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联邦在内忧外患下，于1768年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附庸国；[24]控制波兰成为了俄罗斯的外交重点和军事战略。[25]贵族民主制的不稳定性将波兰带到无政府主义的边缘。改革的尝试，例如1788年至1792年在1791年编纂五三宪法时达到高潮的四年瑟姆所做所为都已经太晚了，而且国家遭到邻居俄罗斯帝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大公国(哈布斯堡-洛林皇朝)的三次瓜分。在1795年，波兰立陶宛联邦从欧洲地图上被完全抹去了。拿破仑战争时期，在法国皇帝拿破仑扶持下建立了华沙公国，到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意志帝国攻占俄属波兰建立了傀儡波兰政府，而立陶宛被划入德国的傀儡波罗的海联合公国管治，一战结束后波兰和立陶宛两国才得以独立。

【地理】
在16世纪，波兰主教和制图师马丁·克罗莫出版了一套拉丁文地图册，标题为《波兰：关于它的位置、人民、文化、政府和波兰联邦》，这被认作是涉及范围最广泛的国家指南。
克罗莫的工作和其他制图师的地图，例如格拉尔杜斯·梅查托尔的地图体现出联邦一平原为主。联邦的东南部，克雷西以沙地而出名。科尔巴阡山脉成为了该国南部边界的一部分，与塔查山链住最高点，波罗的海为联邦的北部边界。和那时的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联邦有很高的森林覆盖率，特别是在东部。今天，残留的比亚沃韦扎森林成为了欧洲最后一片最大的原始森林。[26]

【行政区划】
虽然“波兰”也通常表示波兰立陶宛联邦整体，但波兰事实上只表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其分为两个主体部分：
波兰王国王冠领地（狭义上的波兰），简称“王冠领地”（the Crown）。
立陶宛大公国，简称“立陶宛”。
联邦有进一步分为更小的行政区划，被称为“省”（“województwa”），每个省由省长（“Voivode”）统治。各省又进一部分为]“长老区”（“starostwo”）每个长老区由一个长老统治。城市由城主统治。这些规则经常有例外，每个省又包括称为“地区”（“ziemia”）的次级行政区。
过去属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国土，主要分布在这几个东欧和中欧的现代国家：波兰（除了现在的波兰西部）、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
联邦其他并没有划分为省或地区的著名地区包括：
小波兰（波兰语：Małopolska），波兰南部，首府位于克拉科夫；
大波兰（波兰语：Wielkopolska），波兹南周围的中西部波兰和瓦尔塔河水系；
马佐夫舍（波兰语：Mazowsze），波兰中部，首府为华沙；
正统立陶宛，天主教的，也许是民族上的立陶宛，大公国的西北部；
萨莫吉希亚（波兰语：Żmudź，立陶宛语：Žemaitija），立陶宛最西部的自治区，西部是正统立陶宛；
王室普鲁士（波兰语：Prusy Królewskie），位于波罗的海南部沿岸，自第二次索恩休战 (1466年)起，成为了自治区，自1569年随着联邦的形成成为了王冠领地的一部分；
波美热尼亚（波兰语：Pomorze Gdańskie），格但斯克周围的波美拉尼亚，王室普鲁士西部；
鲁塞尼亚（波兰语：Ruś），联邦东部，临近俄罗斯；
利沃尼亚公国（Inflanty），王冠领地和立陶宛大公国的共管去。一部分在1620年代和1660年被割让给了瑞典；
库尔兰和瑟米利亚公国（波兰语：Kurlandia)），联邦的北部属地。它在1637年于多巴哥岛，在1651年于冈比亚河的圣安德鲁岛建立了殖民地（参见库尔兰殖民）；
西里西亚（波兰语：Śląsk）并不属于联邦，但小部分属于一些联邦的国王；特别地，自1645年至1666年，瓦萨王室的国王是奥波莱的公爵。[29]
联邦的边界因为战争和条约而改变，有的时候甚至10年间就能改好几次，特别是东部和南部的边界。在雅姆·加波尔斯基休战（1582年）后，联邦面积大约为81.5万平方千米，人口数为750万[30]。在1619年的杜里诺休战后，联邦的领土面积为99万平方千米，人口有大约1100万（包括大约400万的波兰人）[31]。

