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因剑而生，因剑而亡
评李存勖
往事历千年，李存勖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消失于历史长河的波涛之中，但谁也无法忽视，他曾经那样强烈夺目地存在过。他一生的经历，是历史上一道少见的奇观。从无比辉煌的巨大成功，到让人瞠目的迅速失败，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其波峰与波谷之间的落差如此之大，相隔又如此之近，在整个历史上，能与其相提并论的例子也寥寥无几。就像不同寻常自然景观，总会引起地质学家们的关注和研究，李存勖王朝的兴衰成败，也成为很多史家与历史爱好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析。
关于李存勖最有名的评价，来自一代大儒欧阳修的《伶官传序》：“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以此为基础，网上出现了一种很常见的调侃：都怪李克用在临终前给儿子留的箭太少了，结果等很有才华，却很没有自制力的李存勖完成了三支箭的任务之后，不再有什么力量来鞭策着他，他就迷失了自我，放纵自己的欲望，所以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既然是调侃，个人觉得玩笑的成份比较大，不用太当真。首先，三箭之誓的故事很有可能并非史实，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分析过。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看到了，李存勖在灭亡后梁后，他根本就没有停下来享清福，仍在积极有为，放纵欲望是有的，迷失自我则绝对没有。
对外，李存勖在不长的时间内又取得了并岐、灭蜀的两次重大胜利，统一天下的速度超过了后来的柴荣和赵匡胤；对内，他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强势，重新向各镇派驻监军，把各镇节度使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大量裁撤后梁降兵，强化中央的绝对权威。而且，直到最后一年前，他的这些做法几乎没有遇到过象样的反弹。从同光元年至同光三年的李存勖，真可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啊！
至于喜欢狩猎，喜欢唱戏，喜欢与伶人接触交往之类，那也是李存勖一生一贯如此的行为，并不是灭梁后才产生的新爱好。如果说李存勖先前可谓“忧劳”，那么后来的表现恐怕也不能简简单单说成是“逸豫”。

民国大作家蔡东藩先生，在《五代史演义》中对李存勖败亡的点评，又代表了一大类，充满职业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传统观点：“妇寺擅权，优伶乱政，戮功臣，忌族戚，不恤军民，酿成祸患……这可见女子小人，最为难养，两害相兼，断没有不危且亡哩！”看来，蔡老先生觉得李存勖最重要的问题是不会用人，不该杀戮和猜忌功臣、宗族，却让后妃、宦官、伶人来参政，因为老夫子早就教诲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个人觉得，蔡老先生的点评，虽然说出了一部分原因，但由于观念有些陈旧，并没有说到点子上。
用不着远追古今，仅在本文中我们就可以见到很多反例。比如：
让宦官参政本身无所谓对错，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宦官误事祸囯的例子，但也有张承业这样清廉正直有担当的杰出人物彪炳史册。
任用伶人本身无所谓对错，李存勖身边固出现了像景进、史彦琼这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材，但同样产生了李存审这样为后唐开国居功甚伟的元勋宿将。
后宫干政本身也无所谓对错，刘玉娘固然刷新了一个皇后，能够坏到什么程度的下限，但就此之前不久，朱温的张夫人，李克用的刘夫人，以及李存勖的母亲曹太后等人，对各自集团的政治影响都是比较正面的。
也就是说，蔡老先生口中李存勖在用人方面干错的那几类事，其实他父亲李克用都干过了。而且我们仔细回顾历史，可以客观的说，那些事都是李克用的加分项，压根就不是错误。李存勖赖以巩固基本，进取天下的大量人才，除了郭崇韬、康延孝等聊聊数人外，大多都是李克用选拔出来留给他的。
所以，李存勖用人不当的本质，是对刘玉娘这个恶妇无原则的放纵，而不是空泛的后宫干政；是选用了李绍宏、李从袭、向延嗣这些无才无德之辈接张承业的班，而不仅仅是任用了宦官；是从伶人中精确挑出景进、史彦琼之类的人渣委以重任，而不是说伶人中就没有可用的人才。
说到底，还是李存勖没有识人用人之明，在这方面比他父亲差得太远。只要能陪李存勖玩（可以是玩战争，玩打猎，玩戏曲），让他开心的人，遇到他都有机会进入他的心腹小圈子，从而升到高层，掌握大权，积累财富，列身新贵。这种干部选拔机制与才干无关，与功绩无关，与资历无关，基本上就不是择优取人，这使得李存勖的心腹小圈子严重腐化堕落，可用之才很少，败事废材众多。同时，赏罚不明也是君主的大忌，易使小圈子以外，数量多得多的文武官吏，各地军民，渐渐对君主离心离德。
但问题是，历史上有这些缺点的君主很多，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建下李存勖的功业，却极少有人能像李存勖败得这么惨。这该找谁说理去？

至于说到杀戮功臣，确实是引爆了李存勖最后败亡的导火索，但如果细细比较，李存勖在君主中其实并不算很残暴，他杀功臣的烈度和广度，其实远及不上后世的明太祖。为什么朱元璋几乎将功臣清洗干净，仍是千古一帝的级别？找不到朱元璋成功的原因，也就很难说真正理解了李存勖为什么失败。

