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书背景
《东晋门阀政治》成书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者田余庆凭借其宏观的历史格局认识以及对史料详细的考证分析，向我们呈现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全貌。在当时大部分历史学家在写作上还受制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时期，田余庆先生如此一本具有新颖而自由的历史学论文可以说为摸索中的历史学术界举起了一盏明灯，展现了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和方法。
本书首章《释“王与马共天下”》曾于1979年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一经发表便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教授就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称赞田余庆在魏晋南北朝研究部分领域已超过陈寅恪。《东晋门阀政治》也使田余庆得以跻身新中国第二代历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

二、内容及作者观点
（1）总体观点及布局
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本书所论述的是公元四世纪初年至五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作者认为的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
士族的出现可追溯至东汉时期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其产生是有必然性蕴藏于中国古老的宗法制。其发展在之前的皇权政治下多少收到制约。
而门阀政治之所以能存在，与东晋当时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共同作用有关。所谓内部矛盾，是各个阶级与集团之间——门阀与皇权、门阀士族之间以及门阀与流民帅——的矛盾。权力舞台的中心不同的势力不停更换，但依旧维持着某种平衡。因为士族门阀们清楚，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门阀政治的局面也将不复存在。因此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发展中自然而然会相互制约。所谓外部矛盾，是指东晋时期南北势力的对抗。北方胡族政权的威胁，迫使东晋内部各阶级集团进行短暂的合作以抗敌，外部的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部的矛盾。所有的冲突一般都能化解，因此在这一百余年的时间内，门阀政治能够以相对稳定的态势发展。
但门阀政治毕竟具有暂时性，之前所谓的平衡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经营出来的。如作者所言,“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处理，门阀政治才能维持”，一旦皇帝、士族以及流民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门阀政治就会为皇权政治所替代。东晋的门阀政治最终以北来次等士族以武力征服的方式收场，刘宋政权再度重塑皇权政治，正式标志着门阀政治走向末路。
本书中作者从皇帝、门阀士族（顶级士族）以及流民帅（北来次等士族）这三股势力也是三个阶层的兴衰入手，以门阀士族当权门户的执政顺序为主线，依次叙述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族门户及其与郗鉴、孙恩、刘裕为首的集团的兴衰，以展现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由发端到结束的全过程。

（2）章节观点
1.第一部分《释“王与马共天下”》
作者认为“王与马共天下”格局的产生可追溯至八王之乱后期，司马越和王衍的关系。司马越作为非近属皇室，号召力有限，所以采取联络关东士族的方式以巩固统治，王衍也是在此时为司马越所用。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王马结合，但王马关系中马仍是主导。直至此后司马睿和王导南渡，司马睿在王导的辅佐下为巩固统治、协调士族间利益而笼络南士，才逐渐形成了门阀政治格局。这样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持续了足足二十年之久，直至被后起的庾氏所替代。此章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东晋“不与刘、石通使”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阐释为东晋臣民的民族气节，更应考虑当时的政治形势。永嘉之乱至“五胡乱华”，司马越和司马颖的对峙中，匈奴刘渊、刘聪、羯人石勒与司马颖一派，自然与司马越派出的江左政权为敌。江左的王、马政权采取“不与刘、石通使”态度也是不得不做的无奈之举。

2.第二部分《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首先，作者提出东晋时期强藩多的原因一是皇权不振，二是东晋特有的士族专兵，其始作俑者便是王敦。士族的强大与皇权不振，加之北方流民的涌入补充，是使士族专兵得以存在的原因。而流民帅就是士族用以统兵作战的武将
高平郗氏虽然发挥过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但并未掌握过实权，是有别于其他五族门阀。郗鉴作为江北流民帅，是明帝当时用以平王敦之乱的重要棋子。郗鉴也因此功跻身江左门阀政治中，逐步上身为第一流侨姓士族。但流民帅日后也引发了不少问题，除郗鉴外平乱的流民帅皆因叛晋被消灭。
在当权门阀的角逐中，郗鉴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协调当权门户王氏、陶氏、庾氏关系，使士族诸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门阀政治得以继续，东晋政权得以延续。
郗鉴另一重要举措是京口的经营，他是京口重镇的发端者，京口具有内镇和外镇的双重职能，在日后发挥了极大的政治军事作用：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等。

4.第四部分《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作者先考据了桓温的先世问题，推测桓氏的谱系的断层是因曹爽之狱而被诛夷的桓范，迫使桓氏子孙隐瞒家世。后对桓彝事迹做了考证，其与郗鉴在平王敦之乱后进入了较高的政治层次，为桓氏家族发展奠定基础。但在当时桓氏家族经历了极大的政治灾难，过江后又势单力薄，故并不为时人所器重，直至桓温的三次北伐使桓氏权倾江左。桓温的北伐之意不在北方，而是为了“乘时立功以增望实”，在“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动地位”。其中前两次北伐胜利使其获得了声望，但还是未能查收中央政权。第三次北伐桓温败于枋头使其“望实俱损”，但扫清了通往健康的障碍，控制了东晋朝廷。但当桓温试图取代司马氏是又受到了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门阀士族的极力阻碍（他们试图维护士族间平衡）。而简文帝遗诏也标志着皇权的最低点和门阀士族权力的最高点，司马氏皇权也因此迎来转折。

