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国号创新】秦汉隋唐宋，国号是封地，元明清，国号上升到哲学宗教层次。

【1.文言向口语化转变】元朝皇帝的汉文水平不好，留下的碑文圣旨里，讲话是相当口语化的，杂以国族语法，非古代帝王惯用的雅言。明朝皇帝延续了这个通俗化特色，张居正《乞宥言官疏》针对万历口谕刑责一言官之事指出：【传言陛下令北镇抚司（锦衣卫所属的专政机构）打问御史刘台，口传圣旨说：“刘台这厮谗言乱政，著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手续：内阁拟票-宫中朱批）。钦此。”】张居正为该言官求情，万历回复说：【这等诡狠奸人，卿还申救他，可谓忠慈之至，姑准从宽。该衙门知道。】
《水浒传》里著名的人称代词和助词谓语确实是当时的口语。
清朝皇帝的一些著名口语延续的是明朝，肯定是跟明朝遗臣混的结果。万历回复张居正《谢恩疏》说：【览奏谢，知卿勉出辅理，朕心乃悦。知道了。礼部知道。】又回复《进讲大学之道疏》说：【先生忠爱，规言谆切。朕知道了。】
宋太祖已经不喜欢文邹邹的表述：【太祖赵匡胤将扩展至外城，到朱雀门亲自规划，只有韩王赵普专门跟从（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位）。太祖指着门额询问赵普说：“为何不只写朱雀门，还要写一个之字？”赵普回答道：“是语助词。”太祖笑着说：“之乎者也，助得了什么事哦？”（《湘山野录》）】宋朝还处于孕育期，真正的转折在元朝。
宋明的道理学家和心学家，受禅佛影响，用俚俗语言，编问答体语录传世，比如朱子语类、传习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佛经的形式，在表达方式上走平民路线。朱学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凭借经术考试定于一遵。后来，连皇帝发布圣旨，都不那么的严格的用文言。元朝皇帝圣旨碑文经常用助词了也收尾，这个特征在杂剧和禅宗语录里都运用过，是大俗语。
不能一味说理学就是很束缚生产力的东西吧？在大学之外还提倡爬小学阶梯的正是朱熹。

【2.5朱学遗失的美好】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要旨的解读相反。王阳明认为：【《大学》工夫及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个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诚意之极便是至善。】朱熹则认为：【《大学》之序，将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正心诚意。而求其所以诚意者，则曰致知格物而已。】朱熹：用格物致知求得正心诚意；王阳明：用正心诚意来进行格物致知，这个差异跟他们学问的根本有关，王阳明受孟子影响深刻，孟子的哲学类似于卢梭，讲究天赋人权，所以正心诚意要摆在前面。明末空疏之风，正是心学滥俗化的结果。士子才用实学来补救，但是又被满清压了下去。晚清人用格致来解释西洋的赛先生，原理来自朱熹路径：从格物致知入手。1895年上海格致书院有一道考题说：【格致之学，自古有之，今失其传。至以西国为独精，各种学问俱以格致为始基，非格致则未由入门。故欲肆习西学，必自精求格致始。】他这里就在肯定朱熹的方法是对的。朱熹用他的方法的目地是去求儒家的道理，只要把儒家的道理换成其他的学问，他那个路径是可取的。
至于失传是怎么失传的，我觉得就是明朝只搞经义、还搞程式的结果。元朝重视经疑恰恰在阐发朱熹的格物。元仁宗皇庆复科，【考试章程方式：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考题二道，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里出题，并采用朱熹章句集注，再贯穿自己的思想，限三百字以上。】经疑有阐发己见的内容，经义是模拟圣贤口吻立言，两者并行，延续了宋朝士大夫疑古的精神。清朝人认为这很好：【盖（元仁宗）延祐科举，经义之外有经疑，此与袁俊翁书（《四书疑节》）皆程试之式也。其间辨别疑似颇有发明，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犹笃志于研经。】就是说经疑科目的设置，虽然是应付考试，也能让人笃志于研经，出自己的见解，而不纯粹当注脚。按杨士奇的说法，经疑到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定三场之试后式微。因而会试第一场只有经义。

