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自己何以会最终走上写作的道路时，很多小说家都会提到一个名字，萨默赛特·毛姆，然后详尽地分享了自己与毛姆结缘的始末。对很多人来说，相较于精英化的英国文学传统，毛姆似乎是走进英伦文化更好的入口，他虽通俗畅销却也不乏思想性。这位作家中的作家，在把自己的人生演绎成一出传奇——经历战争、性取向的转变，从默默无闻到国际知名——的同时，也为全世界的读者奉献了许多他们能耳熟能详的作品。

尽管说是绘画梦，但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梦想——比方说出人头地，成为最成功的艺术家，这也是斯特里克兰身上最让人困惑、也让人着迷之处所在。他冲出了家庭这个温暖的港湾，跑到了无边的热带地区，除了他一直在绘画（也许还在打磨自己的艺术技巧），看不出后来那个下里巴人与此前的中产阶级绅士之间存在任何连续性。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斯特里克兰做出的各种决定堪称匪夷所思，“我”在安慰他的妻子的同时，也就不禁产生了种种的猜测和怀疑。

抛弃妻子，而后甚至与其他女人同居，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在任何社会即便算不上犯罪，也是男性人格上的污点，在这里，毛姆显然为自己设置了巨大挑战：如何既不让读者产生厌恶，又令他们对这位艺术家产生共情，进而原谅他。情理之中的安排就是，没有了丈夫的妻子，虽然生活困窘，但还不至于流落街头，也没有出现生命意外（比如疾病、忧郁）逝去的情况，于是这场危机或多或少自动化解。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有点遗憾，因为毛姆没有给妻子太多发声的机会；当然，也不必求全责备，因为这部小说恐怕原本就无意于讨论道德。

对很多人来说，《月亮与六便士》主要讨论的是生活与远方，也即现实与理想的问题，书名可能便是最好的证据。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绝对的二分法首先只是一种幻象，因为生活与远方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的，就像史铁生所言，相对彼岸的此岸，必须永远是残缺的。其次，如果说月亮和六便士只是涉及选择，那么，显然是无意之中将毛姆贬低了，因为斯特里克兰的选择，是一种近乎宗教徒般的选择，也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向着荒诞的“一跃”，当然，在他看来，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不得不画画，即韦伯所谓的“志业”。

相较专业、学业、职业，表示终生追求的志业，无疑对个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在一系列选择项中确定自己心仪的方向，然后则是在前行的路上矢志不渝，无惧任何流言蜚语，也不被浮华艳丽的各种引诱给彻底俘获。尽管后现代主义兴许会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但是，在上帝已死的年代，志业可能是最接近宗教的一种情怀与价值追求。

@林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