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当我们今日重唱此歌时
❖本篇歌名純屬虛構，私設如山
❖時間軸卡了好幾回，歷史廢實在力不從心。幸虧耀哥便當領的早（什）署名日期是瞎標，其他人物生辰也算彩蛋（所以不要問我為什麼蘇哥的生日是12月25日，可能我想讓他復活？）
❖一開始想的題材是傳記，後來寫的像個序言，最後是個什麼玩意我也不知道。
❖我所記述的不及他們十萬分之一的好
❖也許下一部是娜塔莎·阿爾洛夫斯卡婭《回憶我的哥哥——伊利亞·布拉金斯基》（？）
（一）
“夜空月光下，篝火白雪旁。”
“万物敛声息，不敢多惊扰。”
“拉起这手风琴啊，我的爱人，为你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那河面上的粼粼波光，那田野间的明媚暖阳。”
当我们今日重唱这首《当此歌奏响时》时，我们仍能从前苏联作曲家，布尔什维克战士伊利亚·布拉金斯基先生所谱写的曲调中听见世间最轻柔的声音——爱情向我们款款走来的脚步声。“它诞生于最残酷的战争，吟唱于最寒冷的冬季，可每当我回忆起这首歌，漫山遍野的向日葵都浸没在春日最丰厚的暖阳中，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魔术。”这是伊万·布拉金斯基的妹妹娜塔莎·阿尔洛夫斯卡娅在其书《回忆我的哥哥——伊利亚·布拉金斯基》中所记述的语句。事实上，细算而来，这首写于1929年的前苏联歌曲距今已有84年的岁月，却经久不衰，如今依然受到俄罗斯人民的热烈欢迎。当然，正如娜塔莎在书中对此歌所做的评价，
“这首歌唱得最好的，第一是俄罗斯，第二非中国莫属。”
（二）
当我们今日重唱这首《当此歌奏响时》时，上了年纪的老兵也许会忆起那个名为王耀的中国战地记者。随着前苏联作曲家，布尔什维克战士伊利亚·布拉金斯基《战时日记》的发表——其中虽然已做了大量删减——我们仍不难从中发现这个独特的中国名字。笔者为此走访各地，收编资料，企图于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打捞出这一尾真挚灵魂，幸而最终获有所闻。而人的一生远不止资料的拼凑，如今笔者再如何捡拾碎片，都如那跌碎了的镜子再缝补起来，不仅连完整性都无法保证，就连所缝补的碎片是否真实都无从考据，终于是无法完整映出生者往日容颜的。倘若读者能不计过失，肯将此篇当打发时间，闲读一番，笔者倒也欣慰不已。
王耀，出生于中国东北，1907年冬，生卒日不详。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九岁进入莫斯科孙东方大学留学，学习期间与前苏联作曲家伊利亚·布拉金斯基相识。两人一见如故，“耀是个卓有远见的布尔什维克，

我无时不沉浸于他富有活力的言语。”（节选自伊利亚·布拉金斯基《战时日记》）学成后毅然提笔归乡，背上一台莱兹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回到祖国，奔走于战争前线，期间仍与友人伊利亚·布拉金斯基保持密切联系。据王耀的妹妹王湾口述，王耀在战争期间曾力图编写一部反应战争和人民生活现实的小说，然而终因战争繁乱而散佚。战火无情，王耀很少有时间抽空给家人写信，在王湾向我们展示的三十二封家信中，每封字数几乎不超过一百字，内容大多是简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
王耀的最后一封家信写于1937年，那时他已患了很严重的大叶性肺炎，这封家信是在战友的帮助下写完的，所以比起其他家书更为不同的是，这封家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更像是遗书，尽管如此，这封家信仍是简洁明了，绝没有因死神的迫近而拉缓声调拖慢步子。经王耀家人许可，笔者现将其部分节选摘抄于下：
“我永远爱着祖国，我为她而来，我为她而去。我绝不忘记党。谢谢我亲爱的家人，一直以来都让你们担心了。如果可以，请代我向莫斯科的伊利亚·布拉金斯基先生道别，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曲子。”
除去这封特殊的家信，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王耀寄于1929年的这封家信，它的内容都是用中俄双语所写的，甚至都没有收件人，只填写了一个地址便匆匆了事。与其说是家书，倒不如更像一个片段的摘抄或翻译。经王耀家人许可，笔者现将其摘抄于下：

