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一是德国与美国态度的相左以及关系的紧张，二是波兰表态接受美国从德国撤出的部分军队和核武。这是未来世界值得关注的变数。

这两件事情，涉及到那篇文章在两个多月前提出的几个基本判断：（1）在疫后的世界，中美两国本身已经没有多大变数。最大的变数是在欧洲，在欧洲大陆，尤其是老欧洲。（2）尽管老欧洲与新欧洲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的概念，其边界或区别也是含糊的，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确实有态度上的差别。在价值观上更接近美国的，可能是新欧洲而不是老欧洲。（3）问题是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现在又处在夹缝中的老欧洲会何去何从？

如果把上述判断与最近发生的那两件事情结合起来，重新琢磨一下那些判断及背后的逻辑，也许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一位原来度过这篇文章的朋友，这次又重读了一遍，她说，感受明显不同。
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就在我那个说明性的评论发出不久，另一位网友也发了一则评论。这篇评论从另一个角度面对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则评论对我很有启发，于是，我把这条评论置顶了：

作者提出的很多问题都非常有意义，但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具体的问题，而是这则评论让我重新想起文明冲突这个话题。
大家都知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话题。他是把文明的冲突当做理解冷战之后世界政治的一种思维框架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冷战期间整个世界政治的格局是两大阵营，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基本主线。但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两大阵营的对立也消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什么样的呢？不同国家之间的那种对抗和协调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呢？亨廷顿认为，这个新的框架就是文明的冲突，或者说是以文明为基本单位、以文明之间的关系作为基本的框架的，这就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的基本格局、基本图景。
当然，关于文明冲突的框架，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对此也有很多的争论。但这里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对文明的冲突的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文明的冲突是发生在国际的舞台上，也就是说，要在国际舞台的层面来理解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文明这个单位比国家大，因而文明冲突的舞台，只能是国际舞台，而不会是国内舞台。至少，国内舞台不会成为主要舞台。
而上面那则评论，结合世界上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让我不禁意识到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应当想到文明的冲突也可能在国内舞台上发生，也许我们应当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理解一些国家最近发生的那些事情。而这个角度对于理解未来的世界，可能至关重要

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篇网文中讲的一段话。这篇网文的题目是《文明冲突？种族冲突？贸易战？》，但因为网上都是转载的，真正的作者没有找到。文章写道：

你知道亨廷顿把谁当做美国文明的最大威胁吗？中国? 伊斯兰? 都不是！他最怕的是南美拉丁裔天主教移民。他最怕南美拉丁文明会破坏WASP精英对美国的控制。因为南美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比例上升是控制不住的，老墨会改变美国的文化根基。老墨现在已经改变了加州，接下去就是德州和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所以你看现在川普急了，他要建墙。
清教徒从内心惧怕天主教梵蒂冈。你不是基督徒你很难理解新教对天主教的不信任和惧怕。全球新教那么多教派，也就五六亿信徒，天主教估计有15亿信徒。他们还有好几百年的宗教战争的刻骨仇恨。这种基督教教派之间的千年仇恨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美国的反天主教传统根深蒂固，很多时候你能观察到。特别是教育程度低的蓝领白人。美国游客去墨西哥旅游的时候，导游都再三叮嘱，去人家天主教教堂参观的时候，不可对圣母玛利亚的像表现出鄙夷的脸色。
按照亨廷顿的理论，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是南美天主教移民，因为他们就在美国国土上，他们能从内部当美国改变颜色。

我查了一下，这篇文章最早在网上流传的时间是2018年7月，也就是差不多两年前。在那个时候，弗洛伊德的事件还没有发生，由此引起的大规模骚乱还没有发生。但现在，事情突如其来的发生了，而且，事情演变的过程及其逻辑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不夸张地说，对这个事情，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惊得目瞪口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难道真的可以用传统的种族歧视、反种族歧视这类的话语就可以指称、可以理解的吗？

就在这时，我又看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有点耸人听闻，《或许，它真的能让灯塔国倒下》。这篇文章看问题的角度，与我的分析思路有点不谋而合：
美国的民主制度如何适应人口变化，这是个大问题。美国人口超过3亿，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了一亿，西班牙语裔人口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4480万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14.8%。非洲裔美国人现在有4000万，亚洲裔有1400万。

文章的题目，这次的事件会不会使灯塔国倒掉，也许是言过其实，但从这个角度面对问题，要比仅仅从种族的、贫富的、失业的，甚至疫情的角度来面对这个问题要深刻得多。现在问题的实质是：文明的冲突是否在某些国家的内部开始展现？如果是这样，其提出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
其实，看看我们身边的世界，不仅仅是美国，许多西方国家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有的国家，比如欧洲，这个问题甚至比美国还要突出。问题是，传统的种族话语和思维能不能面对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有发达不发达的分别，但在传统时代，人口的流动受到诸多的限制，那时形成的是一种区域化的格局。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发达地方的人口向发达地方的流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更麻烦的是，这个问题与种族和文明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为：把历史拉长一点，发达地区（有时是指和平地区）能不能长久维持主体民族的人口数量优势？换句话说，对于这样的国家，是在维持主体民族人口优势的前提下维持原有的结构与体制，还是在不可避免的人口构成的变化中转换成新的结构和体制？如果是后一种，这中间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是风和日丽的，还是腥风血雨的？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有点为时过早吧。但愿如此。我更希望这里的讨论，纯粹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