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者司马迁
田天
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李陵与匈奴短兵相接，失败被俘。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获罪入狱。此时的司马迁陷入人生绝境，财货不足以自赎，交游故旧无一言相救。司马迁没有死，他受了宫刑。从此，太史令司马迁，变为中书令司马迁。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自陈，《太史公》书“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所著之史尚未完成，他选择活下来。在高度简化的叙述中，司马迁人生的最后十数年，是一个怀抱唯一使命的励志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他所有人生目标都指向《史记》，所有痛苦都在写作中得到纾解与救赎。剧作《中书令司马迁》尝试触摸的，不只是《史记》的作者，更是作为人的司马迁，作为人的痛苦的复杂性。

遭遇李陵之祸后的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含垢忍辱，其家声，这是众所周知的苦楚。作者未止于此，又轻轻前推了一步。四幕剧中有两处点出司马迁的“得意”。第一次是面对女儿春秋。春秋说皇帝亲口朗诵了他的文章，司马迁先是露出得意之色，转又掩饰得意之情（ 第二幕第一场）。第二次，是李夫人转述皇帝的赞美，说他是司马相如身后大汉第一文人，司马迁再一次展现出得意（第二幕第四场）。两次得意，皆因对自己才华的肯定。两次肯定，都来自汉武帝。作者不露声色的描写中，有薄薄的讥誚，又有着哀矜近乎痛切的同情。要把《太史公》写完，首先是因为极度珍视自己的才华，自信近于傲慢。剧作不断追问，司马迁为自己的才华付出了何种代价，又寻求到何种答案。这追问堪称危险，几乎将“意义”二字推到摇摇欲坠的边缘。
没有人怀疑，伟大的史书不朽。因为它将用语言对抗实在，用时间对抗权力，用记录对抗遗忘。然而这不朽是否无懈可击？剧作中的女性角色隐隐构成挑战。第一位是司马迁夫人，她从未现身， 只在女儿春秋的口中出现。她是司马迁曾经平顺的生活投下的长而冰冷的暗影， 从生到死，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第二位女性，是武帝宠姬李夫人。在昏暗的宫廷，李夫人是唯一有颜色、有笑声、有心跳的人， 一个真的人。她轻描淡写地向司马迁指出，他那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完满，世上有太多作者无法知晓的情状，太多被湮没的名字，太多不能述说完全的故事。这是剧作者善意而狡黠的叩击，她不批判，只是提问。用沉默的（司马迁夫人）质问牺牲，用脆弱的（李夫人）质问永恒，用被遗忘的质问不朽。这是对意义不言自明、高尚坚不可摧的历史记录的质疑。史书不朽，然而谁有资格在史书中不朽？

史书不朽，记录历史的人又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剧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司马迁的女儿春秋，他真正的批评者。第三幕第三场，她的指责严厉近于残酷，她提醒司马迁，既然在宫中任职，就再难侈谈立身清白。春秋揭开了司马迁无法不面对的世界，《太史公》以外的世界。
读者容易忘记，司马迁人生的最后十数年，并非在史学史建造的真空地带写作。中书令司马迁典章枢机，随侍圣驾，亲历大小事务， 在时代的漩涡中周旋。第一幕第一场，作者就写出了司马迁与杜周剑拔弩张的关系。这并不让读者意外，对深文周纳取悦主上的酷吏，司马迁并无好感。转入第二幕的第二场，廷议之中，司马迁与杜周却异口同声地说出“请陛下圣裁”。这是精心设计的情节， 像一束角度刁钻的灯光，照亮了司马迁和他身后的布景。

不妨说，司马迁退却了。《汉书·司马迁传》说他被刑以后“尊宠任职”，这四个字大堪玩味。尊宠的背后，是顺服与卑微。司马迁曾向老朋友任安解释，自己何以无法遵从他“推贤进士”的建议。他的拒绝，可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 太史公曰”合看。苏建劝卫青推贤进能，卫青回答说：“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这段轶事之后，司马迁赘以“其为将如此”五字按语，不难体会到其中隐含的批评。卫青以外戚贵幸，深知自己权力的来源和边界。他的回答，是对自己身份的再确认。司马迁与卫青一样，谨守着身份的边界—士大夫与宦者的边界。宫刑之后，司马迁失落了与生俱来的身份，只得被迫放弃与之匹配的尊严与责任。世上只有直言极谏的士大夫，哪儿有面折廷争的中书令？身份的改变无可移无可易，屈辱感如影随形，只有躲入“从俗浮湛，与时俯仰”的暗处才能避得须臾。
当然，司马迁还有《太史公》书。然而，写作有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退却。汉兴至于武帝，承平近七十年，西汉逐渐摆脱了前代遗风，显现出独特的时代性。这时代性，由一系列大张旗鼓的变革塑造而成：伐匈奴，征四夷，兴制度，殊官号，立神祠，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元封元年，武帝封禅泰山，继踵黄帝，“接千岁之统”。这一年，司马谈去世，将作史的愿望托付给儿子。司马谈心中的史书，将以汉接续三代以来的光辉传统。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笔墨，却最终无法做一个单纯的歌颂者。