5.第五部分《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
谢氏家族起于抗桓的机遇，经淝水之战后得以跻身士族最高层。
淝水之战前，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矛盾，淝水之后，南方内部矛盾日渐凸显。一为谢氏与桓氏的矛盾，最终“由于太元九年桓冲死后谢安未并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诸子以及桓伊分督荆、江、豫州，妥善解决”。二为谢氏与司马氏的矛盾，谢氏权势受制于会稽王司马道子，后谢安、谢玄被解兵权，谢氏也走过了其发展的顶峰。
作者认为北方只要满足了民族融合和力量积蓄等条件，必将统一南方。他还将淝水之战与其他北方南进战争进行对比，将情况分为是非存在民族对抗两类。如赤壁和灭吴之战不存在民族对抗，而淝水之战、瓜步之战、灭陈之战则具有民族对抗问题。

6.第六部分《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在淝水战后至桓玄之叛的约二十年中是太原王氏影响政局的时期，但淝水之站后太原王氏在兴皇权相权的大背景下，既无兵权又无中心人物，相比前面王、庾、桓、谢已不能同日而语。孝武帝以司马道子的相权辅佐皇权，王氏只是作为士族代表维系其中，门阀政治式微，在孝武帝的推动下开始向皇权政治过渡。
淝水之站后主相相持引发的矛盾凸显，太原王氏也在晋末的政治斗争中由盛转衰，这也是门阀政治的结束和东晋政权的败落。

7.第七部分《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晋末的北府兵逐步摆脱士族控制成为独立的军事力量。但最初的北府兵在政治上立场模糊仍然依赖士族，最后归于失败。刘裕开始，北府兵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摧毁了桓玄的门阀士族统治，压制了其他此等士族统领的农民反抗斗争以及取得了多次外战胜利，最终代晋自立，恢复了皇权政治，结束了长达一百余年的门阀政治。
在此之前，其他次等士族如北府将乐安高氏与刘牢之，是次等士族进入最高统治地位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先驱者和牺牲者。而次等士族的另一些代表人物则以道术为手段，采取不同的方式，也进行着目的相同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反应出统治阶层变化这同一的历史趋势。
门阀士族让出了权力，但在文化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以至次等士族掌权后也不得不“把门阀士族供奉在庙堂之上，以为自己张目”。但尽管如此，次等士族权力已转化为皇权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已经不存在了。

三、思考与探讨
至此，我大致列举了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主要观点。田余庆先生对东晋门阀政治的详尽论述无需他人做更多的赘述。在此仅对门阀政治产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提出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第一点，在宗法制这项古老制度下衍生出的中国文化在士族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至今，我们崇尚的“根”也是起于此。不难发现，在论述每一门阀士族之前，田余庆先生总会先追溯其先世。这与很多纪传体史书的写法很像，在讲述一个人的故事之前，如果祖上有所建树，总会提一笔。相比白手起家的人，我发现家族显赫的人，哪怕是曾经显赫，今非昔比，也常常能凭借这样的身份获得很多优待。“龙生龙，凤生凤”的观点虽然未必正确，但很难否认这样的思想观念在中国依然十分常见，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古代如此讲究门第的原因之一。有意思的是，这样的“鄙视链”不仅存在于世族大家与平民百姓之间，也存在于在世族大家内部的集团之间。作者在书的末尾将当权门户的渊源分为三类：来自东汉高层的世族大家，有旧族渊源但只能追溯回东汉者仅一两代和魏晋新出门户。其中旧族门户往往会渲染这种门户观念，对待新进士族会带有的一丝傲气。这样的行为常常被人理解为是他们面临衰落时的无奈之举，但我认为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人骨子里对“根源”、“血脉”和“传承”的重视和认同感，无可厚非。毕竟这些旧士族哪怕在掌权时也保持这种态度，此种门户观念的渲染不能仅仅视作是旧士族骄矜作态。更重要的一点，这其中还牵扯到文化上的因素：世家大族长期累世为官，代代相传之间是有文化传承的，这正是新士族无法达到的一点。旧士族对待新士族的态度就如同当今上层社会对待暴发户的态度一样，大多数人讨厌暴发户的原因更多是认为其文化素质不到位，而非其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士族逐渐成为旧士族，暴发户融入了上层社会，文化的根扎实了，才能算是完成了阶级的跨越。

