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0年6-8月《平等报》，后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编者注。

序 言
　　1849年，梯也尔先生在初等教育委员会中说：“我想使僧侣拥有无上的权力，因为我指望他们去传播这样一种健康的哲学：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受苦，而不是去传播那种相反地劝告人们尽情享受的哲学”。梯也尔先生的这些话概括了蠀产班级的道德，他是这个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和低下智能的代表。

　当蠀产班级在反对得到僧侣支持的贵族的时候，它举起了墓田研究和无神论的旗帜。但是，一旦取得胜利，它就改变自己的腔调和态度；今天，它力图利用宗教来维持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十五至十六世纪，它兴高采烈地重新抬出多神教的传统并颂扬曾遭到基督教斥责的肉欲及肉欲的享乐；而现在，它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它摒弃了自己的思想家拉伯雷和狄德罗的教导，而向抚铲班级鼓吹节欲。蠀本主义的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拙劣可笑的模仿——用咒骂来攻击工仁的肉欲；它所追求的理想就是把生产者的需要削减到最低限度，窒息他们的一切欢乐和一切激情并且使他们沦为片刻不停地运转的机器。

歌名灶会王义者必须开始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抨击文作家所进行过的那种斗争。他们必须向蠀本王义的社会理论和道德发起冲击；他们必须把统治价级散布的偏见从负有行动责任的价级的头脑里铲除掉；他们必须向一切道德的伪君子当面宣布，地球将不再是工仁的苦难深渊；并宣布，在我们行将创造的——“假如可能，将用和平的方法，假如不可能，则用暴力的方法”——未来的供铲王义社会里，人的激情将获得完全自由的发展，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所有的激情都是好的，只是我们不应当滥用它们”［笛卡尔《精神的激情》。——拉法格注］，而要避免激情的滥用，只有依靠它们之间的互相平衡，只有依靠人体的和谐发展，因为正如贝多博士所说，“只有当人的机体高度发达的时候，他们的精力和道德力量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贝多博士《人类学会志》；查·达尔文人类的起源》——拉法格注］。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也持有类似的见解。

《驳斥“劳动权”》曾刊登在1880年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周刊上，现增加一些注释后，重新予以出版。
　　保尔•拉法格
　　1883年于圣·珀拉惹监狱
我们对于一切，除了爱情和美酒，
对于一切，除了懒惰本身，都懒得去管。
——莱辛

一、毁灭性的信条
一种奇怪的狂热支配着那些受蠀本王义文明统治的国家里的工仁价级。而正是这种狂热带来了两世纪以来一直折磨着人类的个人和社会的灾难。这种狂热就是对劳动的爱，就是最终把个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命力消耗殆尽的那种对劳动的酷爱。牧师、经济学家和道德家们不去反对这种偏执狂，相反却把这种劳动奉为神圣。他们这些盲目的和狭隘的人，居然想比他们的上帝更聪明；他们这些软弱无能的可怜虫，居然想恢复遭到上帝诅咒的东西的名誉。我，——不是基督教徒，不是道德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要把他们的决定诉诸他们的上帝，我要把他们那一套宗教的、经济的和亩田思想的道德宣传诉诸蠀本王义社会里的劳动的种种恶果。

