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爱Leon』影像，可以改變現實！

剝開迷障，直透人心
「其實我們生活在一個被媒體虛構出來的世界裡，所有表面的現象與衝突，都被廉價地一再放大、一再消費，但深層的、內在的癥結卻沒有人追究，也沒有人關心。社會大眾便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認知、進而曲解我們存在的真實世界。」從陳文彬的兩頁大綱開始，戴立忍開始了歷時一年半的劇本寫作。
電影中的故事已經過大幅修改，「這部電影不只是台灣的故事，也是世界上所有法治國家都會發生的。」為了避免視覺性的裝飾，他選擇以幾近紀錄片的黑白電影手法拍攝，希望觀眾更能專注地感受電影所要傳達的──層層法律和制度構築的人為迷障，究竟是人民的保護傘，還是苦難枷鎖？
「我想拍出真實台灣的樣貌。」戴立忍希望透過影像，讓大眾省思，與我們共存在這塊土地的其他人，到底是如何生活的？他們渴求的是什麼？害怕的是什麼？故事中的主角武雄，木訥而卑微，他存在的唯一希望就是他的女兒，他只想和女兒在一起、陪她長大。
「親子關係是人類社群最基礎的一層，家庭由此出發，之後才有社會、國家、世界，整個人類社會文明就是奠基在親情之上。」戴立忍強調：「如果法律可以粗暴地拆散人類最純粹的親情，這樣的制度是否出了問題？」
正如馬英九總統曾在今年年初對全國公務員喊話，期許公務員不要以「依法行政」作為保守卸責的藉口，應有像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的慈悲心，隨時思考如何幫助人民解決問題。這正是《不》片的最主要訴求，戴立忍也希望公務人員在處理民眾事務時，都能多一分設身處地的「同理心」。
儘管探究的是大議題，但戴立忍處理的手法細膩而敦厚，片中處處流露一種溫柔悲憫的感情，遠比大聲控訴更有力、更撞擊人心，也顛覆了戴立忍向來給外界-有稜有角的「酷」形象。

叛逆青春中的避風港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科班出身、一身戲膽的戴立忍，從舞台劇、廣告、電視劇到電影，除了演出還編劇、執導，甚至自己做後製剪接，橫跨多元表演媒材，不同角色的詮釋、幕前幕後都能毫無障礙地切換，而且每一項都十分成功。那麼，他的真實人生又是怎樣的一種面貌？
戴立忍，1966年生於台東縣成功鎮，任中學訓導主任的父親，對小孩施以嚴格的斯巴達教育。3歲那年，他因為穿拖鞋分不出左右腳，被父親狠打後關在門外，任他哭喊至嘶啞都不應門，最後被實在看不下去的鄰居阿姨接回家住。
父親嚴禁孩子們玩遊戲、甚至不准讀課外書，還常命令他們打掃村裡的巷道、充當水泥工修補自家牆壁，小小雙手因此長滿厚繭。但父子間也有溫馨時刻──喜歡釣魚、看電影的父親，常會帶著他們去看電影。
就像許多外省公教家庭一樣，小學2年級，戴立忍隨著父親遷居高雄，又前後搬過4次家。嚴苛的教育方式、不斷變動的生活環境，讓他始終缺乏一種定錨的歸屬感。對他而言，電影院反而是更安全、更熟悉的空間，在這裡他可以徹底放鬆，同時透過五光十色的電影來認識這個世界。
「當時我把全部的零用錢都拿去看電影，打開報紙的電影版，每部都看過！」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好萊塢007系列諜報片、大卡司合拍的瘋狂賽車片《砲彈飛車》、恐怖片《生人勿近》、香港邵氏武俠片、台灣自製的神怪片《觀世音大戰雙頭龍》等等。
國中時，住家左邊是書局，右邊是小說漫畫出租店，每天都可以偷溜到左鄰右舍看書；國二那年，當叛逆的他強壯到可以和父親對峙時，就和哥哥離家出走「寄宿」同學家，從此和父親形同陌路。
回首這段叛逆青春，已過不惑之年的戴立忍淡淡地說，父親是在戰火中從大陸甘肅流亡到印度的學生，幾年後隻身來台，舉目無親，自師大畢業後自願派任台東，擔任新港國中訓導主任，他雖能體諒父親因戰亂流離所造就的鐵漢性格，但父子互動依舊冷淡而生疏。

