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鲜明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工作者不能脱离群众，关门提高。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作为革命的圣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他们冲破重重阻拦，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这里。其中包括大批满怀革命理想和创作激情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艾思奇，文学家徐懋庸、田间、何其芳、艾青，艺术家吕骥、蔡若虹、马可等。他们的到来给延安文化生活增添了新鲜活力。这些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因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老百姓语言，与群众的欣赏习惯有隔阂，创作的文艺作品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比如，当时的话剧除了排练上演曹禺的《雷雨》《日出》，还上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蠢货》、莫里哀的《伪君子》等，这种“大洋古”（指演大戏、洋戏、古戏）的艺术倾向，在喜欢唱信天游、跳大秧歌的陕北老百姓中遭到冷遇，老百姓听不来，看不懂，也不买账。延安文艺界忽视抗战实际和脱离群众实际的问题，引起党内的极大关注。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和现象深感忧虑，决心好好抓一下文艺界的问题。1942年，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与文艺界接触最多，他通过个别约见谈话和写信征求延安文艺界人士的意见等方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广泛的交谈，毛泽东弄清了文艺界的问题，在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毛泽东和凯丰以请柬的方式邀请文艺家们来开会，平等对话，充分讨论，显示了领袖对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和尊重。座谈会先后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召开了三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大家围绕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等重要问题，各抒己见，讨论热烈，辩论激烈。“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1942年5月2日午后，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在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大家静静聆听毛泽东题为“引言”的讲话。他的开场白简短、幽默：“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充分肯定了文艺的战斗作用。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开会头一天，大家围绕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等问题激烈争论，不少与会者意见相左，争论不休，会场气氛活跃，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过激言辞，说明当时文艺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要想让文艺工作者真正认识到党的文艺工作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政策并不那么简单。5月23日下午，最后一次大会，气氛更加热烈。晚饭后，由毛泽东作结论。由于人数增加，会址改在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里。在氤氲的煤气灯下，毛泽东手拿提纲，用他那特有的湖南腔做了题为“结论”的演讲，他说：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毛泽东的讲话，充分阐述了文艺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也批评了一些错误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这样公开集中地阐发自己的文艺思想、打开了延安文艺的新局面，也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开辟了文艺创作的新天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毛泽东的讲话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讲话发表后，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学习讲话的高潮，他们深刻检查剖析自己的思想，提出“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并身体力行，从而创作了一大批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有大家熟悉的《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这些文艺作品，在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直到今天也是我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人民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艺家们只有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搜集素材、获得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