【政治】
波兰选王制
两国联邦的政治教条是：“本国是一个国王之下的共和国”。司法官扬·加莫耶斯基以这句话总结了上述教条：“国王当政但不统治”（"Rex regnat et non gubernat"）。联邦有一个议会，称作喰议会，相当于众议院，他们能够民主选举国王。国王在他的统治时期内不得不在对亨利国王条款和女修道院条约的谈判中详述他会如何尊重公民的权利。
君王的权力很有限，他的权力被人数众多的贵族阶级的权力替代。每一位新国王不得不赞成波兰政体的基础——亨利国王条款（其中甚至还有近乎前所未有的对波兰宗教宽容的保证）。随着时间的流逝，亨利国王条款与女修道院条约逐渐合二为一，国王选举制支持这些详尽的协议。在这一点上，国王事实上是贵族阶级的伙伴，并经常被参议员监督。
联邦整体的基础，“波兰选王制”包括：
自由选举权：所有贵族根据其愿望参加；
众议院贵族，每两年由国王命令召开的国会；
协议条款（拉丁语：pacta conventa），由国王选举制“支持的协议”，包括权力清单，约束国王的条约，起源于更早的亨利国王条款；
起义（拉丁语：rokosz，音译洛克施），施拉赤塔的权力，可以对侵犯他们自由的国王发动叛乱；
自由否决权（拉丁语：liberum veto），私人土地公使的权力，可以在瑟姆开庭时反对由较多人发动支持的决定；动用“自由否决”可以令在开庭时宣布通过的所有法规无效；在17世纪后半期的动荡后，波兰贵族也可以在地方瑟姆中动用自由否决权；
会盟（波兰语：konfederacja）（来自于拉丁语：confederatio），为通过常见政治目标组织军队的权力。
贵族民主制。1573年的国王选举，扬·马特耶科绘
联邦的三个主体部分（见下文）都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32]。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行使强大政治权力的喰议会，这些权力包括挑选由派往国家瑟姆的波瑟夫（下院议员），而且地方瑟姆可指定派去的波瑟夫遵循特定的命令投票。立陶宛大公国军队、财政和其他大部分政府部门独立于波兰[33]。
波兰选王制创造了那时独一无二的国家，但是在当时的城邦中仍然能够找到与其类似的政治制度，例如威尼斯共和国。[34] （有趣的是这两个国家都被称为“最尊贵共和国”。[35]）当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挺进，并随时为宗教和王室而战时，联邦却大胆地进行权力分散[10]、邦联制、联邦制、民主制、波兰宗教宽容、甚至是和平主义的尝试。因为瑟姆经常否决君王发动战争的计划，这导致贵族们对民主和平论的辩论。[36]
这个在它所处的时代里非常特别的政体源于众议院贵族在阶级冲突中，对其他社会阶级与君主制政体的胜利。最后，众议院贵族积累了让任何君王都没法解除其特权的特权[注 3]。联邦政体很难简单地进行分类，但是可以通过它的特点暂时描述为以下几个制度的混合物：
邦联制和联邦制，它的地区有广泛的自治权。然而它很难称联邦为邦联或是联邦，联邦政体是它们两者的混合物（中文通称“波兰立陶宛联邦”为“联邦”）。
寡头政治[37]，只有施拉赤塔——约占人口的10%——拥有政治权利。
贵族民主制，因为所有的中喰议会贵族在权力和特权上人人平等，而且瑟姆可以在重要事情，如立法（采纳新法）、外交事务、宣战和税收（更改现有税种或征收新税）上否决国王。而且，在国家中有10%的人享有政治权利（施拉赤塔）[38]。而这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是十分先进的[39]；在1831年法国只有1%的人有投票权，而在1867年英国也只有3%的人有投票权。
选举君主制，因为君主由施拉赤塔选举，是国家元首。
君主立宪制，因为君主受限于女修道院条约和其他法律，而且施拉赤塔可以违抗所有他们认为不合法的国王下达命令。

