妇女和女孩子们,这时他也会讲几句客气话作答。
散步的目的地有时是一家名叫霍赫伦策尔的山区客店,或者是步行一小时才到的“沙里茨克尔”,我们坐在户外简易的木桌旁,喝一杯牛奶或啤酒。极少作长途漫步;有那末一次,是同国防军总司令冯·布溶妈贝格上将一起。我们的印象是他们在讨论重大的军事问题,因为所有其余的人都必须在听不见他们谈话的距离以外。甚至我们在一片林间草地上休息时,希特勒也让仆役在离我们相当远的地方铺开毯子,他同那位将军一起伸开手脚躺在毯子上——表面上象是心平气和,毫无可疑之处。
1934年,两个人的去世成了我个人生活以及国家政治生活的分界线。在数周重病之后,希特勒的建筑师特罗斯特于1月21日去世;德国总统冯·兴登堡也在8月2日长逝,他的亡故为希特掌握全权廓清了道路。
1933年10月15日,希特勒普庄严地为慕尼黑德国艺术馆举行奠基礼。特罗斯特专门为奠基日设计了一把精致的银槌。希特勒按照仪式轮槌时，槌子碎裂了。现在,四个月以后,希特勒对我们说:“当槌子碎裂时,我立即知道这是个恶兆。要出什么事了。现在我们知道子为什么会坏了。这位建筑师注定要死了。”我耳闻目睹过不少说明希特勒迷信的事例。
对我来说,特罗斯特的死也意味着一个巨大损失。我们之间的亲密友谊刚刚建立,不论是在为人方面或是在艺术上,我都从中获益匪浅。当时任戈培尔的宣传部国务秘书的冯克却是另一种看法。在特罗斯特去世的那一天,我在戈培尔的接待室碰见他;肥胖的圆险,嘴里叼一支长长的雪茄。他对我说:“祝贺您!您现在！是一把手了!”
我那时是二十八岁。

注释:
①:伦巴赫（Franz Lenbach,1836–1904）,德国肖像画家。施图克（Franz Stuck,1863–1928）,德国画家。——译者
②:即未遂的“啤酒馆政变”，希特勒被捕，并于1924年4月被法院判处五年徒刑，同年12月假释出狱——译者
③:此即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的山庄（Berghof），又译作伯格霍夫，后改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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