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人们接触音乐的渠道不再局限于电线杆上大喇叭的被动接受，收录机、电视机的普及让民众在艺术审美过程中的主体性得到明确和强调，不信权威信感觉的自由选择，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发烧友。
　　与那些幸福的同龄人相比，我一直晚到1992才拥有第一台收录机，听歌的历史比别人晚了近十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唱的歌比别人少，在我的“独门秘技”的保障下，我唱歌的数量反而一直都数倍于其他爱唱歌的人。
　　在没有设备的漫长时光里，我并未因此与音乐绝缘，我同样也在学歌，而且远远比别人多。只是我学歌的方式与众不同，别人是听着学，我是唱着学的。
　　我最早开始完整地唱歌，就不是听着歌手演唱学的，而是自己找谱来唱。那时我七岁，街上有那种折叠式明星月历卖，正面是月历和明星像，背面是十二首影视主题曲。价格也记不起了，反正比买唱机磁带便宜多了，我就利用自己熟练掌握了七个音符那点“坚实”的小学音乐基础自己唱给自己听。这种学歌方式或会使我闹出不知歌曲原唱的笑话，但却能够像别人轻易说出众多歌手名字那样，对创作者了如指掌。
　　我最先学的歌大概是香港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港台剧是当时最红火的电视节目，《霍元甲》三部曲、《再向虎山行》、《万水千山总是情》等剧每到周末便制造出万人空巷的景象。月历一直是畅销的物品，因而我总是先于时人学会这些影视歌曲，甚至连大陆没有引进的《射雕英雄传》、《搭错车》、《欢颜》等影视的歌曲，以及要到几年后录像业发展起来才得见天日的琼瑶电影插曲，我都能够完完整整地唱出来，于是经常有人会惊讶地说，这个娃娃怎么什么都会唱，而且从没唱黄？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七、八十年代的武侠剧插曲在香港已经是难得的有质量的原创歌曲了。到得大陆乐迷开始从影视插曲的被动接受转到对发片歌手的主动挑选时，主动权是掌握在手中了，原创歌曲已经少得可怜：绝大部分香港歌手都靠翻唱日本歌曲成名立足，这也直接导致了九十年代香港歌坛在发起原创运动后，立即便遭遇见光死的困境。
　　不过在当时，这些都不重要，港台明星真正入侵大陆还要在几年之后。当时在大陆最红火的是西北风。崔健、徐沛东、苏越等众多音乐人除了继承施光南、谷健芬他们深厚的民族音乐根基之外，更把西方复调音乐的整体构思应用到“西北风”中来，引起了轰动效应。体现在社会上就是人人皆唱黄土坡，个个能歌信天游。
　　八十年代中后期，不同年龄段的歌迷开始出现了各取所需的迹象。比如在学校，老师们的音乐热情主要体现在对歌曲本身的喜爱，具体审美倾向是晚会歌曲、影视歌曲、金氏民族唱法、正能量大主题，他们听的多半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十五的月亮》、《我的中国心》、《牡丹之歌》、《驼铃》，他们沉醉于悠扬的旋律和昂扬的情绪，并不一定了解也不太关心歌手的情况。学生们则从帅气加洋气的费翔开始关注台港歌手，他们不很看重一盘卡带质量参差不齐的曲目表，而是把精力花在了对偶像的深挖与膜拜上面。流行文化走到这时，非政治影响下的文化偶像终于破土而出。
　　这个时期正是大陆流行乐对于港台借鉴与融合的初始阶段，听众对于音乐的不同选择折射出三地音乐文化在冲突中艰难融合的过程。其时年少的我们并不能完全看清香港流行歌曲的国际化倾向和台湾校园歌曲的青春活力，正日益强劲地冲击着大陆过分民族化和正统化的早期流行音乐创作与演唱的历史格局，对于程琳与邓丽君、屠洪刚与齐秦、那英与苏芮的模仿或师承关系一无所知，只是尽可能搜罗一切觉得好听的歌曲来唱。
　　回溯起来，那个时代似乎流行音乐已达峰颠，但在当时，学生接触音乐的渠道依然有限，往往发现一首动听的歌曲，全班大部分同学都争相学唱，然后同样的旋律就迫不及待地在宿舍里、操场上、田野间、马路上四处响起，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大群农村学生于子夜时分结伴从城里步行回校，经过野地的坟场时，胆小的人们战战兢兢，不敢出声，这时不知谁率先嚎了一嗓，山野里立即不约而同地响起一阵洪亮的和声“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回程长达十余里，歌声于是一路不断，逗得沿途人家的狗也狂吠不止。面对这种情形，我始终有种奇特而微妙的感觉：一个人只要爱唱歌，丑陋者立刻变得漂亮、猥琐者立刻变得轩昂了。
——节选自拙作《开放在音乐中的失聪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