【议会】
参见：大瑟姆
直到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的议会（Sejm/Soim）是彼此独立的，但在签署卢布林条约后，联邦两国的贵族开始集中于一个议会里。波兰于1493年在皮奥迟科夫召开第一次瑟姆（国会），并此后每两年（大多在华沙）召开为期6周的瑟姆。从17世纪末期开始，随着赫罗德诺（靠近波兰与立陶宛边界）在区域与国家政治上影响力日增，瑟姆也时常在该地召开。
国王为议会的从属，而议会权力涵盖整个波兰与立陶宛。议会由以下三种阶级组成：国王本身、由贵族构成的参议院和各省省议院代表（众议院）。一会的所有决定必须要议员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国王禁止任命继承人，下任国王需要经过议会的选举。国王出兵他国得经参议院许可；一个由六位参议员构成的委员会永久监视国王，以确保他没有滥权。总而言之，波兰国王主要是执行议会决议的战争指挥官。而议会则被充满个人主义和独立意志的贵族控制。不像其他加强中央集权的大部分欧洲君主国家，波兰是一个以半自治的贵族为主导的王国。
只有克拉科夫、波兹南和卢布林、以及1569年卢布林联合后的维尔纽斯与1658年后的利沃夫，拥有指派代表参加瑟姆的权力，但自1565年起，它们便没了投票权，除非事务直接关系到其城市本身。

【联邦的短处】
一旦雅盖隆家族成员自1572年起烟消云散，联邦政府与贵族间脆弱的均衡就宣告瓦解。权力逐渐由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各个贵族的手里。
当王位定期留空待补时，贵族们偏好推举还未承袭其他强大王朝的外国继承人。这种策略使得瑟姆常常选出完全无能的，或在与贵族的冲突中处于下风的君主。此外，除了某些有名的例外情况，如有才干的特兰西瓦尼亚斯特凡·巴托里（1576年-1586年）之外，外国血统的国王一般瞧不起联邦势力而倾向采用自己国家的势力执政。这种情况在来自瑞典瓦萨王室头两位获选国王的政策与行为上特别明显。这两位国王的政策将联邦带入与瑞典的冲突中，而在1648年称为大洪水的战争中冲突更是达到了顶峰，而这场战争是许多标志联邦黄金时代结束的事件之一，也是联邦衰败的的开始。
泽布鲁基多夫斯基的起义（1606年–1607年）标志着权贵权力的长足增长，以及由贵族民主转向权贵寡头的政治制度转变。联邦政治体系易受外来干预，例如瑟姆议员受到外国势力的贿赂，[44][45]使他们运用自由否决权，以妨碍尝试性的改革。这让联邦大耗元气，并使其陷入从17世纪中至18世纪末超过一世纪的政治瘫痪及无政府状态，而另一方面，它的邻国在这一百年中解决了他们的内政问题，并大修武备，凸显出联邦积弱不振的问题。

【军事】
联邦军队由两位大指挥官和两位地方指挥官指挥。军队包括：
正规军（Wojsko kwarciane）：以税收得来的军晌来维持生计的正规军（这支军队后来与半正规军联合）
半正规军（Wojsko komputowe）：在战时征募的半正规军（在1652年这支军队与正规军联合为一支新的永久性军队）
贵族军队（Pospolite ruszenie）：贵族征募的军队
非正规军（Piechota łanowa和piechota wybraniecka）：基于征募的农民的军队
登记哥萨克：哥萨克构成的军队，主要是步兵，不常作为骑兵征募
禁军：主要目的是保卫君王和家人的小军队
雇佣兵：与大多数其他军队连用，作为正规军的补充，雇佣的主要有日耳曼人，苏格兰人，瓦拉几亚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波西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和西里西亚人
私人军队：在和平年代通常是由权贵或城市支付军晌与装备的小军团（几百人）。但是在战争时，他们会扩充兵力（甚至达到几千人），并由国家支付军晌与装备[51]
联邦海军很小，而且在联邦历史中只起次要作用，但是在1627年赢得非常重要的海战奥利瓦之战的胜利，打破了瑞典的军事封锁。在黑海上，哥萨克驾着他们的小船（柴卡）掠夺了奥斯曼帝国和它的属国的资源。他们甚至烧毁了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城郊的建筑。

