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是在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下进行的。张居正目睹时艰，在明政府财政近乎崩溃的情况下，“开源”与“节流”并重，以雷厉风行的魄力开启了改革进程。
张居正认为，“豪强兼并、赋役不均”是国家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为此，他通过清丈田亩、追缴欠银、兴修水利并鼓励农商互利等举措力挽狂澜，财政收入由亏转盈。

对以农为本的封建国家来说，田赋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明朝政府为了掌握真实的土地数据，下令地方以户籍资料为基础丈量田土，并绘制土地的形状、界限与归属，因其描绘详细、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册。
受当时统计技术和通讯条件所限，加上地主阶级有意瞒报自有土地，鱼鳞册严重失真，田赋收入大量流失。在张居正看来，清丈土地可以使“贫民不至独困，豪民不能兼并”。在他的倡导下，万历八年（1580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清丈运动在全国展开。

为确保财政增收，在清丈田亩的基础上，张居正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为：其一，将徭役中的各款，如里甲、杂泛、均徭等各种名目合并为一项，将力役并入田赋，以田亩为核算单位，统一征收。
其二，除漕粮外，一律改折银两，以货币赋税代替应征的实物，允许被征者出银雇人代役。
其三，官收官解，减少由里甲征收的层次。简单来说，就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手续简便。

从其成效来看，“一条鞭法”不仅扭转了嘉靖中期以来政府“帑藏匮竭”的状况，形成了“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初十年间，最称富庶”的局面，且因其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客观上也促进了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在于财政，然而，再好的政策若没有坚决彻底的执行也无济于事。他从整顿吏治着手，在全国推行考成法，将奉行朝廷政令情况作为官吏考核的依据。

在此之前，地方官员与地方豪强勾结严重，田赋正税借故拖欠现象严重。张居正将税收征缴情况纳入考成，督促地方足额征收历年的田赋。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
在考成压力之下，地方官员不仅如数完成当年的税粮任务，而且清查出许多豪户地主的陈年积欠和规避的钱粮，国家税粮显著增加，国库也日益充裕。

明中后期，收入每况愈下，庞大的皇室开支依然有增无减。嘉靖末期，各地上供的京师粮四百万石，还不够支付皇亲诸府禄米的一半。张居正多次上书，力劝皇帝躬行节俭，以率天下。
隆庆二年（1568年），在被后世称为张居正改革之檄文的《陈六事疏》中，他劝谏穆宗，“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张居正曾先后谏阻内承运库召买金珠，慈庆、慈宁两宫修理见新，并使神宗皇帝罢元夕灯火、减省宫中宴饮诸事。在他看来，“一宴之资，动至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在张居正的力争之下，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为了进一步压缩开支，张居正以“考成法”为工具，大批裁撤官员。史料记载，万历九年中央冗员被裁419人，地方冗员被裁902人。同时，大力整顿各府、州、县学，各地童生须参加选拔考试，合格者方能入学。通过机构调整、裁减冗员，明朝政府省下了大笔禄米支出。

明代驿递制度是压在百姓头上的又一座大山。其沿袭于元代，政府在交通干线沿途设有驿站并拨付专款，用以传达公文、军情等事。嘉靖时期，随着吏治趋于腐败，驿递制度弊端百出、贪腐严重且劳民伤财。
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施行《给驿条例》，大力整顿驿递：除公差和军务外，官员不得使用驿站、驿力；公务人员不得超标使用驿站资源；合并驿站，减少驿站数量等。

这一条例的实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驿站普遍存在的腐败，极大缩减了政府支出。《明会典》记载，万历五年（1577年），各处驿站原需站银3130172两，裁减后征银2187832两，征减942340两，精简总额近三分之一。
明中后期，军事开支随着边境军事压力的增加而增加，逐渐成为明朝财政最主要的压力来源。张居正一方面与北方边境的蒙古各部和议并通商互市，另一方面通过整顿军备等方式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和威慑力。如此一来，边境逐渐安定，军费支出自然大幅减少。

张居正改革前后持续了十年，在不同方面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明王朝也因此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复苏。尽管后世对张居正的历史评价不一，但其“发展生产、农商互利、清丈田亩、平均赋役”的增收思想，以及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基础的“节用、减支”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对我们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张居正改革前后持续了十年，在不同方面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明王朝也因此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复苏。尽管后世对张居正的历史评价不一，但其“发展生产、农商互利、清丈田亩、平均赋役”的增收思想，以及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基础的“节用、减支”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对我们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