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的和平崛起不需要像西方列强学习他们用战争和武力来开辟与创造世界市场的方式，但是国家在开辟和创造世界市场中的巨大作用却不能因此而被否定。“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创造工程，可以与当年文艺复兴后欧洲崛起的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媲美。这个巨大公共品的创造之初需要国企、而且只有国企愿意参与。因此很自然，中国目前的“一带一路”主要是国企在打头阵，给私企开拓市场、创造盈利条件。
我有幸于2017年在华盛顿的一次私人聚会上碰到美国第五任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任期：1991-1995）和与他同行的一位国会议员，他们在谈到去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做考察时，都坦率承认对所见到的参与基建工程的中国国企极高的工作效率感到十分震惊，远远胜过美国的同类私企，他们为此迷惑不解，因为这个观察与他们思想中长期认为和想象的国企没有效率这个流行思想大相径庭。

我对他们说这是因为西方教科书理论和媒体关于国企的偏见是错的，误导了他们。我告诉他们，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的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无关，而与企业管理密切相关。管理才是决定企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的最关键因素。
比如美国公开上市企业的效率与谁是企业的拥有者没有关系，只与内部激励机制和发展战略选择有关。又比如美国的密西根大学是个公立大学，但是因为管理得法，比很多私立大学还要优秀。
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经济学理论或模型能够证明国企一定比民企的效率更低，除非事先在模型里面就假设国企没有效率。事实上，我在美国几乎所有一流经济学杂志上所读过的有关中国国企的文章和理论模型，都喜欢在构造模型之初事先假设国企是没有效率的或比私企低效的，而这个假设从来就不是作为结果推导出来的。
用两个例子就能够说明为什么目前为止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产权理论还是委托代理人模型，都不可能证明国企一定比私企更加没有效率。

关键是，欧美好多国家都是二战以前就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了，曾经都有过很多国企，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才在里根新自由主义蛊惑下实行国企私有化的。而发展中国家本来国家力量就很薄弱，还没有开启或完成自己的工业化，不分青红皂白地私有化所有国企，或没有勇气在需要时做大做强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国企，会带来工业化停止和失败的严重后果。
正确的做法是在竞争性产品领域更多地利用产业政策引进私企，在外部性（外溢性）很强的领域，比如教育、医疗、国防、能源、供水、交通运输、基础科研，甚至好多高科技领域，坚持国企存在的必要性，或者实行军民融合和政府采购。这也符合欧洲美国日本的历史经验。
因此中国在国企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上下游产业结构和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战略功能、外溢性程度与市场门槛不同，中国的国企和私企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个自然的比较合理的社会分工和布局。

理论上，当盈利动机和职工福利标准一样时，国企和私企的市场竞争力应该是一样的，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样的，那就是管理。如果国企能够从人才市场上直接引进技术和管理人员并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优胜劣汰”，其效益就不会输于私企（尤其是那些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也容易包藏“贪腐”、资源浪费和对长远项目投资不足，只不过我们不把家族企业的私人开销和挥霍定义为贪腐而已。
国家的很多长远发展项目必须依靠国企或政府招标。国企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人员的来源和评价体系缺乏市场竞争压力，这方面与注重血缘和裙带关系的家族企业类似。但这与所有制无关，而与管理有关。
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经济改革更加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并不对国企进行全面私有化，而是循序渐进按照市场条件逐步推动国企的权力下放、管理机制和产权激励方面的改革，直到90年代末才开始着手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改革，那时中国已完成了乡镇企业繁荣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轻工业革命）起飞，并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阶段，从而提供了关闭轻纺小型国企和改造重工业大型国企的有利条件。

民营化每一个特定的国有企业都要考虑到如下因素：（1）其产品市场要广阔到能够支持同类型的私有企业的程度和政府监管能力力所能及的程度；（2）该行业中的私有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包括在融资、管理和技术创新上）；（3）私有化不应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应该保留甚至壮大和更新国有企业，或者只允许并购和混合所有制，而不是私有化；（4）与国计民生攸关的国防、科技、金融、能源、稀缺自然资源（比如土地、深林、稀有金属）和福利性产业（比如医疗、教育），必须长期坚持国有化的合理比重。另外中国因为人多地少，绝不应该盲目模仿地广人稀的美国和拉美的土地制度，而是应该多研究日本、韩国、台湾、以色列和北欧那些人多地少经济体的土地制度。

即便假设国企必须引进特定的刚性酬薪结构以人为缩小工人工资差异和激励机制，也得不出国企的生产效率一定低于私企的结论（参见Jiang and Wang，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林毅夫，2018，张夏准，2007）。事实上，目前的理论研究文献证明了并不存在一组一般的条件，使得某一种企业所有制比另一种更优。所以国企和私企究竟孰优孰劣的问题是一个经验和实证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就实证证据来看，Caves and Christensen (1980)比较了加拿大在不同所有制形式下运营的两条主要铁路线，他们并未发现国有制比私有制更无效率。Vernon-Wortzel and Wortzel (1989)则发现在他们的数据集里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表现更好。Martin and Parker (1995)检验了11个在80年代私有化的英国企业，他们也没有发现私有企业必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Chang and Singh (1997)认为国有企业和大型私有企业都面临同样的官僚主义弊病，由于私有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并没有天生的优势，因而并不能保证私有企业一定更有效率。Kole and Mulherin (1997)研究了一个美国公司的数据集，他也发现在同一个行业中，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绩效没有显著差异。

所以企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的绩效是否卓越的关键不在于所有制，而在于管理机制。而且如果在理论模型中加入企业生产的外部性（externality），在相同的管理和市场竞争条件下，国企的社会效率就会明显大过私企。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必须有企业组织能够执行核心国家发展战略，而且在于国民经济增长中往往存在对大量公共产品和对克服具有外部性的产业链瓶颈结构的巨大需求，况且市场经济在日夜精细的社会分工和产业分工条件下会出现大量的协作失灵问题。这些需求和市场失灵无法被市场机制本身满足和解决，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出面。仅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金融市场失灵，另一个是产品和就业市场失灵。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经济状况比美国的大萧条还要糟糕，地面下沉睡千年的资源无力开采，广大的农民无法通过成为产业工人而致富，农业生产力无法通过制造业的技术外溢效应而提高，因此整个国民经济事实上在经历一场永久性的“大萧条”。这是更加深刻的市场失灵，却不被经济学家们所意识到。
因此，这些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决定了国家能力、产业政策、国企等制度设计对于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这些国家因素和公共制度安排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工业化成功与否和生死存亡的命运。就像一个企业内部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成长一样，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国富民强。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丛林法则下，一个民族、文明、国家的生存和崛起机会可能千载难逢，往往只有一次，所以绝不能够被浅薄的鹦鹉学舌的黑板经济学家和媒体经济学所忽悠，放弃国企和国家干预力量对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伟大作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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