【3.阶层系统与编制的扁平化】扁平化泛滥，阶层各成一系统，如僧道有专门的司法渠道、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县都纲司-州僧正司-路僧录司），僧道像儒户那样免役，工匠、军户用世袭制。后来僧道特权取缔，军户延续。后三朝，元朝军户，明朝卫所也是军户，清朝八旗还是军户。元、清二朝又有统治族群与被征服族群之分，所以元朝有蒙古军户和汉军户，清朝有满八旗和汉军旗。马戛尔尼访华时清廷甚至派人跟英国佬宣传他们国族有成吉思汗血统。如果按宋朝的国家主义，那就是雇佣军，集重兵于京畿，为此国有化垄断高利润行业。元朝士人郑介夫批判说：【计户签军，乃我国家之良法。亡宋驰于军政，用钱雇军，以有限之国储，供无穷之战役，遂至兵尽国亡而不可救，此可鉴之覆辙也。】其实南宋还是早期的私兵强，如岳家军、韩家军。后来国家主义又抬头，权力上收。末代皇帝宋恭帝德祐年间，文天祥上书悲痛的说：【国家鉴戒于五代藩镇之乱，削除藩镇，创建郡邑，一时矫正了尾大不掉之弊，但国势逐渐衰弱，原因亦出于此。所以敌人到一州就失陷一州，到一县就失陷一县，中原陆沉，痛不可追。现在不幸又失去长江天险，戎敌的战马驰骋于京师近郊。要救济时局必须变法了。我曾经妄自认为，以目前的形势，宜把天下分为四镇，由都督居中统御。广西加湖南，建指挥部于长沙；广东加江西，建指挥部于豫章；福建加江东，建指挥部于鄱阳；淮西加淮东，建指挥部于扬州。长沙负责攻取荆州、鄂州，豫章负责攻取蕲州、黄州，鄱阳负责攻取江东六郡，扬州负责攻取两淮诸城。使各镇指挥调度的范围广、兵力多，足以抗击敌人，分机构任事，约定日期共同出兵。都督府指挥、授权给诸将，随地接应。敌人要防备的地方多了，兵力就分散，疲于奔命。而敌占区中我大宋的遗民一定有豪杰之士伺机而动，横击一波（按：即策动人民战争）……】用现在的话讲，文天祥方案就是战区改革，把全国分为四大战区，让各大战区都督府有相对独立的指挥权。蒙古军看见南宋怎么因为集权而败亡。后来元朝的大行省+镇宗王、清朝跨省的旗人总督不都是战区思路吗？

【4.改变农耕汉文明基因】元朝能不牧马中原的原因，就是有人跟他说不如坐地收税，所以元世祖多用聚敛之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桑哥曾说：【与其使汉人侵盗，不如给僧寺及官府营利息。】这确实不对，但是如果这都不许他干，那蒙古人就牧马中原了。
元朝设立的第一个市舶司泉州，长期受阿拉伯家族蒲氏统治，此情形类似又胜似半殖民地上海，元朝至少是主权在我。
彼时的泉州在穆斯林和基督徒眼中都是世界第一大港。我推测它的贸易量中进口远大于出口。尤其是不易保存的经济作物的进口，如药用、食用、装修用的植物产品。出口的话，华南地区不位于龙泉窑系核心区。
比如说，13世纪后期来华的马可波罗表示：【在刺桐城（泉州）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穿梭闻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运到蛮子省（原南宋辖境）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是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他的百分之一吧。】这就是在强调泉州作为内销口岸的地位。他出口的胡椒不及进口的百分之一，他的贸易量很大程度上是由进口拉动的。
关于胡椒在大航海之前的高附加价值，清朝士人吴骞说：【德清徐舍人生平用度极豪侈，死后家藏熟地黄（补肾的中药材），值万余金。昔元载（中唐宰相）有胡椒八百斛，可与相埒。】
正因有了大量高附加值的洋货进口，马可波罗才认为福建地区的税收和江南的税收一样多：【作为蛮子省（原南宋辖境）九个地区之一的行政管辖区福建，大汗从这里获取的税收和从杭州（指以杭州为首府的行政区）那里取得的一样多。由于马可·波罗（他自称）只到过杭州和福建两区，其他七个地区都没有亲自游历过，所以我们不打算说它。】
蒲氏的统治带来了新的花园城市的设计风格。14世纪前期来华的伊本·巴图塔指出：【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泉州），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刺桐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该城花园很多，房舍位于花园中央，这很像我国希哲洛马赛城的情况一样（位于马格里布）。穆斯林单住一城。】花园城市的风格和地中海东岸的城市相似，或许设计师引进了阿拉伯人。
元朝嵌入型统治造就的世界规模最大的进口大港，开了后来殖民地上海的先河。

【5.风俗习惯】5.1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来自元末明初起义。5.2三寸金莲之称流行于杂剧。5.3和尚烧香疤流行。5.4烧酒（阿剌吉酒）流行，属引进品种，度数高，在北方的普及程度高于南方，元朝应该是人们普遍饮用发酵酒向普遍饮用蒸馏酒过渡的时期。5.5乱伦。漠北人把较弱的私有制观念带下来，不再歧视禁止以前被汉人视为乱伦的收继婚。所以在元朝，有不少嫂子过房给小叔子的情况，而且这种民事案件还要礼部议定批准。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规定寡妇改嫁权最终归属夫家，到了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规定非蒙古国人的人滥用收继婚（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要刑责。那么假设一个女性嫁入某个家庭，丈夫死了，未亡人想回娘家找父母给她做主改嫁，不行，未亡人能不能改嫁还是夫家说了算，若不能嫁给丈夫的弟弟，那就没有出路了，只能在夫家守节。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中乱伦的情况肯定是很多的，一般还是会嫁给丈夫的弟弟，这样做也经济，可以省彩礼，而且和丈夫生下的子女如果随母亲改嫁到其他户人家，很难保证待遇照旧。我相信潘金莲勾引武松的故事是取材于元末的日常。汉人被禁收继，蒙古人还流行，上行下效。特别是末代的元顺帝，喜欢佛法不喜欢儒术，听任蒙古人不行三年之丧与收继庶母（父亲的侧室）、叔婶、兄嫂。现代这个东北段子并没有涉及嫁娶，包括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里的一些情节，我都怀疑是漠北的遗留风俗。《水浒传》里的多着笔墨的女性没几个是符合儒家伦理的，但是，水浒的贞节观十分强烈。矛盾吗？我觉得不矛盾，所谓光越强烈黑暗越强烈。贞节观特别强是因为水浒里的女性大多比较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