《太史公》书中，《匈奴列传》安排在《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之间，六郡良家子的斑斑血泪，铸成外戚贵胄的彪炳功业。《封禅书》的末尾写道，一生迷恋不死药的武帝晚年对方士的迂怪之言日感倦怠，却始终无法断然放弃，总期盼有一天得遇真仙。曾司职天文历算的司马迁，对一代盛事太初改历潦草带过，《历书》以全文抄写《历术甲子篇》戛然而止。无独有偶，《平准书》以引用卜式“烹（桑）弘羊，天乃雨”的建议急促地终章。这个伟大时代的轰轰烈烈，司马迁难以全心赞同。《太史公》记录的，是一个布满罅隙的盛世。

中书令司马迁不再发言，只是记录，他的读者不是同时代人。沉默，是记录的代价。然而，把希望寄托于后世的读者，就等于放弃了眼前的听众。以藏之名山为最终的托付，也就放逐了当世有所作为的可能。这，是否称得上正直？这是一个问题。然而司马迁没有选择。书写不止，沉默不止， 司马迁缴纳了他的代价。这代价的沉重之处在于，它是否值得，在作者生前无法揭晓。
剧作的最后一场尝试让司马迁提前获得答案。巫蛊之乱后的武帝决心为自己写定评语，威胁要烧掉司马迁的书。剧中的司马迁回答说：“天道无情，历史无声又无形，替它说话，给它一个形状，追寻它的轨迹，功过是非，各得其所，这就是史官的责任。”在作者更早的作品《史官》中，就有过类似的表达：“史官不属于眼前的一时一地， 不属于某个诸侯，他属于从不间断的时光河流。”（参阅尚思伽：《史官》， 收入《太平鬼记》，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这答案固然不错。然而，如果史官对人间世的超越如此轻易，作者何必在《史官》之后又写下《中书令司马迁》？如果记录者对个人生命的超越如此轻易，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何必唯独抄录了《说难》全篇？

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可以自认为客观，把史书当成史料，推到与生命无涉的安全距离。在司马迁的时代，记录历史，就是评价历史，就是理解当下。自黄帝至武帝，太史公书中只有一条时间的河流。今人古人，俱在滔滔逝者之中。如果司马迁能做一个置身事外的批评者，所谓超越，或许可以期许。然而司马迁不但是时代的亲历者，也是参与者。
与父亲一样，司马迁认可自己身处一个了不起的时代。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是这一事业积极的设计者，参与了与之关联最深的推本天元、考定星历的工作。《太史公》书明言，只有施政达到一定标准，才有改正朔的资格。司马迁热心于此，正说明他对武帝的肯定与期待。“汉兴五世，隆在建元”，武帝每一项兴建制作，都曾是他热切的理想。司马迁理解这个时代的激动人心，因此明白每一项事业是如何走向扭曲与暴戾，最终是崩离和衰微。

成为中书令的司马迁站在权力的中心。他与武帝极为密切，出入奏事，随侍左右。武帝对他亲近、倚重。在司马迁生命的最后几年，巫蛊大起，太子死于非命，最终牵连无数，血流遍地，朝野震怖。这是《史记》未曾记录的时代， 司马迁的想法不得而知。只有《匈奴列传》中补记了征和三年李广利降匈奴事。在最后的评论中，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至定、哀二公则微文不章，乃因记录切近于当世而无所褒扬，不得不有忌讳之辞。他不愿意再评论，然而一切如此明白，时代的终章将近。
战争停止了， 改革完成了，历法颁布了，外戚旧臣清洗几尽，新秩序与海上仙人一样缥缈难寻。盛世将破碎，功业会消散，这是盛衰之理。只是，那不是竹简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而是元封、太初、天汉、太始与征和，是司马迁认同又批评的时代，是让他激切而痛苦的时代，是他的时代。这个时代即将结束了，就像他和武帝的生命。书写能拯救人生吗？也许，如果能彻底隐遁于其中。在武帝身边的司马迁无可隐遁，也因此无从拒却这最终的、作为现世之人的无力与痛苦。

在剧作的最后，带着无限同情与崇敬，作者让司马迁超越了自己的时代。然而，超越不是史官的傳统。史官燃烧于历史之中。无数次深思过自己时代的人，才写得出属于所有世代的书。
到生命的末尾，司马迁仍在修改他的作品。他不会不知道，一切将系于不可知的命运。战乱、天火、当权者的一道命令，都足以使一部书毁于一旦。什么才是永恒？
时光奔流，唯一点耿耿之气不息。

@zacaoqiuhu 楼主这篇应该加精，写的太好了，很少能遇到这么懂子长的人，读得很痛快呀，大有启发

楼主哪里可以弄到这个剧本的资源啊，好期待，忍不住了

大爱

看了剧本，这个戏还是太文艺范了，不太生活化，也不重考据，台词设计有些夸张，尤其是后面司马迁和武帝的争辩有些过于戏剧化，比熊召政版《司马迁》还艺术化。总体感觉还是不太对味，也可能咱凡夫俗子欣赏不了阳春白雪。

看介绍剧本还不错的样子，能看出作者的用心和考据功力总算是把太史公和武帝矛盾复杂的一面体现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