【经济-商业】
波兰立陶宛扮演了为16世纪的西欧输送三种物资：谷物（黑麦），牲口（牛）和毛皮的重要角色。[52]这三种物资的出口占联邦向西欧市场出口量的近九成。[52]
联邦的经济受到基于利用农业劳动力的封建农业的控制。 自15世纪起，波兰禁止奴隶制；在1588年，立陶宛也禁止了奴隶制。[53]他们被第二次奴役为农奴。特别的，贵族有一种通过农奴的劳作，产生多余的粮食来做国内或国际贸易的大农场。这种经济对于早期的联邦而言，是行之有效的。也因如此，联邦的早期是粮食贸易最繁荣的时代之一。[54]但是从17世纪起，农村的局势开始恶化，在那时，拥有土地的贵族通过加大农民的劳动量来补偿粮价降低所带来的损失，这也导致了在当时东欧十分普遍的第二农奴制。
因为联邦着眼于农业，外加贵族对中产阶级的支配地位，导致联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展相对缓慢。在几次遍及全欧的阶级斗争后，没有哪里的贵族像联邦的贵族那样有支配力了。但是历史学家对究竟是什么让在战争期间和17世纪中期时，联邦的城市在面积和财产并不明显地落后于西欧的国家的问题中，争论不一。联邦有很多村镇和城市普遍以马格德堡法为基础。联邦的大商品交易会中的一些交易会在卢布林举办。参见地理章节，在下面有联邦主要城市的列表（主要是省首府）。
虽然联邦是欧洲最大的谷物提供商，它的谷物中的大部分用于内销。在1560年至1570年时波兰王国王冠领地和普鲁士的谷物估耗量大约为113000吨小麦（或称为226000瓦史特）（瓦史特是计算大块物件质量的计量单位；就谷物而言，1瓦史特=0.5吨）。16世纪联邦谷物的年均生产量为120000吨，其中6%用于进口，19%被运进城市，而其余的则成为了乡下人的口粮。联邦的谷物在歉收年里，例如1590年代早期和1620年代显得更为重要，在那时几乎南欧的所有政府都会进口大量谷物，以补充在它们法律里所规定的谷物的差额。
谷物仍然是联邦的最大的出口商品。用于出口的大农场的场主通常与但泽（德语：Danzig）的商人签约，这些但泽的商人控制国内贸易的80%，并将谷物向北方输送至波罗的海沿岸。[55]联邦的很多河流被用于水运：维斯瓦河，皮里查河，布克河，桑河，尼达河，维普鲁兹河，尼曼河。河流拥有已建设完的基本设施，例如内河港和粮仓。大部分航船往北走，向南的运输没有利润，而且驳船和木筏经常在但泽卖作木料。在1569年奥古斯图夫这个在后来成为了商人从大公国到王冠领地（或按相反路线）的检查点的地方设立海关后，赫罗德诺变为了特别的中枢。[56]
来自但泽的货船大多数经过荷兰（是一个地区，而非国家）和佛兰德斯，将谷物运往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之类的大港。除了谷物之外，也出口其他海运物资，包括木材和木制品，例如焦油和木炭。
联邦在陆路上向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地区，例如莱比锡和纽伦堡出口皮革，毛皮，大麻，棉（大多数来自大波兰）和亚麻布。大牛群（约为50000头牛）穿过西里西亚运往南方。
联邦进口香料，奢侈品（例如挂毯），服饰，鱼，熊和工业品例如钢和工具。一些内航船将从但泽进口的物资，例如葡萄酒，水果，香料和鲱鱼运往南方。在16和17世纪的某时，联邦的贸易差额由正转为负。联邦的货币包括兹罗提和格罗希。但泽有自己铸币的特权。

