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初出国门

那天下着漫天大雪，好在路面没有结冰，顺利到达找到了她们。看到她们满身雪花，站在异国的土地上茫然不知所措，脸上凄然。她们在鹿特丹学习和考察了一段时间，对于这里的环境还很不熟悉，携带行李转移城市并非易事。
使馆主动帮忙，派出一辆小轿车前去，但是奇怪的是车上坐着好几个人，已经没有她们的位置，只为她们运送行李，让她们坐火车转移。
小汽车比乘火车要快，但是我把她们安顿好后，过了一两个小时小轿车才到达，真是怪事。

两位女士中的一位朱XX是我校老师，是比我高五届的学长，与胡总同届。而且，与胡总一样，也是又红又专的尖子，两个肩膀挑担子，专业和行政管理双肩挑，多年党龄，曾经担任学生的年级政治辅导员（胡总的政治生涯也是从政治辅导员开始的）。专业精通，任建筑学院驰名中外的大教授吴XX的学术秘书。诸多光环，前途无量。另一位女士张XX来自建筑科学研究院。
那天晚上，两人晚饭后到街上去逛。因为朱老师精明，那位张女士虽然更为年长，却成了甩手掌柜，什么事都不操心，连问路、记路之类也总是朱老师的事。
她们逛啊逛，好在这里社会风气好，安全不成问题。逛到很晚了，该回家了，朱老师忽然说头晕，靠到张女士身上。张女士问回家怎么走，回答是“不知道，我糊涂了”。再问什么都是“不知道”，她病倒了。

张女士这个甩手掌柜慌了，异国他乡，深更半夜，搞不清身在何处，靠山靠不住了，不知所措。无奈只好敲开一家居民的门，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求人，求人家把她们送到有中国人的地方。
幸运的是，那家荷兰人曾经看到有一处房子常有中国人出出进进，就开车把她们送到了那里。第二天，陈三把她们送回我们这里的住处。朱老师病倒了，整天昏昏沉沉，问她什么都是回答“不知道”。还反复说：“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人。”不知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根据记下的地址，我陪同张大姐去找那家荷兰人表示感谢，并送了一点小礼物。这家人距离我处不到一里地，她们居然找不到住处了。
我询问张大姐，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到如今，张大姐孤立无援，只好对我说出实情。

原来，在鹿特丹，精明的朱老师发现她们被窃听，推测这只能是中国人干的。朱老师在国内一直是被依靠的骨干，人生、事业都很顺利。不像我们这些人，经历过挫折和磨难，吃过苦头，受过委屈，挨过批挨过斗，被敲打惯了，变得皮实了，即使被砍一刀，也是一块滚刀肉，砍不出血来。
她在国内顺风顺水，多年教书育人，专业和行政管理都拔尖，还要做别人的思想工作。而到了国外，居然也被自己人窃听，这说明是不被信任了，成了被监视的对象了，距离敌人也就不远了。鲜明的对比，巨大的落差，让她想不通。

不巧的是，就在她思想负担很重的时候，荷兰人也火上浇油，警察局说有人和她重名，要求她到警察局按一个手印，以便区分。受了本国同胞的欺负，还要被老外节外生枝找麻烦，导致她思想负担更重。
朱老师也真是想不开，按个手印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换了我，别说手印，就是让按脚印，我也给他按。
就在她俩到达我们这里后，拿到迟到的行李，又发现了异常。朱老师太精明，就连行李箱中的衣物和用品的摆放位置和上下次序，也记得一清二楚。打开行李箱，发现这些私人物品的摆放位置和次序被颠倒错乱了，明显是被人翻检过。这个事情，又和被窃听的事情互相印证。

她经受不住这些突如其来的打击。桩桩件件奇异的征兆，导致她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了。据张大姐讲，这些天她一直沉默寡言，眉头紧锁，郁郁寡欢。她发生了哪些思想斗争，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别人都无从知晓。最后的结果，心理崩溃导致精神崩溃，到变为糊涂，那已经不是失望，而是绝望了。好好的一个人才，就这样垮了。
忽然想起，我们也曾怀疑被窃听，但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有了这个事件，这种怀疑重新燃起。又记起初到荷兰时，曾经被安排住了一天旅馆，然后才用大巴把我们送到住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做了哪些手脚，不得而知，也难于猜测。