过去改朝换代的时候，这种对根源的重视，在首位皇帝为显示自己的正统性时尤为突出。比如司马氏在得天下之后也常常提起自己的世族血脉。哪怕是像朱元璋这样毫无背景、白手起家的皇帝，在登基之后也给自己冠以朱熹之后的名号。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殊不知中山靖王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与刘备更是隔了约十五代之远，其血缘关系可谓是微乎其微。但在当时刘备却能以这样的身份，打着“匡扶汉室”的名号收揽大量人才和资源，从织鞋贩履到最终鼎足三分。可见在当时这个时代，血统和门第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这也反映了世族大家在古代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掌握了很多社会资源（如知识、人才），无怪乎很多朝代皇帝的统治不得不依赖世族来维护统治。这是我认为门阀政治产生的合理性之一。

第二点，关于玄学和九品官人法对形成门阀政治的重要性。在独尊儒术之后至晋以前，儒学始终作为官方正统文化出现，也是世族大家立身的根本。儒学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长期作为士人的理想在实践。可以说，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带有维护中央统治的意味在的，但长期以来用儒学教化群众以维护统治的皇权政治，在魏晋时期因大量的士族由崇尚儒学转向玄学而失去了统治的把柄。权力把柄的偏移也侧面反映出皇权的衰微。而玄学的出现更是促进了门阀政治：一方面玄学为士族们提供了一个没有伦理纲常相对比较自由的环境，另一方面士族们在玄学清谈中锻炼了思辨能力，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也解放了长期以来受制于皇权权威的思想，使他们敢于大胆地与皇帝“共天下”。
九品官人法最早是由陈群提出以对抗当时不太合理的察举制度。东汉末年的清议成为很多人入仕的直通车，一句评论就可以让人身价翻倍，导致朝廷不得不求人出来做官，身价翻倍的人还要拒绝朝廷应聘以示清高。伪清高之人使有才之士流落各地无法得以重用，再加上朝廷卖官鬻爵，整个东汉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环境都十分恶劣。这样的选官制度相当于把入仕的途径掌握在民间。而九品官人法相当于把社会舆论评价的人物的风尚收归国有，由郡中正依据家世和德行给出评价，这都是有利于世家大族的指标。同时这些郡中正又大多为世家大族所担任，因此入仕途径就有被其垄断的可能。但九品官人法正式成为士族门阀的统治工具还是司马懿设置了州大中正开始。郡相对于州更具有地方自治团体的色彩，州虽也为地方行政单位，实为中央派遣的机关，于是整个选官制度的枢纽又从地方回归中央。这导致人事选拔和任免的权利最后又归中央的世家大族也就是后来的门阀所有。有别于郡一级的世家大族（“豪右”），中央的这些门阀对官职的垄断是对皇权的进一步渗透，之后门阀政治的必然性也在此处得以体现。

四、评价
初读此书开篇之作《释“王与马共天下”》，我就为其中详实的史料和精准的考证所吸引。在大量的史料面前，作者并非单纯地列举史料得出观点，更多的是从各个史料的矛盾之处入手，尽可能地追求真相。田余庆的考证与推断，常常通过当时当事人的境遇和得到的信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思考。这样的推断，给人的感觉更加真实也更有说服力。比如从陈敏兴败之中，作者分别从王、马和南士的角度给出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如此一来，所有人的行为都更加合乎常理以便于读者理解。又比如就南渡一事究竟是谁出的主意，有三种记载：《晋书》卷六《元帝纪》言“司马睿‘用王导计’”，《晋书》卷五九说是“裴妃之意”，《晋书》卷八〇则说“元帝之过江，旷首创其议”……田余庆则认为当时司马睿的状况还受制于人，“用王导计”则略嫌简单；裴妃有南渡意愿是合理的，但只说成是其个人意愿促成仍不妥当；而王旷建言应为实，但不是全部。作者认为这三说互为补充但不排斥，还能体现出南渡问题是经过很多人反复策划才实施的：“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玡王司马睿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睿”。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田余庆对当时局势的准确把握和对人物关系的透彻了解。但最让人敬佩的一点是，田余庆先生全书的考证并非为了考证而考证，所有的考证结果都紧紧围绕“门阀政治”展开，比如南渡之事的考证就是为了说明门阀政治格局形成的背景，对后来的各种论证做好了铺垫。又如他在《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一节中对于各条水路交通的地理位置、年代以及功能做了详尽的考证，是为了证明这些交通线对建康漕运接济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利益冲突中保障扬州集团政治利益所发挥的重要地位。而这正是使得门阀政治得以维系的关键因素。
此外，作者对史料严谨的治学精神也十分值得学习：一方面书中多次引用了《世说新语》等偏民间的戏谑作品以弥补史料不足，文风更加亲民；另一方面，作者面对史学界常引用的著作仍抱着怀疑的态度去考证而非不假思索地拿来，甚至还考证出了错误。
综上所述，《东晋门阀政治》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历史学著作，让我对东晋时期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有所了解，也让我学习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