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疏，是明末政坛上的一件大事，是东林党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对魏忠贤的最后一搏。对此，在东林党人中，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一是以杨涟为代表的一些人，他们认为魏忠贤篡权，罪恶滔天。为臣子者，应义无返顾，挺身而出，彻底揭露其罪行，即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可悲的是，他们渴望得到其支持的熹宗皇帝，恰恰是为魏忠贤所挟持，甚至连其爱妃等都不能保护的傀儡。司礼监与东厂又为魏忠贤所控制，甚至连内阁也要看他的眼色行事。这一切都说明杨涟的奏疏无异于以卵击石，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崇祯时，阁臣黄景昉曾这样写道：
先朝韩文攻刘瑾，内恃王岳、范亨，外恃刘健、谢迁，势在必克，尚不免蹈甘露之祸。若杨涟二十四罪疏，更何恃哉！直气激无复之，自为必死计矣，惜哉！其不讲于制小人之术也。汉杨震、李固，宋刘挚、吕大防，千载一辙。[1]
即在他看来，进行政治斗争，不能靠感情用事，不能单凭忠心、勇敢，而是必须靠智慧，讲求斗争策略，历史上这样的教训是很多的。
注释：
[1]黄景昉：《国史唯疑》卷11。

二是以内阁首辅叶向高为代表的一些人，他们看到魏忠贤“以司礼而兼东厂，羽翼已成，又有客氏为助，势若拔山，事不可测” [1]。因此，他对东林党与魏忠贤的矛盾，采取了明哲保身的“不介入”、“中间”的态度。一切得过且过，装聋作哑，用黄尊素的话来说，他“穿鼻巨珰，受索门户，筐靠盈门，棋酒自娱，一切边庭要务﹐俱置不问”[2]。对杨涟奏疏，认为“太轻率”，很不明智。
注释：
[1]《罪惟录》卷13下《叶向高传》。
[2]黄尊素：《说略》。

三是以黄尊素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在魏忠贤势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要想战胜他们，单靠忠心无畏是不够的，还必须凭借智慧，注重斗争策略。他说：“吾辈如处漏舟，亦惟衣枷自戒。勿自为敌国。百弩环舍，尚尔勃镶，亡无日矣。”[1]也就是说，他认为当前形努是如此险恶，东林党人的应对之道，内部必须加强团结，行动一致；对外必须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勿妄生事端，勿授人以柄。养精蓄锐，相机而动。他们对杨涟奏疏，总的来说是支持的；但对该疏是否现在提出，则持严重的怀疑态度。他说：“公不见杨邃庵（即杨一清）之除刘瑾乎？有张永以为内主，故不劳而功成。公今争以口舌，是手搏猛虎也。一击不中，祸贻亡国矣。”[2]另外，对该疏内容“多摭宫嫔风影事”，认为此“适贻之以口实”[3]。这些意见都比较符合实际，而且稳妥可行。如果东林党真能听取这些建议，对魏党韬光养晦，虚与委蛇，把矛盾引向对东林党人有利的方向发展，多做些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在默默中求生存发展，一旦力量壮大，时机成熟，再与魏党摊牌。这样，既可减少损失，又能使成功有较大的把握，应该说这是上上之策。
注释：
[1]《东林列传》卷4《黄尊素传》。
[2]《东林列传》卷4《黄尊素传》。
[3]黄尊素：《说略》。

当时，素以“公忠强直”、“渴善仇恶”著称的赵南星持什么态度呢？他对叶向高的态度不仅大失所望，不屑一顾，而且连日常政务，也从不与之相商。正如有的记载所说：“赵南星秉铨，锐意澄清，然径情直行，视政府蔑如也。福清（指叶向高）以下多不悦。”[1]
注释：
[1]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对黄尊素的意见，他似乎也不以为然。原因可能是：一、赵南星认为，做人就要襟怀坦荡，国家有难就要挺身而出。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还搞什么韬光养晦！尤其对魏忠贤这样的刑余小人，必须针锋相对，何必虚与委蛇。而且虚与委蛇，势必迁延岁月，对他这个年逾古稀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他总想在有生之年拼死一搏。二、是赵南星一向自以为是，一旦他认定应该怎样做的事，很难听取他人的意见。黄尊素说他：“性颇刚愎，爱者劝之绝不省。”[1]另一东林党人孙慎行曾把他与邹元标做过比较，认为“邹之爱人淳切，间有推刚为柔处；公则持一意，刚不可犯”[2]。另外，在癸巳京察时，他也是“锐意澄清，独行己志”[3]。可见他的个性是相当突出的。正因为以上情况，所以他不顾黄尊素的意见，径情直行，不考虑后果。
注释：
[1]《说略》
[2]孙慎行：《恩恤诸公志略》。
[3]《明史》卷243《赵南星传》。

