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ry/文
关于本文
多少人曾想到2006年是福尔摩斯进入中国的第100年，而2007年又是《血字的研究》（1887）发表120周年。有感于此，我收集了一些资料，撰写了本篇《福尔摩斯在中国（1896-2006）：翻译和接受的历史》。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善，比如第一章尚缺关于早期翻译文本分析的内容，准备在下一稿补上，最近也正在研读几个早期译本。这篇文章还有一篇附录《福尔摩斯中文书目》，罗列了1896年-2006年国内出版的和福尔摩斯以及柯南·道尔相关的书目资料。还在进一步细化和整理，不日也将完成。因为跨度如此之大，难免受到资料所限，这篇文章未必全面。比如港台地区福尔摩斯的翻译就不包含在本文之中。也只能留给有心人去整理了。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


海滨杂志  
    1、 第一波福尔摩斯浪潮
1．1 福尔摩斯初来华
十九世纪中叶以“西学为用”，翻译活动集中于科学、法律、历史、经济等方面；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文人志士提出救国必先强民的看法，要教育群众，实行根本的改革，而他们提倡的教育工具，正是小说：
“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严复、夏曾佑《小说之源起》，1897）
西方侦探小说引入中国的确切年份是1896年。近代中国重要报刊之一的《时务报》于第1册（1896年8月9日）登载了《英国包探案访喀迭医生奇案》，由张坤德翻译。讲的是伦敦的一个医生制造了很多毒药，先是谋害了一个富商，又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害死很多人的案件。这篇原作不明，只知道是翻译自《伦敦俄们报》。它不太像小说，更像犯罪实录或者新闻特写，而且也从情节上来看肯定不属于福尔摩斯探案集之列。《时务报》第6册上以连载的形式登载一篇福尔摩斯故事《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载第6-9册），此后又刊登了3篇，分别是：《记伛者复仇事》（载第10-12册），《继父诳女破案》（载第24-26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载第27-30册），由此侦探小说在福尔摩斯的带领下引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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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文
多少人曾想到2006年是福尔摩斯进入中国的第100年，而2007年又是《血字的研究》（1887）发表120周年。有感于此，我收集了一些资料，撰写了本篇《福尔摩斯在中国（1896-2006）：翻译和接受的历史》。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善，比如第一章尚缺关于早期翻译文本分析的内容，准备在下一稿补上，最近也正在研读几个早期译本。这篇文章还有一篇附录《福尔摩斯中文书目》，罗列了1896年-2006年国内出版的和福尔摩斯以及柯南·道尔相关的书目资料。还在进一步细化和整理，不日也将完成。因为跨度如此之大，难免受到资料所限，这篇文章未必全面。比如港台地区福尔摩斯的翻译就不包含在本文之中。也只能留给有心人去整理了。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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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波福尔摩斯浪潮
1．1 福尔摩斯初来华
十九世纪中叶以“西学为用”，翻译活动集中于科学、法律、历史、经济等方面；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文人志士提出救国必先强民的看法，要教育群众，实行根本的改革，而他们提倡的教育工具，正是小说：
“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严复、夏曾佑《小说之源起》，1897）
西方侦探小说引入中国的确切年份是1896年。近代中国重要报刊之一的《时务报》于第1册（1896年8月9日）登载了《英国包探案访喀迭医生奇案》，由张坤德翻译。讲的是伦敦的一个医生制造了很多毒药，先是谋害了一个富商，又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害死很多人的案件。这篇原作不明，只知道是翻译自《伦敦俄们报》。它不太像小说，更像犯罪实录或者新闻特写，而且也从情节上来看肯定不属于福尔摩斯探案集之列。《时务报》第6册上以连载的形式登载一篇福尔摩斯故事《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载第6-9册），此后又刊登了3篇，分别是：《记伛者复仇事》（载第10-12册），《继父诳女破案》（载第24-26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载第27-30册），由此侦探小说在福尔摩斯的带领下引入中国。