不恤军民，也确是李存勖灭梁后的突出恶政，从抛弃减税的承诺，到重用孔谦横征暴敛，再到强夺魏博军女眷，算得上劣迹斑斑。但问题同样，在这些方面，李存勖也是“举目还多在上人”，隋炀帝就比他过份的多。但即使是杨广，也是在折腾了足足十四年之后，才把自己给折腾没的，远没有李存勖失败的这么快，而且直到最后一刻，众叛亲离的程度也没有李存勖这么高。
也许，只从李存勖自身找原因，我们得不到足够令人信服的答案。

比如，二月后下层军人的纷纷反叛，是因为魏博大兵皇甫晖、赵进给他们带了头，此时“被侵害了利益”的各镇节度使还基本上没人敢动；三月后各镇节度使们真正行动起来造李存勖的反，是因为魏州城下又发生兵变，李嗣源被逼成了反李存勖的首领，“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确实对李存勖怀有恨意的各镇节度使们，有了一个足够让他们团结起来抗衡强大的李存勖的领袖。显然，这与其说各镇节度使的反叛是李存勖失败的原因，不如说是李存勖政权对地方控制力崩溃的结果。
李存勖那些让自己丧失人心，削弱自身软、硬实力的举措，有些确实能套进削藩的框架内加以解释，但更多的，与削藩毛关系没有，如：赤裸裸地制造赏罚不公，赦免挖遍唐陵大盗墓贼温韬，自己拆毁自己登基的祭天台，公开祭奠唐室仇敌朱温，强抢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魏博军人的妻女，不断出猎践踏洛阳周边的农田，诛杀著名清官罗贯等等。难道能将这些统统当成“胜利者书写历史时的刻意抹黑”，就可以不用逻辑，不用证明，将这一大堆史料全部一口否定吗？
在导致李存勖政权走向崩溃的过程中，明显有三次兵变最为关键，即由皇甫晖发动的贝州兵变，由张破败发动的魏州兵变，还有由郭从谦发动的兴教门之变。
其中，皇甫晖是魏博军人，魏博军是与李存勖渊源最深的两支藩镇军队之一（另一支是河东军），因为李存勖在灭梁前整整十年的常驻地就是魏州，也是在魏州登基称帝，魏博军那时就是他的直辖部队。
另两次兵变的领导人，张破败是从马直军人，郭从谦直接就是从马直指挥使。从马直是什么军队？是李存勖从各军中精挑细选的亲卫骑兵，是后唐帝国中央军中的中央军！可见，造李存勖反最积极的军队，并不是受到削藩打击的藩镇军队，而恰恰是李存勖的亲兵！如果李存勖的所做所为仅仅是削藩的话，中央军应该是受益者啊？他们造的哪门子反啊？

为了弥补这一显而易见的大破绽，持这一论点的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便想当然地随意加工史料。把李存勖派去伐蜀的那六万军队，说成是此时后唐帝国的“绝大部分精兵猛将”，是李存勖的“亲卫禁军”，是因为“李存勖把自己的亲兵都派出去了，所以藩镇军队造反时才束手无策”。但只要我们在察阅史料时稍微仔细一点，就知道这种说法其实是颠倒了黑白，事实是：伐蜀的军队绝大部分是梁亡后才归顺的后梁降兵，真正帮助李存勖打天下的大部分精兵猛将们一直就留在北方。
综上所述，李存勖进行了削藩是事实，但削藩只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不仅不是唯一原因，连主要原因都不是。
那什么才是导致李存勖灭亡的最关键原因呢？其实不难，让我们看看李存勖在走向失败的过程中，整个社会上哪一个群体最活跃？反叛最积极？虽然李存勖也纵容孔谦等人用苛捐重税来盘剥百姓，同光朝的后唐民众负担明显加重，但当时几乎没有百姓暴动的纪录，有记载的造反者差不多全是军人。而且，其中造反最积极的，是不分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广大中下层军人，而不是什么军方大佬。不论地方还是中央的军方大佬们，大多或是被裹挟，或是在大势已经明朗的最后关头才纷纷加入这一大潮。
所以，让李存勖倒下的原因虽然可以列一张长长的清单，但很显然，失去军心，尤其是中下层军人的军心，才是所有因素中的重中之重！