滄桑滋味
年少時著迷於電影，國中時和一群死黨構思拍電影，高中看了《七個畢業生》後，也曾萌生將自己的故事拍成電影的想法。然而，叛逆個性讓他的高中生涯波折不斷，被死當轉學後，又因與教官起衝突再度被迫轉學，最後勉強從高雄建工中學夜間部畢業。在建工半工半讀的日子裡，他當過書籍推銷員、隨車小弟、酒店服務生。
當兵前，戴立忍有段深刻戀情，「當時規劃等我退伍後一起上台北，我念電影，她念政治，因為她想當外交官。」他到金門服役的第2個月，女友在台灣不幸遭意外奪走性命，獲知消息後，軍中長官擔心他做傻事，居然將他獨自軟禁在暗無天日的坑道裡長達兩星期，天天靠著同袍送飯時挾帶的高粱酒麻醉自己，「後來的一年半服役期間，是我人生最困惑的時候，感覺整個生命失去了方向。」
退伍後，戴立忍考進國立藝術學院，但他桀驁依舊，因為抗議校方不公平，以致大一主修被死當，延畢第6年時，寫下了他的畢業作《年少輕狂》，從此開始展現才華。
《年少輕狂》描寫一群高中畢業後在等待兵役通知的年輕人，因為入伍日期不確定、無事可做，只好糜爛、頹廢地混日子。這種因徵兵制度「被迫空白的青春」，在校內演出後反應熱烈，有人提議到校外售票演出，因為需要經費，在學姊提醒下參加徵選，1994年獲文建會優良劇本獎。看著作品在皇冠小劇場演出時，戴立忍表示：「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摸對方向了。」

硬裡子、硬作風
畢業後進入演藝圈，因為外型及演技出眾、孤傲中還帶點冷鬱，戴立忍很快成為新生代看好的演員。1999年以電影《想死趁現在》獲頒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獎；2000、2002年又分別以公視人生劇展《濁水溪的契約》、《月光》，兩度奪下金鐘獎最佳男主角獎。
身為演員，對於該如何看待劇中的角色扮演、要「投入」或是「抽離」等問題，戴立忍巧妙譬喻──「劇本」是大綱，「演員」在單一鏡頭中的表演像寫一個字，「剪接」則是將一個個「字」組織成動人的篇章，並且「有無數種組合的可能。」他認為，「剪接」才是影視創作中，最核心且重要的環節。
儘管被譽為「台版梁朝偉」，但戴立忍始終拒絕「明星」光環，近幾年和小他18歲的當紅女星桂綸鎂傳出戀情後，還有人認為兩人的「身價」不相稱。
戴立忍在兩年前接受Cheers雜誌採訪時也表示，對於演員這個工作，「我是很邊緣的。邊緣是我一種保持自己姿態跟方向的方式。」因為不肯隨波逐流，常被媒體貼上「難搞」、「不好相處」的標籤。
然而，在跟主流保持一定距離的同時，他也不諱言希望能改變、引導主流。「好導演一定要跟主流觀眾互動，就像我小時候是從商業電影開始看起，也希望自己回到觀眾的眼光、貼近觀眾的喜好，我相信，這兩者是可以取得平衡的。」

用「糖衣」包裹「理念」
7年前，戴立忍參與電影《雙瞳》演出，這是台灣電影首次與美國哥倫比亞公司合製的驚悚片，完全依國際主流商業電影思維進行製作，導演陳國富有如種下一顆種子，參與過《雙瞳》的人，對電影的思考都有了轉變，譬如後來拍出《詭絲》的蘇照彬、拍出《海角七號》的魏德聖等，而戴立忍則在2002年受邀執導由香港出資在台灣攝製的商業劇情長片《台北晚九朝五》，這是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也是當年台灣難得見到的商業片題材作品。
戴立忍表示，當年接拍《台北晚九朝五》，就是想看香港人怎麼操作電影，「他們的思考跟我們不一樣，我們把電影當成導演個人的作品，他們卻當成大眾化商品，永遠考量要怎麼面對觀眾。」
完全不同的思考邏輯與拍攝手法，讓戴立忍坦承：「那是個導演的魔鬼訓練營，不僅改變了我對電影的看法，也訓練我作為電影導演的技術與溝通能力。」
2003年，他以兩岸題材《射距2,300米》順利申請到新聞局的1,000萬元輔導金，可惜當時兩岸合拍風氣未盛，苦籌不到拍攝所需的8,000萬元資金，在輔導金1年期滿後宣告放棄，不但要原數奉還，還被罰款100萬元，再加上利息，總共損失了180萬元！
為了還債，他接演電視劇《白色巨塔》造成轟動，但他不想趁熱「搶錢」，反倒又回歸沈寂。兩年前，戴立忍為了這部《不能沒有你》，再次四出奔走借錢，在負債數百萬元的壓力下，終於完成影片，並且一鳴驚人。
對於這次的成功，戴立忍表示，1990年之後，台灣電影與主流觀眾漸行漸遠，關鍵不在於題材是否冷僻，而是說故事的方式。他強調：「我相信說故事的技巧就是一切。它是一種糖衣，可以把苦苦的藥包起來，只要口感是好的，就可以把任何東西送進觀眾腦子裡，我一直很注重鍛鍊這種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