你法我笑

在蠀本王义灶会里，劳动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体畸形的根源。请拿路特希尔德马厩里的纯种马（有一批长着两只手的奴隶为它们服务）同诺曼底农场里的笨拙的畜牲（它们要耕地，搬运肥料，把收割下的庄稼送进谷仓）比较一下。请看一看高尚的原始野蛮人，——他们尚未被商业的传教士和宗教的商品推销员用基督教义、梅毒和劳动的信条毒害过，——然后拿他们同我们这些可怜的机器的奴隶比一比。［原始民族男子的他壮体魄和豪迈风度使欧洲探险家们惊叹不已，因为他们尚未遭到被帕比称之为“文明世界有毒空气”的污染。乔治•坎伯尔在谈到居住在大洋洲岛屿上的上著居民时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象他们那样，初次接触便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皮肤光滑滋润，略呈古铜色，卷曲的头发金光闪闪，满脸快活的神情。总之，他们的整个身躯都是人类的典范和样板，相比之下，我们只好甘拜下风，自愧不如。”古罗马的凯撤和塔西佗对入侵罗马帝国的原始公社制部落的日耳曼人也大为赞赏。十世纪时，外号叫“主教的导师”的萨耳维安神父，和塔西佗一样．也把野蛮民族捧为开化民族和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在野蛮民族中间，我们简直是一群不知廉耻的恶棍。他们耍比我们纯洁得多。不仅如此，他们对我们的那些秽行恶迹深恶痛绝。不过，贾特人却对他们当中存在的淫荡熟视无睹．他们中间，只有罗马人因为种姓高贵，才有权胡作非为。（当时，鸡奸在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中间均很流行。）被压迫者只能到野蛮民族那里去寻找人的本性和庇护所。”（《论神的统治》）古老的文明和新兴的基督教毒害了旧大陆上的野蛮民族，就象陈旧的基督教和现代蠀本王义文明正在毒害新大陆上的野蛮民族一样。

尽管人们不能接受费•勒普莱在社会学方面所作的结论，因为他的结论带有慈善家和基督教徒的那种调和折衷的味道，但是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却是无法否认的。他在《欧洲工人》（1885年）一书中写道：“巴什基尔人的懒惰秉性（巴什基尔人居住在乌拉尔山脉的亚洲一侧，他们过着半游牧生活），悠闲的游牧生活，以及在他们当中最有才华的人身上养成的沉思的习惯，使他们在举止、智力和对事物的判断方面，远远超过发达的文明社会里的人。他们最厌恶农业劳动．他们干什么都愿意，就是不肯种她。”实际上，农业劳动是人类奴役性劳功的最早表现形式。圣经里的第一个罪犯该隐就是一个农夫。——拉法格注］

假如我们想在文明的欧洲找到一点人的自然美的痕迹，那么我们就需要到这样一些民族那里去找：那里人们对劳动的憎恨还没有被经济偏见所根除。西班牙虽然已经在退化，但是它还可以骄傲地说，在它那里的工厂比我们这里的兵营和监狱要少些，因而艺术家们在看到剽悍的、有着栗子般深褐色皮肤的、象钢一样正直而有弹性的安达卢西亚人时便赞叹不已。当你看到一个披着破旧不堪的斗篷但气概不凡的西班牙乞丐，口喊“amigo”（朋友），向某一位奥苏纳公爵伸手求乞的时候，你的心将会颤抖。在西班牙人（他们的身上还残存着原始的野蛮人的本能）看来，劳动是最坏的奴隶制［西班牙谚语说；“休息就是健康”。——拉法格注］。即使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也用同样的轻蔑态度来对待劳动：只有奴隶才被准许从事劳动，自由民则只知道体操和精神方面的娱乐。在亚里士多德、菲迪亚斯、阿里斯托芬的民族行动和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在一小批勇士在马拉松战役中歼灭大量亚洲部落的时代也是这样。这次战役之后不久，亚历山大就征服了亚洲的这些部落。古代哲学家劝人轻视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劳动会使自由民堕落；诗人颂扬懒惰是神的礼物。

