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精神分裂者
不管是软化钟表、蚂蚁、抽屉，还是面包、拐杖，这些在达利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图像已经被达利的潜意识和童年记忆赋予了意义。因为其作品常常包含这些象征性的表达、潜在的情感(情感博客,情感说吧)欲望，甚至开放的性主题，所以被很多人用来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放在一起探讨。
在马德里学生时代就阅读《梦的解析》的达利，曾表示过对弗洛伊德的认同，他说：“这本书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并且我也有一种自我解释的实际毛病，不仅要解释我的梦，而且还要解释在我身体上发生的最初看十分偶然的一切事情。”
也许达利的画正是他“自我解释病”的产物——在画中解释自己的梦境、解释自己偶然出现的想象或是压抑已久的性Yu。但是，达利仅仅是在展现梦和欲么？除了是一个梦境的描述者，他还是什么？一个谜？一个妄想者？还是一个分裂症患者？
达利出生前三年，他7岁的亲生哥哥因为脑膜炎死了，达利出生后，他的父母亲把哥哥的名字给了他：萨尔瓦多。从小带着死去哥哥的名字长大，因而达利一直处于“被丢弃的状态”和“确立自我的过程”同时并存的矛盾中；除此以外，达利的生活中还充满了很多冲突，包括作为无神论者的父亲和虔诚天主教徒的母亲对其宗教信仰带来的不同影响，使其一生与天主教的关系复杂而纠葛等等。
的确，在欣赏达利的作品时，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二元对立的冲突感。除了那些反复出现的软硬对比的符号以外，他的绘画中也存在这种分裂意识。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我们能看到，达利所用的线条、图形和色彩都是暴力而血腥的，而整个画面的背后又呈现出一种趋于完美的“乌托邦”情结。最典型的如这次参展的《征服宇宙》系列，表面上看去，画中充满了零乱、鲜艳、怪诞的太空时钟、宇宙蝴蝶等图案，而如果在画前多停留一下，就会感受到一种对于太空的梦呓般的憧憬。
对立是超现实主义的主题，正如安德烈.布勒东在1924年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说：“超现实主义是一个真实与幻想、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当人们提起达利时，大都会想到他的“疯”，想到他登峰造极的“自我炒作”，想到他的名言：“我同人类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是疯子，我与疯子唯一的区别在于我没疯”。真正的疯子是不知道自己已经“疯了”的，达利的“疯”显然是在他的理性控制范围内。他身上这些种种扑朔迷离的矛盾与对比，或许正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20世纪先锋艺术的界标
这次达利作品从8月1日开展，到8月6号，就接待了1.2万人，是今年上海美术馆参观人数最多的展出。其实，达利在中国的走红并非始自今日，上世纪80年代国门重开之后，中国的新潮美术家就对包括达利在内的超现实主义艺术有过热烈的迷恋和推崇。
从那以后，达利在中国艺术界，甚至工艺、设计领域的影响一直没有减退，每次有关他的展出都会受到广泛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系副教授吴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达利备受关注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下中国艺术界，除了真正的学院派（尤其是大学老师），或者是那些已经确定了社会地位、不需要再通过创新吸引公众注意的人，其他只要是搞艺术、搞绘画的，无一例外，都在追求一种‘先锋’的东西，而达利，无疑是先锋艺术的界标。”
他说，提到先锋艺术，20世纪首推杜尚和达利，而他们的先锋创作又不完全一样。杜尚的先锋更多带有玩世的色彩，提供一些不痛不痒、用以嘲讽和调侃的东西。就像冯小刚的电影一样，玩的是小聪明，是概念艺术。而达利不一样，达利做的是原创艺术，他的作品源自内在的灵感、分裂性幻想和妄想症。
当讨论到很多人认为达利的创作有自我炒作的成分并且受弗洛伊德影响很大时，吴琼认为：“达利的自我炒作实际上是分裂症患者的自我表述，是一种天生喜欢出风头的性格，达利身上仿佛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炒作色彩。而他那些在世人看来疯狂的举动，其实不必过分信以为真，有时候不过是他在圈子里搞搞恶作剧，捉弄一下他的同伴罢了。说到弗洛伊德，其实在达利看来，弗洛伊德不过是‘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而已。而真正对达利产生很大影响的，是研究精神分裂的拉康，他们俩有过互动，关系比达利和弗洛伊德的关系更密切。达利也曾说‘人类意识的真正革命从拉康开始’，这些在达利的自传里都有表述。”