以下是这四篇翻译小说的详细信息：
1. 《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连载时间1896年9月27日至10月27日（第6-9册），原作《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刊登在英国《海滨杂志》1893年10月-11月号），今译《海军协定》（均按群众版译名）。
2. 《记伛者复仇事》，连载时间1896年11月5日至25日（第10-12册），原作《The Adventure of the Crooked Man》（刊登在英国《海滨杂志》1893年7月号），今译《驼背人》。
3. 《继父诳女破案》，连载时间1897年4月22日至5月12日（第24-26册），原作《A Case of Identity》（刊登在英国《海滨杂志》1891年9月号），今译《身分案》。
4. 《呵尔唔斯缉案被戕》，连载时间1897年5年22至6月20日（第27-30册），原作《The Adventure of the Final Problem》（刊登在英国《海滨杂志》1893年12月号），今译《最后一案》。
《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和《记伛者复仇事》分别署名为“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和“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此书滑震所作”，《继父诳女破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的署名分别为“滑震笔记”和“译滑震笔记”。歇洛克呵尔唔斯即歇洛克·福尔摩斯，滑震即华生。译者张坤德是《时务报》英文翻译，域外报译、英文报译栏目都署名是他翻译的（也有学者指出译者并非一人，有些细节也可印证这点，比如《呵尔唔斯缉案被戕》开头提到“水师条约案”，即海军协定，这篇曾在《时务报》以“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为题登载，译者并未理会。但也并不是此后单行本所署的丁杨杜，他其实是单行本出版方文明书局的发行人）。
为什么唯独没有出现作者柯南·道尔的名字，却出现“呵尔唔斯（福尔摩斯）笔记”和“滑震（华生）笔记”这样相当奇怪的署名呢？也许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译者并不是直接从《海滨杂志》上翻译这些小说的，而是译自某个版本的《回忆录》。《回忆录》（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于1894年结集出版，如果不熟悉福尔摩斯故事，单纯从字面上来看，可以翻译成“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回忆录”。或许正是受到书名的干扰，加之认为福尔摩斯探案是犯罪实录一类的纪实作品，译者才选择“呵尔唔斯（福尔摩斯）笔记”这样的署名。而署“滑震（华生）笔记”的原因则不难理解，因为故事是滑震（华生）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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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误解，造成了译者对于原著的篡改。福尔摩斯小说绝大部分是从华生的视角叙述的，即所谓“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中的“目击者类型”。它决定了小说只能表现一个旁观者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在侦探小说的叙述中有多种意义。首先，作为侦探朋友的“我”一同参与了侦探活动，再由“我”叙述给读者，无疑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其次，“我”的设置拉近了小说与读者的距离，读者由此获得了阅读小说时的亲切感与参与感。读者常常不自觉地将“我”视为自己，这种错觉使读者最大程度地投入了小说情节中。再次，“我”还起着保留秘密、掩盖真相的作用。“我”虽然目睹了侦探的种种行动，由于与侦探智力上的差距，却往往不明就里，这样便将秘密保留到最后，从而增强了故事的悬疑性。
这种叙述视角虽有上述好处，却给早期译者带来了困难，原因在于第一人称的叙述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于是，张坤德在他的第一篇福尔摩斯译作《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中，将故事的叙述结构作了很大变化，采用中国读者熟悉的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视角。原文结构是这样安排的：华生有一天突然接到他以前的同学来信，得知在海军部任职的这个同学把秘密的海军协定丢失了，因听说华生和福尔摩斯交往甚密，特向他们求救。然后是华生到福尔摩斯处，二人一同前往，见到华生同学后，由同学来诉说事情原委。而张德坤的译文里，由于采用了全知的叙述视角，原文中的“我”——华生只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存在，原文的倒叙在这里成了顺叙，文中先是介绍了华生同学的生平，之后写他丢失密约的前前后后，然后才写他向华生求救。这样就丧失了原文故意安排的技巧性。