那为什么同样承受着同光朝的种种恶政，很可能处境更糟糕的百姓们还没有起来反抗，军队却率先揭杆而起了呢？这大概就需要追述一下从唐朝中叶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演变了。
唐朝的藩镇化，最先是从安史叛军残部组成的河朔藩镇开始的。河朔三镇虽然名气很大，但如果对比一下它们的土地、人口，加起来也不到唐朝整体的十分之一。为了以这样弱小的基础实力，长期抗拒中央的统一趋势，河朔藩镇在其内部只能尽最大努力来强化武力，一切以军事优先，一切利益分配都向军队倾斜。久而久之，河朔军队习惯了这种超国民待遇，视之为理所当然，稍有不满就闹事，甚至动不动就换一个节度使。
黄巢之后，唐中央崩溃，全国都真正进入了彻底失控的藩镇化，中央权威衰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开始逐鹿天下，激烈的混战持续不断。为了不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各藩镇都必须强化武力，也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向河朔藩镇的某些习惯看齐，军人优先，社会其他各阶层都要依附或服务于军人，渐渐变成全天下的常态。
其实进入五代以后，朱温、李存勖都在他们征服的区域内重建了中央集权，在他们统治的巅峰期，其辖区内各藩镇基本没有人敢抗拒他们的意志。但朱温、李存勖这种重建，并不是唐宪宗那种，靠强化中央，打击藩镇来实现的中央集权，而是在激烈的军阀混战中，强大藩镇通过打败、吞并了众多小一点儿的藩镇，让自己变成新的中央。这样的中央集权模式，比唐宪宗的模式更强有力，但对军队的依赖度也更高，在这个过程中，军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的优势地位，理所当然的更加巩固。

如果要硬杠的话，李存勖的很多行为其实都能找到部分的合理性。
一个让军人权益过度放大，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社会，肯定不是什么理想社会。自唐中叶以来，骄兵悍将造成的巨大危害，可谓有目共睹。逐步削夺骄兵悍将们享受的过高待遇，压缩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权力上限，使之回归正常，是一件迟早要做，也必须要做的事。如果仅从这一原则理解，是不是李存勖在这方面做得并没有错？
同样，“功臣”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国家在创业阶段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但在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他们所产生的作用就要两分了，甚至有很大可能成为国家维持稳定的巨大潜在危胁。所以几乎每一个大的王朝，在天下大体安定，战争烈度减小之后，都会设法削弱，甚至清除功臣集团，让他们逐渐在现实政治中淡出。如果仅从这一点看，是不是李存勖杀郭崇韬、朱友谦，罢去李嗣源兵权等等行为都是情有可原的？
几乎每一个在位时间长一点儿的领导者，都会有逐步排除因资格老功劳大，渐渐尾大不掉的旧人，将资历浅服从指挥的新人提拔上位的冲动。建立能让自己如臂使指的心腹班底，使自己的执政意图和信念能够有效推行，这不是很正常很合理的要求吗？仅从这个角度分析，是不是李存勖大量提拔，并放权给与自己亲密，让自己信得过的老婆，伶人和宦官，也就是合理的了呢？
确实，这些做法，如果脱离了与它们相关的大背景，一件件单独从大模式来看，都不能说有错。错的，不在于李存勖做事的类型，而在于做那些事时，他对其中度的把握。
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者，每一举措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除非不做事，才能不得罪任何人，否则只要你推出一项新政策，就会既有人得利，同时也几乎不可避免地伤害到另一批人的利益，所以总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一个成功的政治人物，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抉则，在推行其执政理念时，都会把握好一个基本原则：你在做事的每一个步骤中，尽可能让受益者比受害者多，保证支持面比反对面强大，或者比反对面关键，能够有效制约反对面。
如果你的初始支持面不够强大怎么办？没有关系，只要假以时日，相应的社会群体是可以被创造出来，并且发展壮大的。
如果你的执政理念面对的反对面过于强大，势力已经稳固，使你根本得不到可以与之对抗的支持面怎么办？有难度，但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是不可以被分化瓦解的，大不了将他们多分几份。具体操作时，你应该分阶段进行，在某一阶段先对其进行分化，然后收买其中一部分，和他们结成暂时的统一战线，孤立打击另一部分。在取得一个阶段的成功后，再仿照以上步骤开始下一阶段。前文说为什么朱元璋几乎杀尽功臣，却什么事没有，就是因为那位大政治家在玩弄这些扶巧方面，早已炉火纯青，任何一个想要反抗他的人都会发现，一旦反叛，自己必将陷于毫无希望的绝对劣势。
而李存勖在这一原则上，简直堪称教科书级的失败典型。他所创造的支持面，仅仅是由亲族、伶人、宦官和极少数将领组成的心腹小圈子。由于李存勖在识人用人方面存在的缺陷，他的这个心腹小圈子总体来说腐化、堕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在这个小圈子之外，几乎整个社会，全都是在他的统治下受到损害的人们！只不过，有李存勖统治前期百战积攒下的赫赫声威，再加上普遍不满的人们不是一个整体，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暂时不那么直观，李存勖王朝仍然能够通过高压威慑，让后唐帝国维持着一种虚假的稳定。
可这种稳定是极其脆弱的，就像替身被杀之前雄霸鹅城的黄四郎。李存勖不是没有避免大乱的机会，但君有疾在腠里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警觉，更不会有行动；等他发现有问题，已是君之疾在骨髓，一切都晚了。一则李存勖已死的谣言，最终引爆了低层士兵压抑已久的愤怒与欲望，天下顷刻间崩裂！意想不到的大乱来临，李存勖才惊讶地发现，他根本找不到一个有力的社会群体来作为自己的支持面，他曾经一切强大的表像都瞬间如幻镜般破碎！李存勖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可后世又出现了不少后人，是哀之而不鉴，致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那我就开始第八册《三贤帝时代》的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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