不管是软化钟表、蚂蚁、抽屉，还是面包、拐杖，这些在达利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图像已经被达利的潜意识和童年记忆赋予了意义。因为其作品常常包含这些象征性的表达、潜在的情感(情感博客,情感说吧)欲望，甚至开放的性主题，所以被很多人用来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放在一起探讨。
在马德里学生时代就阅读《梦的解析》的达利，曾表示过对弗洛伊德的认同，他说：“这本书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并且我也有一种自我解释的实际毛病，不仅要解释我的梦，而且还要解释在我身体上发生的最初看十分偶然的一切事情。”
也许达利的画正是他“自我解释病”的产物——在画中解释自己的梦境、解释自己偶然出现的想象或是压抑已久的性Yu。但是，达利仅仅是在展现梦和欲么？除了是一个梦境的描述者，他还是什么？一个谜？一个妄想者？还是一个分裂症患者？
达利出生前三年，他7岁的亲生哥哥因为脑膜炎死了，达利出生后，他的父母亲把哥哥的名字给了他：萨尔瓦多。从小带着死去哥哥的名字长大，因而达利一直处于“被丢弃的状态”和“确立自我的过程”同时并存的矛盾中；除此以外，达利的生活中还充满了很多冲突，包括作为无神论者的父亲和虔诚天主教徒的母亲对其宗教信仰带来的不同影响，使其一生与天主教的关系复杂而纠葛等等。
的确，在欣赏达利的作品时，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二元对立的冲突感。除了那些反复出现的软硬对比的符号以外，他的绘画中也存在这种分裂意识。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我们能看到，达利所用的线条、图形和色彩都是暴力而血腥的，而整个画面的背后又呈现出一种趋于完美的“乌托邦”情结。最典型的如这次参展的《征服宇宙》系列，表面上看去，画中充满了零乱、鲜艳、怪诞的太空时钟、宇宙蝴蝶等图案，而如果在画前多停留一下，就会感受到一种对于太空的梦呓般的憧憬。
对立是超现实主义的主题，正如安德烈.布勒东在1924年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说：“超现实主义是一个真实与幻想、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当人们提起达利时，大都会想到他的“疯”，想到他登峰造极的“自我炒作”，想到他的名言：“我同人类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是疯子，我与疯子唯一的区别在于我没疯”。真正的疯子是不知道自己已经“疯了”的，达利的“疯”显然是在他的理性控制范围内。他身上这些种种扑朔迷离的矛盾与对比，或许正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20世纪先锋艺术的界标
这次达利作品从8月1日开展，到8月6号，就接待了1.2万人，是今年上海美术馆参观人数最多的展出。其实，达利在中国的走红并非始自今日，上世纪80年代国门重开之后，中国的新潮美术家就对包括达利在内的超现实主义艺术有过热烈的迷恋和推崇。
从那以后，达利在中国艺术界，甚至工艺、设计领域的影响一直没有减退，每次有关他的展出都会受到广泛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系副教授吴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达利备受关注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下中国艺术界，除了真正的学院派（尤其是大学老师），或者是那些已经确定了社会地位、不需要再通过创新吸引公众注意的人，其他只要是搞艺术、搞绘画的，无一例外，都在追求一种‘先锋’的东西，而达利，无疑是先锋艺术的界标。”
他说，提到先锋艺术，20世纪首推杜尚和达利，而他们的先锋创作又不完全一样。杜尚的先锋更多带有玩世的色彩，提供一些不痛不痒、用以嘲讽和调侃的东西。就像冯小刚的电影一样，玩的是小聪明，是概念艺术。而达利不一样，达利做的是原创艺术，他的作品源自内在的灵感、分裂性幻想和妄想症。
当讨论到很多人认为达利的创作有自我炒作的成分并且受弗洛伊德影响很大时，吴琼认为：“达利的自我炒作实际上是分裂症患者的自我表述，是一种天生喜欢出风头的性格，达利身上仿佛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炒作色彩。而他那些在世人看来疯狂的举动，其实不必过分信以为真，有时候不过是他在圈子里搞搞恶作剧，捉弄一下他的同伴罢了。说到弗洛伊德，其实在达利看来，弗洛伊德不过是‘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而已。而真正对达利产生很大影响的，是研究精神分裂的拉康，他们俩有过互动，关系比达利和弗洛伊德的关系更密切。达利也曾说‘人类意识的真正革命从拉康开始’，这些在达利的自传里都有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