朱老师是我的同校同事，又是老师级别，遭此巨变，我只有同情，并尽量帮她们把生活安排得好一些，别因为精神崩溃而使身体垮掉。她们两个初来乍到，一个病倒，另一个焦头烂额，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困难不少。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帮她们办理各种事务，包括买菜购物做饭，希望朱老师能够清醒过来。
陈三探听到我在帮她们，让人给我传话：管好自己，别多管闲事。不知这种人怎么回事，把人整治到了这种地步，还要怎么样？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上了那条船，有了一点权，他们的人性就变得那么淡薄了？人类的良知就泯灭了？就可以不说人话不做人事了？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有高于人性和良知的远大目标和更高级信念。

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不可能在这里继续学习下去，短期内也看不到好转的迹象，只能遣送回国。她是一个病人，不能单独行动，就由张女士陪同回国，她的留学生涯也只好提前结束。
在那些日子里，我最担心的是，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最容易想不开。越是有才华的人，越容易钻牛角尖走上绝路。这种事例数不胜数，例如邓拓、老舍、吴晗、傅雷夫妇、杨朔等等。就是我身边的老师同学，也曾亲眼目睹多例，记忆犹新。
有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有才有德，曾任班长。在那个年月，因为是臭老九，毕业后必须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一介书生，劳动技能差一些，就受到冷嘲热讽。他想不开，自杀三次没死成，两次上吊绳子都断了。工宣队还讽刺说：“看来知识分子就是不行，连上吊都不知道找根结实绳子。”

1971年初，清华掀起轰轰烈烈的清查运动。本人因为说过几句对工宣队不满的话，也被批斗了几天。前两天批斗的火力很猛，到第三天忽然降温，不了了之。后来才知道，工物系与我同届的栗乃志同学（他还是学生党支部书记）被批斗后跳楼自杀了，他的死也解救了我们这些倒霉蛋。
历次政治运动中，清华自杀的老师和学生层出不穷，一例又一例，不胜枚举……
谢天谢地，朱老师没有再出什么大事，顺利地送她们回国了。

11. 游历
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为了放松一下，周日休闲时，经常与同住的中国人骑自行车到周边逛一逛，看看这里的景色和风土人情。
荷兰地势低洼，湖泊很多。代尔夫特市周边也有许多湖泊，湖边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同组的荷兰人也很喜欢旅游。荷兰气候湿润，阴天和小雨较多，晴天就显得很宝贵。一旦天晴，病号就多了起来，实际上是装病晒太阳去了。

同组的惠衣森教授要去美国交流一年，行前他请大家到餐馆（代尔夫特大教堂旁边的浙江餐馆）吃了一顿饭，请的方式是典型的Go Dutch，又请大家到一个很大的湖泊旅游，那里自然生态保持得很好，有许多野生鸟类，尤其是野鸭子很多。
据介绍，他们的祖先在这里用芦苇杆插成迷魂阵，把野鸭子赶进迷魂阵中，其中的通道越来越窄，被赶的野鸭子不知回头，不知不觉就被赶到一个小通道内，最终进入一个铁丝笼子，抓住野鸭子用嘴咬死。这是他们的祖先狩猎的传统方式，现在又复制了这套系统供游人参观。我们看到迷魂阵规模很大，占了湖面的很大面积。在通道末端，大家围在捕捉野鸭子的铁丝笼子周围议论咬野鸭子的情景。

划船累了，停靠在岸边一个有座位有小卖部的地方，大家坐下来休息和吃喝。

一天，忽然收到西德鲁尔大学韦泊教授的邀请函，邀我前去交流微处理器应用方面的情况。
荷兰与西德相邻，办理护照签证非常方便，很快就办妥了。
直接到火车站购票上车，一切都很顺利。那时荷兰的火车票不限车次，不限乘车时间，只要方向对，随便找一辆火车就可以乘坐。中途遇到某个旅游点或大城市，随便下车，逛一阵之后再找一辆同方向的车，随时上车，反正车上很空，有的是座位。
就这样走走停停，几百公里走了大半天，最后到达鲁尔大学所在城市波宏。鲁尔区是德国的重工业区，二战时期被盟军炸平了，战后重建，到处都是钢筋水泥建筑，看起来黑漆漆，很少有特色。

在此期间，住在留德学生宿舍内，他们向我介绍了柏林墙状况：墙西高楼大厦，还筑有许多高高的观景台，供游人观望柏林墙实景与拍照；墙东是宽约百米的空白地带，筑有铁丝网和防止汽车冲撞的混凝土障碍物。还谈到东柏林人穿越柏林墙奔向西柏林的各种奇葩方式：游水，乘坐热气球，挖地道等等。这使我不禁想起国内流行的一首歌：“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