到了第二篇福尔摩斯译作《记伛者复仇事》发生了一些变化，译者在开头加了“滑震又记歇洛克之事云”这句话，虽然仍然是第三人称叙述，但是几乎保留了原书以华生视角叙述案情的特色，只是把“我”改成了 “滑”。此后的《继父诳女破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则完全保留了原文的视角和结构的安排，以“余”来讲述。例如《继父诳女破案》开头如下：
“余尝在呵尔唔斯所。与呵据竃觚语。清谈未竟。突闻叩门声。”


《呵尔唔斯缉案被戕》开头如下：
“余友呵尔唔斯，夙具伟才，余已备志简端，惜措词猥芜，未合撰述体例。兹余振笔记最后一事，余心兹戚。盖自第一章巧验红色案起，至获水师条约案止，即欲辍笔，不复述最后之一事，诚以提论此事，使余哀怆。时逾两纪，犹未慊也。”
对于中国来说，外国小说叙事技巧的运用无疑是最陌生的，当代学者陈平原曾说：“对于新小说来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题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者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式。前三者主要解决‘讲什么’，而后者则必须解决‘怎么讲’。‘讲什么’之间的差异容易被发现，也容易有一方的模仿来弥合；而‘怎么讲’ 之间的差异则以是很难把握，即使想模仿也很难不夸张变形。”从这四篇福尔摩斯故事的翻译，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中国译者（同时也是读者）对侦探小说这种中国没有的文学类型的接受过程：先是不理解侦探小说原有的结构，从而将其错误的改造，其后开始意识到了它们这样安排的妙处，虽然还只是出于初步阶段，但预示这对这类作品开始有正确的理解，而不久的将来，这样的理解还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之中。
1897年6月20日《时务报》结束了它的最后一篇福尔摩斯故事连载。2年后，素隐书屋出版单行本，名为《包探案》（一名新译包探案），收录《英国包探案访喀迭医生奇案》以及四篇福尔摩斯故事。1903年文明书局又将其再版。在清末，杂志上刊登的作品没有发行单行本的很多。而福尔摩斯故事不仅时隔不久发行了单行本，而且还被其他出版商再版，不难推测是受到好评的。这也要部分归功于时务报刊登作品翻译质量比较高，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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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福尔摩斯作品的其他中译
1901年，黄鼎和张在新合译了柯南?道尔的六篇福尔摩斯故事作为《泰西说部丛书之一》（兰陵社），即《毒蛇案》（《斑点带子案》）、《宝石冠》（《绿玉皇冠案》）、《拔斯夸姆命案》（《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希腊舌人》（《希腊译员》）、《红发会》、《绅士克你海姆》（《赖盖特之谜》）。1902年到1903年，《启蒙通俗报》连载了《泰西说部丛书之一》中的3篇福尔摩斯故事：《毒蛇案》（4-5期）、《宝石冠》（12期）、《拔斯夸姆命案》（12-15期），均未完。而于1902年，将《泰西说部丛书之一》更名为《议探案》（一说为前者增订本），由余学斋出版。Sherlock Holmes翻译作休洛克福而摩司，Watson翻译作华生。“议探”用来特指私人侦探，以同“包探”（官方侦探）区分开来。
1903年初，文明书局出版了署名“警察学生”译的《续包探案》（又名续译华生包探案），收录福尔摩斯故事七篇：《亲父囚女案》（《铜山毛榉案》）、《修机断指案》（《工程师大拇指案》）、《贵胄失妻案》（《贵族单身汉案》）、《三K字五橘核案》（《五个桔核》）、《跋海渺王照相片》（《波西米亚丑闻》）、《鹅腹蓝宝石案》（《蓝宝石案》）、《伪乞丐案》（《歪唇男人》）。Holmes翻译作福尔摩斯，Watson翻译作华生。
1903年，《绣像小说》第4期到10期（1903.7.9-1903.10.5）连续刊登了六篇福尔摩斯故事：《哥利亚司考得船案》（《“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银光马》（《银色马》）、《孀妇匿女》（《黄面人》）、《墨斯格力夫礼典》（《马斯格雷夫礼典》）、《书记被骗》（《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旅居病夫》（《住院病人》）。未署译者，其中Holmes翻译作福而摩斯，Watson译作华生。这六篇于1906年结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为《补译华生包探案》（后作华生包探案）。
好几部书名都作“华生包探案”，这是相当奇怪的翻译现象。明明是福尔摩斯探案，从书名上却变成了华生探案了。更奇怪的是后来刊登在《七襄》第2期至4期（1914.11.17-12.7）上辟直译的《采縆》，这篇原文是《斑点带子案》。译者竟然活生生的将福尔摩斯翻译成华生，而将华生译作滑太，成为了真正的华生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