“纵使我的灵魂千疮百孔，我也将从洞隙中听见你的爱语。
我要将这世界苦痛的底片，全部涂上蜂蜜牛奶，我要让所有从世界底部流下的黑暗血液，在教堂的单簧管所鸣响的一刻，全都变成春日里闪动的紫藤萝，我要让这残酷黑涩的社会到处挂满红色的飘带——那是鲜血与革命的标志，它将在风的吹动下猎猎作响。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你知道的，坟墓只是片面的终点，我们的灵魂，必将有一日搏得共产主义的到来！”
（三）
当我们今日重唱这首《当此歌奏响时》时，我们不得不提及此曲作者伊利亚·布拉金斯基先生。伊利亚·布拉金斯基（1904年12月25日～1988年6月5日），他的第一首曲子——同时也是他的成名作《当此歌奏响时》至今仍传唱不止。
伊利亚·布拉金斯基的手按过手风琴黑白的键，也按过寒光四射的枪。作为作曲家及战士的他这一生所歌颂的主题大都与革命和人民相关，然而这首《当此歌奏响时》却抛开了一切的硝烟战火，安静得像白雪落地，温和得像四月春风。有人说这是小伙子初出茅庐的纯情青涩，亦有人称其是为心爱的姑娘所做。“那年哥哥只写了这一首曲子，我不知道他是为何人所做。只今后数不清的夜里，当别的战士庆祝胜利的喜悦，欢歌载舞时，我常注意到他背着手风琴，被人群簇拥着，手指翻飞间奏响热情欢快的乐章。他们总说有了哥哥的手风琴，连白雪里都能开出红色的花来。然而人群归去后，他总是留的最晚的那个。他总喜欢在月夜趁无人时奏响《当此歌奏响时》，却从不哼唱歌词。而要我问及时，他却总是微微一笑算作回答，最高兴的那次，我听见他回答‘我只是给别人伴奏罢了。’好像有谁在远方给他伴唱似的。那时我还真以为他迷上了什么姑娘，非要看看不可哩。”（摘自娜塔莎·阿尔洛夫斯卡娅《回忆我的哥哥——伊利亚·布拉金斯基》）
“纵使我的灵魂千疮百孔，我也将从洞隙中听见你的爱语。
我要将这世界苦痛的底片，全部涂上蜂蜜牛奶，我要让所有从世界底部流下的黑暗血液，在教堂的单簧管所鸣响的一刻，全都变成春日里闪动的紫藤萝，我要让这残酷黑涩的社会到处挂满红色的飘带——那是鲜血与革命的标志，它将在风的吹动下猎猎作响。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你知道的，坟墓只是片面的终点，我们的灵魂，必将有一日搏得共产主义的到来！”

令笔者惊异的是，在《回忆我的哥哥——伊利亚·布拉金斯基》这本书中，居然同样出现了与1929年那封特殊家信的相同文字，“在写《当此歌奏响时》，哥哥曾自己亲手制作的过一张书签。这也许是写给他的爱人的，也许是歌颂理想的，我不知道。这原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而令我记忆犹新的，却是当这张书签完成后，一向沉着冷静的哥哥居然像陷入热恋的小伙子——那会我没听说他有什么姑娘，倒听说有一个和他走得很近中国友人——红着脸来问我这张送人的书签做的如何。我当时打趣他看上了哪个姑娘——当然，我也没知道这张书签最后落到了谁的手上。”
比起书签，王耀那封特殊的家信倒更像一版复制品，只是粘贴了内容。如果王耀是这张书签的受赠者，这也能理解——毕竟脆弱的书签极易丢失，书签上的内容就显得格外珍重，若能保留了内容，哪怕往后自己复制一张也算得了一半韵味，剩下一半就只能留给遗憾说去了。
——当然，那张书签是否的确是送给王耀的，只有伊利亚·布拉金斯基知道。
（四）
当我们今日重唱这首《当此歌奏响时》时，我们也许会有更多遐想。于王耀而言，伊利亚·布拉金斯基是幸运的。笔者不知道在那个红色的年代，有多少人像王耀这般捧着一颗赤诚的，燃烧的心脏，于乱世硝烟中高歌后不带一点灰地离开。他们不被后人所铭记，至亲也无从寻觅他们的尸骨，然而历史的笔墨就蘸着他们的鲜血而划开字句，在人民的高呼声中缓缓收笔，又翻开一页新的篇章。
“纵使我的灵魂千疮百孔，我也将从洞隙中听见你的爱语。
我要将这世界苦痛的底片，全部涂上蜂蜜牛奶，我要让所有从世界底部流下的黑暗血液，在教堂的单簧管所鸣响的一刻，全都变成春日里闪动的紫藤萝，我要让这残酷黑涩的社会到处挂满红色的飘带——那是鲜血与革命的标志，它将在风的吹动下猎猎作响。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你知道的，坟墓只是片面的终点，我们的灵魂，必将有一日搏得共产主义的到来！”
破碎的镜面是否依然有存在的意义？这需要观者自己去定夺。
——而倘若我们能从镜面中窥见自己的一角，或许这已足够了。
2013年12月29日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