【商业-手工业】
波兰的银匠和金匠遵照西欧传统和样式的总趋势。大部分大师来自西欧的大城市，例如纽伦堡、奥格斯堡和阿姆斯特丹。他们带来了新的样式。但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当地的环境，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所以这些大师的作品不同于他们西方兄弟的作品。
由波兰大师做的勺子在17世纪和18世纪曾风靡一时。[58]勺子的手柄上经常刻着教育人的警句。[58]在18世纪后期，华沙是生产银器的中心。[58]除了昂贵的装饰品外，银匠也为更广泛的客户群生产实用品。这些实用品有大酒杯，盘子和刻着《圣经》故事的伏特加酒杯。带着镶嵌硬币和奖章的酒杯构成了一种特别的银器样式。[58]在16世纪，卢布林成为了铜器生产的中心。与此同时，波兰开始大规模制造座钟。[59]
近17世纪末，克拉科夫地区的一个车间为联邦的队长供应大量轻骑盔甲，这件事情被推测为是很多典型轻骑盔甲的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在这些盔甲中存在着喀尔巴阡山风格的花纹图案，例如心形图案，在今天仍然被看做是地方性金属制品。[60]很多建筑装饰是用代布宁克的黑大理石打造的。[61]它们不仅能在克拉科夫发现，也能在整个波兰与其他国家（维也纳，奥地利的格拉茨和萨尔茨堡与德国的法兰克福）找到。[61]石灰岩的采石场废墟在克拉科夫和代布宁克的20公里开外发现。[61]利沃夫的亚美尼亚人在武器，尤其是刀柄、剑柄的装饰上有专长。[62]手工品主要用珐琅，特别是克拉科夫的珐琅装饰，在这个时候联邦也流行用珊瑚装饰的浮雕宝石来装饰手工品。[59]
在17世纪中期附近，波兰的王公贵族光顾了格但斯克，格但斯克也成为了琥珀加工的第一中心。[63]格但斯克的储物品手艺是一项新技术。[63]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格但斯克琥珀艺人的漂亮工艺品大多是箱子，啤酒杯，水罐，盘子和杯子。[64]奢侈的格但斯克家具用波罗的海橡树制造，并成为了贵族阶层的标志。[65]
在17世纪，联邦盛行编织上面有乌沙克地毯风格的图案的地毯。[59]18世纪波兰编织的地毯上面主要为花朵，或者是水果，鸟类和丰饶角为主的家常花纹，且色调统一。[59]由羊毛制造的基里姆地毯的市场也很兴旺。[59]柔软的宽腰带在当地生产，并由联邦的一些警察制造。[59]第一批作坊在1740年代于权贵家族的土地上营业，并配备了甜菜，或是让带有金银丝的丝绸变得有光泽的滚印机。[59]
随着探索时代的到来，很多老商道，例如琥珀之路失去了以往的价值。虽然在那时开发了联邦和俄罗斯之间的本地商道，但波兰作为亚欧之间的中转站的价值依然缩小了。但即使航运技术改良了，联邦依然是西方与东方的重要一环，因为商品和文物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依然要经由联邦。举例而言，从波斯进口到联邦，再运往其他地方的伊斯法罕地毯实际上在西方被称为“波兰地毯”（法语：Polonaise）。
由约瑟夫·柴普雷尔制造的银质酒杯，克拉科夫，1739年-1745年。

