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桑德还要解答另一个问题:那些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殖民者,究竟是谁?他们到底是不是犹太人?
桑德的回答是:他们是犹太人,但他们并不是所谓“犹太祖先”的后裔,他们来自别的地方。
正如前面所说,宗教信仰是一种个人选择,可以改信,可以放弃,也可以皈依。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曾经放弃了犹太教,改信了伊斯兰教,而住在别处的人,也可以皈依犹太教,成为犹太人。桑德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公元70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后来所说的巴勒斯坦这片地区之外,曾经存在大量的犹太人团体,有的还形成了国家,这是有很多史料和考古证据证明了的。
那么,他们是不是从巴勒斯坦被流放出去的犹太人呢?桑德说:No,他们是那些地方的人皈依犹太教而形成的。
在今天,犹太教是不传教的,它一般不欢迎外来的皈依者,但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2世纪这四百年里,犹太教是在积极向外扩张的。我们知道,犹太教是历史上最先出现的一神教,意思是只信仰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它不能包容多神信仰,因此,信仰犹太教的人就会去传播它,告诉别人只能信一个神,其他的神都是假的或者恶的,所以应该皈依犹太教。而传教的过程则带有古代社会的野蛮色彩,是有着强迫意味的,如果被传教者不服从,他可能会面临被驱逐的危险。因此,犹太人的存在是传教的结果,而不是流亡的结果。桑德引用了历史资料证明,这股犹太教传教的潮流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早期才停止。
在整个这一段论证的过程中,桑德不仅利用了前人的各种研究资料,而且依然大量借助了常识。他反复提醒读者,不要高估古代人的流动性,那个时候的人远远不如今天的我们,拥有便利的交通,可以自如地来往很多地方。那个时候的人找到一块地方扎根生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家园。所以,如果皈依或者改信一种宗教就能让他们稳定地生活下去,他们一定会倾向于选择这样做。
根据这种常识,桑德让读者确信,犹太人并没有大规模地流浪,只是犹太教会传播,会在各个地方制造新的犹太人。而那些“回归故土”的犹太人,就是这种犹太教传播的结果。
桑德告诉我们,“回归故土”的犹太人,他们的主要来源是东欧。在20世纪初,东欧的犹太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落,语言也统一,可以说已经接近成为一个民族了。根据现有史料统计,从16、17世纪之后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东欧犹太人的人口持续增长,分布地点也在集中。在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犹太人聚居的群落越来越大,拥有的地区影响力也在提升,其数量远远超过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在18世纪,单单波兰就有75万犹太人,而在汉堡,在伦敦,在巴黎,统共只有3000多犹太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犹太人会在东欧聚集?
还是像前面说的,犹太人是通过信犹太教形成的。桑德引证了各种资料推论说,在公元8世纪,那时中亚有一个卡扎尔王国,它接受犹太教为其官方宗教,因此造就了卡扎尔犹太人。这个王国存在于公元8—12世纪之间,位置在里海和黑海之间。当卡扎尔王国消失后,卡扎尔犹太人就流落到了附近的东欧,又在那里聚集了起来。
虽然卡扎尔王国没有留下清晰准确的历史记载,但桑德告诉我们,只有承认卡扎尔王国的存在,才能解释为什么东欧有着这么多犹太人。
桑德说,这个东欧的犹太人群落差一点就成为民族了,他们已经形成了阶级,有了社会分工,政治架构也出现了雏形。他们拥有日常的文化生活,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自己共同的语言——意地绪语,这是成为一个民族最关键的标志,因为只有语言统一,一群人才就能够通过无障碍交流来让自己真正形成一个共同体。不过,因为希特勒纳粹的兴起,这个成为民族的进程被打断了。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将东欧说意地绪语的犹太人赶尽杀绝。但是,就算没有希特勒,东欧犹太人形成了一个民族,它仍然跟两千年前从圣经故土繁衍出来的那一批犹太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至此,桑德已经解释清楚,是谁虚构了“犹太民族”的神话,为什么要虚构,以及这种虚构取得了怎样的结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把一个虚构的故事变成了历史事实,在全世界宣扬了一个古老民族“回归故土”的信念,而实际上,这个民族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在他们所说的犹太民族的源头,实际存在的只是一些信仰犹太教的人,他们曾经放弃信仰,曾经改变信仰,而其他地方的人则加入过犹太教,成为犹太人。也就是说,犹太人是一个范围在不停变动的群体。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犹太民族,执着地流浪了两千年而恪守信仰,不改初心,最终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段故事听起来可歌可泣,但很遗憾,它仅仅是故事而已。
在《虚构的犹太民族》这本书中,桑德经常用肯定的语气来赞扬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们。他说那是一些杰出的人,他们思维缜密,处事果断,能够巧妙地利用形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并不能让虚构变成真实。事实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利用虚构的历史叙事,建立了一种意识形态,靠着它来殖民巴勒斯坦,并且压制它们至今。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巴勒斯坦人根本就是可以被无视的,他们本来就不该呆在这里,他们的生存权不是犹太人需要考虑的。
对此,桑德用了一个特别浅显的方式发出了质问:倘若说犹太人在缺席了两千年后,依然拥有收回对祖先土地的权利,那么,巴勒斯坦人在这里也已生息了一千二百年,难道我们就该什么都不给他们留下吗?
虽然驳斥谎言,揭露神话,不过,桑德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学者。他并没有愤怒地表示,犹太人应该退出这片土地,退出耶路撒冷,解散国家。他说,以色列最该做的,是放弃它所一直牢牢把持的“犹太性”,从而让巴勒斯坦人也对以色列产生认同。
他引用了历史上的案例指出,各种各样的占领和征服过后,留下的重重不满和仇恨,都需要矛盾双方运用理性和智慧来解决。例如,美国在建国的过程中非法剥夺了印第安土著的土地,但没有人会说美国就不该存在了。而英国人在一千年前遭到来自欧洲大陆的诺曼人的征服,后来也没有人要求把诺曼人赶回大陆去。
现在的以色列,同样是在战火和征服中问世的,它已经有了它的成就,它对这片土地已经投入了心血并且卓有成效。与其贬低和取消这些成果,不如督促它打开胸怀,去兼容之前被它故意忽略和恐惧的巴勒斯坦人。因此,在桑德看来,放弃“犹太性”,不再继续坚持“以色列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和对犹太人而言,都是最有利的。
桑德的结论仍然为他在国内招来了巨大的非议,因为以色列的宗教保守派势力十分强大,他们绝对无法容忍任何人贬低《旧约圣经》的真实性,更不可能接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平等。因为,保守派仅仅将桑德看作又一个犹太人中的叛徒,一个幼稚的、同情心过剩的左派知识分子,而不会去关注他之前的论证。
桑德坦言,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他无意挑战以色列政府,煽动大众去仇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他写这本书的主要动力,是心中的不平。他亲眼目睹了他那些巴勒斯坦学生的困境,感受到他们无所依归的痛苦。这个国家不承认他们是和犹太人平等的公民,而他们带着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又很难移居到其他国家。他们在犹太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自卑,但又很难找到摆脱自卑的途径。桑德说,为什么犹太人可以自在地住在美国,巴勒斯坦人却不能自然地呆在以色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