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我国将投入100亿元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然而,当前的职业教育学校良莠不齐,有的重招生、轻培养,还有的管理混乱、乱收费,导致了职业教育乱象丛生。
另一方面,在人力资源供给环节,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短缺现象十分普遍,这种状况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很不协调。
不上课也发文凭
据2006年被招入安徽中华职业学校就学的陶玉妹介绍,她9月份进校,10月份就被推荐到昆山市一家企业上班,学校收取了两年的学费,并表示两年后给她颁发职业高中毕业证书。
“在我们学校,像陶玉妹这样的情况大有人在。”安徽中华职业学校教师张大康说,“学校职业高中班学制为两年或三年,但学生进校后,一般3个月左右就被推荐到外地工作,学校正常收取学费,并收取毕业生就业费,到毕业年限时就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第一职业中学原校长刘中惠说,不少职业学校成立了由骨干教师组成的招生班子,一些老师的主要精力已从教学转向招生。有的新建职业学校索性把第一年的投入全部用于招生。
有关调查显示,有的职业学校每招一名学生就要付出两三千元的回扣,有的学校一年花在“买学生”上的钱达百万元之巨。
职业学校在招生大战中耗费的资金,最终将转嫁到学生身上,如通过收取学生各种费用来填补“亏空”。这样反而加重了学生负担。特别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一些职业学校巧立名目乱收费。
学生成了“摇钱树”
安徽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王登说:“2004年5月,学校推荐我们10多名同学到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到深圳后,学校收了我们每人1200元钱,说是就业费,也不给发票。这个厂让我们试用一个月,试用期满月工资500元。由于工资太低,我干了一个月就回来了。”
安徽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郑腾猛告诉记者,2003年10月,他和30多名同学被学校推荐到昆山市一家电子厂工作。学校收取1300元的就业费,也没有出具任何发票。这个厂试用期满月工资500元。由于工作环境很差,加之每天工作达12小时,有的同学工作一两个月就回家了,他坚持干了1年,再也不愿干下去了。
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告诉记者,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比较困难。学校利用他们寻找工作心切的心理,收取他们1200元至1800元不等的就业费,推荐的工作单位大多条件差,工资待遇低,不少学生上岗不久只得离岗,这让他们原本困难的家庭更加困难。
这个学校的林白等教师告诉记者,安徽中华职业学校采取不记账、不开发票的方式,收取毕业班学生就业中介费、进厂费、推荐费、路费、护送费等,这些钱大多被学校有关负责人私分了。
2005年12月,中华职业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安徽中华职业教育社,根据教师和学生们的举报,委托安徽陈有志律师事务所调查学校乱收费问题。调查发现,从2002年至2004年,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陶余新指派专人收取毕业班的各项费用,包括就业中介费、进厂费、推荐费、路费、护送费等。
据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证实,这些费用名目中只有中介公司收取的费用是客观存在的,每个毕业生收取300元至350元,其他费用名目诸如进厂费、推荐费、护送费均属巧立名目,并没有实际支出。
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位姓吴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华职业学校是我们申报成立的,当初由几名老同志联合办学滚动发展起来的。经过调查,我们下文决定免去校长陶余新的职务,但学校董事会意见不一,所以未能执行。我们是社会团体,没有执法权,没办法处理。”
另一方面,在人力资源供给环节,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短缺现象十分普遍,这种状况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很不协调。
不上课也发文凭
据2006年被招入安徽中华职业学校就学的陶玉妹介绍,她9月份进校,10月份就被推荐到昆山市一家企业上班,学校收取了两年的学费,并表示两年后给她颁发职业高中毕业证书。
“在我们学校,像陶玉妹这样的情况大有人在。”安徽中华职业学校教师张大康说,“学校职业高中班学制为两年或三年,但学生进校后,一般3个月左右就被推荐到外地工作,学校正常收取学费,并收取毕业生就业费,到毕业年限时就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第一职业中学原校长刘中惠说,不少职业学校成立了由骨干教师组成的招生班子,一些老师的主要精力已从教学转向招生。有的新建职业学校索性把第一年的投入全部用于招生。
有关调查显示,有的职业学校每招一名学生就要付出两三千元的回扣,有的学校一年花在“买学生”上的钱达百万元之巨。
职业学校在招生大战中耗费的资金,最终将转嫁到学生身上,如通过收取学生各种费用来填补“亏空”。这样反而加重了学生负担。特别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一些职业学校巧立名目乱收费。
学生成了“摇钱树”
安徽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王登说:“2004年5月,学校推荐我们10多名同学到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到深圳后,学校收了我们每人1200元钱,说是就业费,也不给发票。这个厂让我们试用一个月,试用期满月工资500元。由于工资太低,我干了一个月就回来了。”
安徽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郑腾猛告诉记者,2003年10月,他和30多名同学被学校推荐到昆山市一家电子厂工作。学校收取1300元的就业费,也没有出具任何发票。这个厂试用期满月工资500元。由于工作环境很差,加之每天工作达12小时,有的同学工作一两个月就回家了,他坚持干了1年,再也不愿干下去了。
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告诉记者,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比较困难。学校利用他们寻找工作心切的心理,收取他们1200元至1800元不等的就业费,推荐的工作单位大多条件差,工资待遇低,不少学生上岗不久只得离岗,这让他们原本困难的家庭更加困难。
这个学校的林白等教师告诉记者,安徽中华职业学校采取不记账、不开发票的方式,收取毕业班学生就业中介费、进厂费、推荐费、路费、护送费等,这些钱大多被学校有关负责人私分了。
2005年12月,中华职业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安徽中华职业教育社,根据教师和学生们的举报,委托安徽陈有志律师事务所调查学校乱收费问题。调查发现,从2002年至2004年,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陶余新指派专人收取毕业班的各项费用,包括就业中介费、进厂费、推荐费、路费、护送费等。
据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证实,这些费用名目中只有中介公司收取的费用是客观存在的,每个毕业生收取300元至350元,其他费用名目诸如进厂费、推荐费、护送费均属巧立名目,并没有实际支出。
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位姓吴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华职业学校是我们申报成立的,当初由几名老同志联合办学滚动发展起来的。经过调查,我们下文决定免去校长陶余新的职务,但学校董事会意见不一,所以未能执行。我们是社会团体,没有执法权,没办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