装饰有米哈乌·卡齐米日·帕克徽章的地毯，扬·雷尼尔斯，布鲁塞尔，1667年-1669年。

【文化-科学和文学】
联邦是研究现代社会与政治思想的，重要的欧洲中心。它以它罕见的准民主政治制度而出名，这种政治制度被伊拉斯谟等哲学家大加赞赏；而且在反宗教改革时期，因它独一无二的宗教自由而闻名，在那里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东正教徒和新教徒能够和平相处。联邦也创立了“波兰兄弟会”（也称为阿里乌斯派），该教派是英国和美国唯一神教派的先驱。
波兰阿里乌斯派紧跟西欧知识分子的潮流，并急切地使用一切时机与锐意进取的名人交往。[67]这些与名人的联系促进了拉库夫学会和其他位于列施诺，托伦，格但斯克和埃尔布隆格持异见学会的发展，并无疑让它们能够与较大的大学向匹敌。[67]拉库夫的阿里乌斯学会引起学生和教授，中间有一些来自著名西欧国家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注意，例如在1612年参观的斯科特和托马斯·瑟格斯。[67]
因为它的政治制度，联邦诞生了一些政治哲学家，例如安德热·弗雷奇·莫德热夫斯基（1503年-1572年），瓦夫雷涅茨·格雷马瓦·戈施里茨基（1530年-1607年）和皮奥特尔·斯卡加（1536年-1612年）。后来，斯坦尼斯瓦夫·斯塔西茨（1755年-1826年）和胡戈·卡瓦塔耶（1750年-1812年）的努力为欧洲现代史上第一部国家宪法五三宪法铺平道路。[19]
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是世界上最老的大学之一。维尔纽斯大学和雅盖隆大学是联邦的主要学术与科学中心。国家教育委员会（波兰语：Komisja Edukacji Narodowej）成立于1773年，是世界上首个国家教育部。[68]联邦的科学家包括：历史学家，制图师马丁·克罗莫（1512年-1589年）；炼金术师，化学家米哈乌·谢兹沃耶；数学家，医生和天文学家扬·布罗仁科（1585年-1652年）；工程师，人种学者，战时的荷兰西印度公司总海军将领与西班牙帝国位于巴西的殖民地的统治者克雷施托夫·阿尔切谢夫斯基（1592年-1656年）；[69]军事工程师，炮兵专家和火箭学创始人卡齐米日·谢米耶诺维奇（1600年–1651年）；天文学家，月球地形学创始人约翰尼斯·赫沃琉斯（1611年-1687年）；东方学者，制图师，博物学家和南明政府外交官卜弥格（1612年-1659年）；数学家，工程师亚当·亚当曼迪·科昌斯基（1631年-1700年）；犹太教哈西德派创始人巴力·闪·托夫（1698年-1760年）；马钦·奥德兰尼茨基·波仇布特（1728年-1810年）；博物学家，农学家，昆虫学家扬·克雷施托夫·克鲁克（1739年-1796年）。
在1628年，著名的捷克教师，科学家，教育家和作家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在联邦避难，那时新教徒在反宗教改革中遭到迫害。[71]他在波兰兄弟会统一体的中心列施诺安定下来 ，在那里的1632年，他被祝圣为兄弟会的长老（主教）。[71]在列施诺，夸美纽斯写了很多他教育上的理论，这些书籍让他在欧洲名声远扬。[71]塔耶将他的理论实践于列施诺的学校中。[67]
联邦传统意义上的著作家包括：作家，剧作家和诗人扬·科哈诺夫斯基（1530年-1584年）；作家，诗人瓦科瓦夫·波托茨基（1621年-1696年）；波兰重要的巴洛克主义诗人之一扬·安德热·莫尔施提恩（1621年-1693年）；信义宗牧师和诗人，立陶宛诗体创始人克里斯提约纳斯·多尼莱提斯（1714年-1780年）；作家，诗人，寓言家，第一部波兰小说的作者伊格纳奇·克拉斯茨基（1735年-1801年）；作家，剧作家和诗人尤里安·乌尔辛·涅姆切维奇（1758年-1841年）。
很多贵族写回忆录和日记。也许最著名的是由阿尔布雷希特·斯坦尼斯瓦夫·拉兹维夫（1595年-1656年）写的《波兰历史回忆录》和扬·赫里佐斯托姆·帕瑟克（约1636年-约1701年）写的“回忆录”。多产的日记作者是雅库布·索别斯基（15990年-1646年）（约翰三世·索别斯基）。在1621年的霍提恩远征时，他写了一篇名为Commentariorum chotinensis belli libri tres（《霍提恩战争记》）的日记，并于1646年在格但斯克出版。它被瓦科瓦夫·波托茨基用作他的史诗Transakcja wojny chocimskiej（《霍提恩战争的发展》）的素材。他也为他在克拉科夫（1640年）和法国（1645年）旅行期间的儿子写教育信，它包含了在当时最好的普通教育的原则。

