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百度地图数据，曲阳北岳庙至古北岳（今大茂山）步行距离约61.6公里，行车距离当在70公里左右。
图六：曲阳北岳庙至古北岳（今大茂山）步行距离
北岳庙距大茂山距离较远。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北岳恒山，今谓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属契丹，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里。今其地谓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阳。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气清，则望见大茂”。由此可见，因契丹与北宋以大茂山为界，北岳祠曾有迁移，即由大茂山脚下南迁至曲阳县城内。
两宋之际，另有吕颐浩《忠穆集》记载:“惟北岳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敌境,移庙于中山府曲阳县”，可互为验证。
北岳祠虽曾有迁移。但唐、五代及北宋，皆于曲阳祭祀北岳。据《旧唐书·礼仪志》：“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祭）北岳恒山于定州。”唐武德四年（621），定州领安喜、义丰、北平、深泽、毋极、唐昌、新乐、恒阳、唐、望都十县。其中恒阳县即西汉上曲阳县，元和十五年（820）改称曲阳。
曲阳北岳庙现存历代碑碣、经幢石刻近200通。《旧唐书·张嘉贞传》载：“嘉贞至定州，于恒岳庙中立颂，嘉贞自为其文，乃书于石，其碑用白石为之，素质黑文，甚为奇丽”。其碑即大唐北岳神庙之碑，立于开元十五年（727）。
北岳庙另存李克用题名碑一通，碑文为中和五年（885）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所书。
图七：李克用题名碑拓本
另有《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二》载：“天祐十年（913）十二月甲申,（庄宗）次定州，舍于关城，翼日次曲阳,与王处直谒北岳祠”。《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四》载：“开运二年（945）夏五月甲寅，定州奏，大风雹，北岳庙殿宇树木悉摧败之”。此二处记载，可证五代后唐、后晋，北岳祠（庙）在定州曲阳县。
宋代碑碣，北岳庙存有《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庙之碑》（王禹偁撰文）《大宋重修北岳庙之记》（韩琦书）等，不一一列举。
存世文献与碑碣石刻皆可证明唐、五代及北宋，北岳位于定州境内，祠于曲阳。
（4）积石，今甘肃省临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境内积石山，为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两大地理板块的分界线。《尚书·禹贡》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大禹治水时是否曾至今积石山，学术界尚有争论，此处存疑。
图八：积石山地理位置示意图
临晋，即今陕西省大荔县，西汉时为司隶部左冯翊辖县。据《汉书·地理志》：“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有河水祠。”河水祠即祭黄河之祠。
江出于岷山，指长江出于岷山。先秦两汉，由于条件所限，古人以岷江为长江正源，今以金沙江为长江正源。
江都，即今长江北岸扬州市江都区，西汉时为徐州刺史部监察区，有江水祠。
图九：岷江、金沙江地理位置示意图
济出于王屋，指济水源出王屋山，临邑指今山东省东阿县。西汉时，临邑为兖州刺史部东郡辖县，县内有济庙。
图十：兖州地理行政图（东汉时期）
（5）顾炎武所言，出自《史记·封禅书》：“自常山王有罪被迁，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司马迁之所以特意注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皆因汉初郡县制与诸侯国两套行政系统并行（刺史部为王朝设置的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即一为皇帝直属的汉郡及辖县，一为王国所属支郡及辖县。各诸侯国虽受中央节制，但相对独立。
关于常山王家族的记载，见于《史记·孝景本记》：“汉景帝中元五年夏（前146年），立少子刘舜为常山王。”
刘舜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弟弟，深受汉景帝宠爱。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常山宪王刘舜去世，太子刘勃继嗣。然而刘勃荒纵淫逸，为父亲治丧期间仍胡作非为，几月后就被汉武帝削夺封国，迁封房陵。为使常山宪王不至绝祀，汉武帝又封刘勃弟刘平为真定王，以真定、藁城、肥累、绵曼四县为真定国。常山国被削夺后，五岳都在中央王朝的辖郡境内。
（6）《郡国志》指《后汉书·郡国志》。
（7）郦道元所言“恒山下庙”，见《水经注·滱水》。如据郦氏所言，则古北岳脚下应有恒山上庙。班氏指东汉史学家班固，著有《汉书》。
（8）吴宽，明代大臣，弘治十六年（1503）进礼部尚书，曾参与晋冀北岳之争，《明史》中有传。以顾炎武所言，吴宽主张“历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岳”，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王朝疆域的扩张，北岳、南岳，都曾有过迁移。
（9）《唐书》有后晋刘昫等撰之《旧唐书》及欧阳修等编著之《新唐书》。“更恒岳曰镇岳”出自《新唐书·地理志三》。
（10）顾氏所言“征于史者如彼，得于碑者如此”，以文物与文献相互验证，即为王国维提倡之“二重证据法”。
（11）两汉、北魏、唐、五代、北宋皆于曲阳祭祀北岳，前文所辨甚明。
（12）据《旧唐书·礼仪四》，唐代祭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四镇即东镇沂山、南镇会稽、西镇吴山、北镇医无闾山，宋代在四镇的基础上另加一镇，以霍山为中镇。北镇医无闾山在今辽宁省北镇市。
图十一：医无闾山地理位置示意图
（13）马文升，明代大臣，弘治初年任兵部尚书，谥号“端肃”。
马文升所言“文皇帝迁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当时礼官不能建明，尚循旧陋，礼官罪也”。文皇帝指明成祖朱棣，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平。
图十二：北平（北京）、古北岳、今北岳地理位置示意图
马文升此说，荒诞不经。据《旧唐书·天文上》：“今以句股图校之，阳城北至（夏至）之晷，一尺四寸八分弱；冬至之晷，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春秋分，其长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视，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四分”。又曰：“蔚州横野军测影，夏至长二尺二寸九分，冬至长一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分长六尺四寸四分半。按图斜视，北极出地四十度。（差阳城五度二分）。凡南北之差十度半，其径三千六百八十里九十步。（自阳城至蔚州横野军，一千八百六十一里二百一十四步）”。
另据《明史·历志一》：“正统十四年（1449），其冬，景帝（明代宗朱祁钰）即位，监正许惇等言：“前监正彭德清测验得北京北极出地四十度，比南京高七度有奇，冬至昼三十八刻，夏至昼六十二刻。奏准改入《大历》，永为定式”。
由此可见，唐代已可以精确测量北极出地度数。古北岳大茂山固然在北京之南，但今北岳恒山亦非处于北京之北。且西汉都长安，华山在其东；北魏都平城，古北岳、今北岳皆在平城之南。但西汉、北魏，并未因此而改岳。
宋人徐无党在《新五代史》梁本纪中批曰:“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公羊传》曰：“常事不书”。古北岳地望沿革，文献、碑碣所记固多矣，足以证明从汉至明，北岳未曾移祀。以“大事则书、变古则书”之修史原则，若有移祀，历代正史岂能失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