诗人维吉尔写道：“啊，梅利贝，神赐给我们悠闲的生活。”
　　耶稣在山区传道时也赞扬懒惰：“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它既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漂亮呢！”［《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拉法格注］
　　不修边幅、满腮胡子的上帝耶和华给自己的信徒们作出了理想的懒惰的最高典范：他在六天劳动之后就永久休息了。
　　相反地，劳动对哪些人种来说是本性的需要呢？奥弗涅人，苏格兰人，这些人不列颠的奥弗涅人；加列戈斯人，这些西班牙的奥弗涅人；波美拉尼亚人，这些德国的奥弗涅人；中国人，这些亚洲的奥弗涅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哪些阶级为了劳动而喜爱劳动呢？农民私有主和小步。前者整天在自己的土地上弯腰干活，后者被禁锢在自己的小铺子里，他们象田鼠一样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忙碌碌，从来不会伸直腰背来尽情地欣赏一下大自然。
　　可是，抚铲价级，这个包括一切文明民族的生产者的伟大阶级，这个在解放自己的同时将把全人类从奴隶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使之从动物变成自由人的阶级，竟违背自己的本能，不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让劳动的信条把自己引入歧途！它受到的惩罚是残酷的和严厉的，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灾难都出于他们这种对劳动的酷爱。

二、劳动的恩典
　　1770年，有人匿名在伦敦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工业和商业》的著作，当时在读者中间曾引起较大的轰动。作者愤慨地写道：“普通的英国手工工场工仁有这样一个固执的想法：凡是英国人，生来就应该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享受更多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对于一个士兵来说，或许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激励士气。但是，它在手工工场工人的头脑里——无论是为了他们自己还是为了国家——则愈少愈好。工人决不应该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附自己的上司而独立。在我们这样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商业国里，没有或者很少有财产的人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七，因此，对这类想法采取纵容的态度是极其危险的。只要贫穷的工仁不肯服服帖帖地干六天的活并只拿相当于他们现在四天的工资，那么这种状况就不可能根本改变。”

可见，在基佐以前将近一百年，就有人在伦敦公开鼓吹说，劳动对人们高尚的激情可起抑制的作用。1807年，拿破仑在奥斯特罗德写道：“我的人民劳动愈多，他们身上的恶习就愈少。我是当权者……我颁布命令让小商店在星期日做完礼拜之后仍旧开门，让工仁们继续工作。”为了消灭懒惰以及由懒惰产生的自豪感和独立性，《论工业和商业》一文的作者建议把所有的穷人关进一个理想的劳动营，“让他们在这种可怕的地方，每天劳动十四个小时；即便扣除吃饭的时间，他们仍要干整整十二个小时的活。”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这就是十八世纪博爱主义者和道德家的理想！而我们现在则有过之无不及！现代工厂变成理想的感化院，工仁们被关在里面，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做十二至十四个小时的苦工［1857年，慈善家们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斯克里夫是利尔附近的马尔凯特市最有钱的工厂主之一。会上，他在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洋洋得意地说：“为了让孩子们散散心，我们采取了一些办法。我们教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或者一边干活一边数数字。这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调剂，从而乐意接受他们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十二小时工作制。”让不满十二岁的儿童干十二小时的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啊，就连唯物主义也希望最好有个地狱，以便把这些基督徒、慈善家、残害儿童的刽子手关进去。——拉法格注］。那些恐怖年代里的英雄好汉们的后代对劳动如此顶礼膜拜，居然堕落到把1848年通过的、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为十二小时的法律视作一项革命成果。他们公然宣称，“劳动权”是革命的原则。这简直是法国抚铲价级的耻辱！只有奴隶才会如此卑躬屈节。需要二十年的蠀本王义文明，才能使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理解这样的堕落。

维莱尔梅博士指的是阿尔萨斯工业区，就是博爱王义和蠀产价级共种王义的精华凯斯特内尔和多耳富斯之流的阿尔萨斯。不过，在博士向我们展示抚铲价级的种种苦难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听听阿尔萨斯的工厂主、多耳富斯-米格公司代表米格先生是怎样描述旧式工业体系中的手工业工仁的生活状况的；“五十年前（即在1813年，现代机器制造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米卢兹的工仁都还是土地的儿子，他们住在城里或郊区的农村里；几乎每家都有一幢房子，有时还有一小块土地。”［1863年5月在巴黎社会经济实用研究国际协会的讲话。发表在同年的《法兰西经济学家》上，——拉法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