宽容天使，佚名鲁塞尼亚画家，17世纪于霍姆查绘制的肖像画。

夏日寓言，耶日·谢米基诺夫斯基，1680年代，华沙维拉诺夫宫

【贵族和萨尔马提亚主义】
贵族之间盛行的思想是“萨尔马提亚主义”，名字来源于萨尔马提亚人，代指波兰人的祖先。这种思想体系是贵族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萨尔马提亚主义要求贵族之间平等对待，骑马，传统，乡村生活与和平主义；穿着东方有创造力的盛装（舒潘，康图施，苏克马纳，帕斯康图索维，蒂里亚，**亚）；使各个民族的贵族融为一体，建立一个以贵族民主制为基本共识的共同体，可以被视为公民民族主义的先驱。
在它的早期，由理想主义构成的萨尔马提亚主义代表了正面意义的文化运动：它支持信仰，诚实，爱国主义，勇敢和自由。但在最后，它被保守反动的权贵给严重歪曲。后期极端的萨尔马提亚主义将信仰歪曲为了偏执，诚实歪曲为了天真，爱国歪曲为了自大，勇敢歪曲为了倔强，自由歪曲为了无政府主义。[87]萨尔马提亚主义的缺陷要为后来18世纪末期波兰的灭亡负责。不过总体来说，对萨尔马提亚主义的批评大多是片面而夸大的，是由急切想要彻底改革的改革者提出的，带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这些源于启蒙运动和欧洲绝对主义狂潮的批评，受到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三个瓜分波兰的专制君主国的御用历史学者的支持，他们试图证明波兰的灭亡是因为本身的堕落，而非强国们以邻为壑的贪欲。

【人口分布和宗教】
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人口中，天主教徒或波兰人并不占压倒性优势。这种情况是因为波兰和与立陶宛的王朝联合，在这两个国家，波兰人是一个数量不多的民族。联邦主要包括四个民族：立陶宛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后两个种族通常并称为鲁塞尼亚人。立陶宛大公国的一些居民被称为立特温人（Litvin），这是立陶宛人的斯拉夫语用词，并不以种族的不同作区别。在卢布林联合后的不久，联邦的人口大约为650万人，其中粗略统计有300万波兰人，75万立陶宛人，70万犹太人和200万鲁塞尼亚人。[89]在1618年杜里诺休战后，人口由400万波兰人，300万乌克兰人，150万白俄罗斯人，75万立陶宛人，75万普鲁士人，50万犹太人和50万利沃尼亚人构成。在那时贵族阶级占总人口的10%，而农民阶级占15%。[90]从1648年至1657年，人口因战争、饥荒和领土丧失而减少了至少400万。[90]外加进一步的人口减少和领土丧失，在1717年联邦人口缩小为900万，大约有450万波兰人，150万乌克兰人，120万白俄罗斯人，80万立陶宛人，50万犹太人和50万其他民族的居民。[90]
对于波兰人而言，在联邦的非波兰人土地上，种族的标志性要比宗教和地位低得多；它主要被贵族阶级留作称号之用，在这个阶级里有很多波兰人，但也有日趋增长，跟随同时代的人昄依天主教的非波兰人。对于非波兰人贵族而言，昄依意味着波兰化紧跟着接受波兰语和文化的最后一步。[91]波兰，这个在文化上是作为联邦的主导部分， 与它的王宫，首都，最大城市，中欧第二个大学（仅次于布拉格）和最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都证明了，波兰对于联邦的的非波兰人贵族而言，是一块令人无法抗拒的奶酪。[10]自16世纪起，他们自称gente Ruthenus, natione Polonus（血统上是鲁塞尼亚人，民族上是波兰人）。[92]
结果是，在东部边界地区，鲁塞尼亚人（或波兰化的）贵族统治极大多数既不是波兰人，也不是罗马天主教徒的农民。而且，和平十年给乌克兰带来了殖民化的严峻后果，使贵族，犹太人，哥萨克人（传统上为东正教徒），波兰和鲁塞尼亚农民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农民愤而抗拒鲁塞尼亚人贵族的保护权，转而寻求哥萨克的统治与保护，以缓冲联邦在最后被击败时的震荡。紧张关系在1596年布列斯特联合后大幅加剧，东正教和东仪天主教的冲突日益恶化，促使上位的天主教贵族，不但加深对东正教农民的歧视，[93]更引发好几次哥萨克的起义。在西部和北部，很多城市拥有人口众多、大多数信仰归正宗的日耳曼人。联邦也有在世界上最多的犹太难民——在16世纪时，全欧洲80%的犹太人就住在波兰。[94]
王冠领地的人口是立陶宛公国的两倍，而收入更是后者国库的5倍。联邦的边界、面积和人口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变动。在雅姆·加波尔斯基休战（1582年）后，联邦面积大约为81.5万平方千米，人口数为650万。在杜里诺休战（1619年）后，联邦的领土面积为99万平方千米，人口有1000至1100万（包括大约400万的波兰人）。有一部分人口是鞑靼人,是脱脱迷失逃亡立陶宛时带来的士兵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