赵南星对叶向高的态度，是如此反感，对黄尊素的意见，又有一定的保留，这是否可以说他同意与支持杨涟的奏疏呢？从《明史》的字里行间和他对杨涟的重用来看，可能是这样，但在《明史》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赵南星的文集中也找不到答案。而《东方未明砚铭》却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东方未明砚铭》，收录在民国《高邑县志》卷九《金石》中。《东方未明》原是《诗经》中一个篇名。赵南星所以以此四字名砚，实际上是用以比喻魏忠贤的黑暗统治而言。目的在于时时提醒自己国家处境之艰难和臣子责任之重大。铭文作于何时，据方志作者说：“按此铭为代杨公作二十四大罪疏时题砚背上。”也就是说，此铭题写于天启四年，与杨涟上疏几乎是同时。至于此疏是否为赵南星代写，仅凭这一记载，尚难断定。而且其他许多记载以及铭文语气上看，该疏作者应该是杨涟而非赵南星。为了更好地分析赵南星当时的认识与心态，现将铭文全部引述如下：
残月辉辉，疏星闪闪，鸡三唱，更五点，此时草书讥大奄。成则同汝功，败则同汝贬。

县志的编者对此所作的按语说：“今其砚相传在真定府王姓家。”

从铭文中可以看出：第一，赵南星与左光斗、黄尊素、缪昌期等一样，是杨涟上疏前的少数知情者之一。该疏呈上后，魏广微为了激怒魏忠贤，陷害赵南星，曾说：“杨涟疏系赵南星改定。”这只是他们别有用心地妄加揣测，并没有真凭实据。第二，赵南星知道杨涟奏疏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他对这一奏疏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并对搞掉魏忠贤寄予厚望。第三，赵南星也清醒地估计到，杨涟所上奏疏，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一击不中，牢狱之灾与杀身之祸，将随之而来。但是，不论成败，赵南星决定与之同生死，共患难，没有丝毫犹豫与畏惧。正如铭文中所说：“成则同汝功，败则同汝贬。＂他那一身浩然正气和坚定地斗争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当杨涟奏疏被斥后，魏党疯狂报复。不久赵南星被罢官削籍，皮往代州（今山西代县），而且被搞得家破人亡。面对这一切“赵南星慨然不以介怀”[1]，并以非凡的勇气和信念，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对即将戍往庄浪（今甘肃永登县）、永昌（今甘肃永昌县）的儿子清衡和外孙王钟庞安慰鼓励说：“汝两人往戍所，宜闭户读书，彼苍不终愦愦也。”[2]至于他自己，“抵戍所，处之怡然”[3]。著述之余，仍念念不忘国家，念念不忘为国捐躯的杨涟、左光斗等人，更没有忘记自己当初在铭文中写下的暂言。至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临终前，还说“吾可下见杨左诸公矣”[4]。而晋抚牟志夔系魏党，“故迟遣之”。于是，这位“天下望之如山岳”的吏部大员，为“矢志报国”，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之后，竞卒于戍所。
注释：
[1]《东林列传》卷13《赵南星传》。
[2]《东林列传》卷13《赵南星传》。
[3]《明史》卷243《赵南星传》。
[4]《熹朝忠节死臣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忠毅赵公传》。

四、《明史·赵南星传》之误

在与魏党的斗争过程中，东林党人或被逐、被囚，或被戍、被杀，“朝堂为之一空”，而其中受害最大的则是赵南星。明末吴应箕曾这样说：
初，高邑（指赵南星）为考功，锢也以党；为太宰，罢也以党；卒以党死戍。党人岂真负国哉？而锢之、罢之，死之者，何忍奉一刑余以自殄瘁其国家也……大臣而受祸烈，未有如太宰者也。[1]
注释：
[1]《熹朝忠节死臣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忠毅赵公传》。

赵南星被削夺戍边时，亲人中株连受害者尚有五人。《明史·赵南星传》说：“笞其（指赵南星）子清衡及外孙王钟庞，系之狱，坐南星赃万五千。南星家素贫，亲故捐助，始获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庄浪，钟庞永昌。嫡母冯氏、生母李氏，并哀恸而卒。子生七岁，惊怖死。”从这段文字看，文中说的有赵南星的嫡母、生母，还有7岁的儿子。而当时赵南星已76岁，还有嫡母、生母，而且还有7岁的儿子，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为此，我们又查阅了王鸿绪纂修的《明史稿》和徐乾学编写的《明史列传》的赵南星传，文字基本相同，所以在撰写《魏忠贤传》时，我们就沿袭了这一说法。

但是，对这个问题仍作为一个疑问而受到关注。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陈鼎、万斯同等人的记载则与此不同。如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这样写道：
南星谪戍振武，而清衡戍庄浪，外孙钟龙（庞）戍永昌，妻冯及妾李同日就道，痛噎死。[1]
在这段记载中，冯和李是否与赵南星“同日就道”，并“痛噎死”，我们且不去说。但冯、李二人的身分是清楚的。即冯是赵南星之妻，而李是他的妾。与《明史·赵南星传》的记载截然不同。又陈鼎的《东林列传》中，说的更为明确具体：
南星戍代州，清衡戌庄浪，钟庞戍永昌。相去万里。将行，妻冯氏一恸而死，清衡母李氏忧死。[2]
这里说的比《罪惟录》的记载更清楚了，即把冯李二人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冯氏是清衡的嫡母，李氏是清衡的生母。
注释：
[1]《罪惟录》列传卷30《赵南星传》。
[2]《东林列传》卷13《赵南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