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中国封建杜会最后一位立足于封建自救的改革家。从张居正出任首损的那一天起，他的每一措施，每一举动，无不牵连着众多的言官，他生前抱负的实现，甚至他死后的荣辱；都与言官不无干系。因此，探讨张居正与言官的关系；找出他们之间关系背后的内涵；对于我们加深对明代言官特性的认识，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张居正所生活的时代，明王朝正处于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过“土木之变”、“庭戌之变”,加上南方倭寇的疆扰，使明王朝疲于应付。同时，流民运动、农民起义，以及政府机构中官员的腐化、朝廷中阁臣的倾轧，不断地瓦解着这个封建大国，使明王朝的统治日益走向没落。
张居正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隆庆元年，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直内阁。同年八月，张居正上“陈六事疏”①。这是张居正针对当时朝廷的腐败，官吏尚空谈而不讲求实效、官僚机构政令不一、武备松驰等情况而提出的，是张居正改革的大政方针。然而，在当时并未奏效。万历十年，张居正开始了他为期十年的权相的生涯。据史载：“居正既得国，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留从此，他声望日著。在上赢得了两宫太后的信任和宜官冯保的庇护，在下又博得了百官的拥戴。他在雄心物勃，准备一展宏图的时候，却遗憾地忽视了本来不该忽视的言官这一股政治势力。
万历元年六月，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其中阐述了张居正一生最重要的创建——考成法的基本思想和具体内容。他的根本用意在于整肃吏治，提高官僚队伍的办事效率。他要求朝廷各衡门置三本文薄，一本叫底册。将该街门的一切公务不分巨细，皆纳之不遗。除例行公事外，“其有转行复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等项，另造文册二本。注明事情的急缓紧要及原立程限。一本送六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周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这样，就形成了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扩大了内阁的实权。使内阁由皇帝的秘书班子，一跃而为朝廷的决策机构。而自开国以来，就直接对皇帝负责，从不隶属于任何衙门的六科，今天却置于内阁的监察之下，这显然违反了祖宗的成法。并为言官同张居正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宫官的愤范，此时在张居正的严密控制和压抑下，难以找到发泄的机会和理由。与此相反，张居正开始了改革朝政的步骤与措施：开源节流、广次生员、整饬学政、加强边防、整顿驿递。

但是，言官们终于找到了诋毁张居正的口实。
万历三年，翰林院有白燕一双，献于内阁。适时阁中亦正有白莲早开。于是，张居正作白燕、白莲颂，进献皇上，以称古祥。身为言官的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以帝方忧早，下诏罪己，与百官图修旗。而居正顾献瑙，非大臣谊。”抗疏论之①。不久，他又针对张居正务为综核，请朝廷行宽大之政，上疏陈“崇惇大、亲睿得、慎名器、戒纷更、防佞谀”五事，与居正的改革方针大相抵悟。疏入，居正大怒。神宗立即下诏切责：“余懋学职居言责，不思体朝廷励精图治之意。乃假借惇大之说，邀买人心，阴坏朝政。”②于是，在这年夏天，余懋学被陆为庶民，水不叙用。这是张居正与言官的第一次小小的冲突。然而，却预示了一杨严峻的政治风暴的来临，拉开了张居正与言官之间互相攻讦的战幕。
不久，在南京，一个小太监张进醉辱给事中王颐。事情发生后，张进很快被执并鞭答数日。张居正“且请旨系洽矣。”0而言官们不肯罢休，南京给事中郑岳、杨节交章论奏。末报。很快，户科给事中赵参鲁的奏疏又呈上，请求并治守备中官申信。而申信却是冯保的亲信。于是，朝议的结果夺郑岳等人的官俸，谪赵参鲁为高安典史④。这种明显的偏祖，触犯了言官集团。即使是师出张门的一些臣宣，此时也居然发生了政见的离析，出现了明显分化的趋势。不久，居正的门生御史傅应祯上疏陈盲，疏救被谪的言官，并以王安石误宋，请皇上引以为戒。言官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此时已确有借题发挥，寻隙发泄之嫌了。为此，“居正大怒”,使皇帝调旨切责，下应祯于诏狱，谪戌定海。给事中徐贞明借御史李祯、乔严到狱中探望应桢，也一并被谪园。

在这次斗争中，张居正依靠他首辅的权威，皇帝的信赖和太监冯保的支持，重处了盲官，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和改革的进行
一切褐源都是由张居正的“严”所引起。他的严，几近于背。即使对自己的门生也不例外。这与二百年来明代官场的亲亲相护的传统大相径庭。
万历三年辽东大捷，辽东巡抚张学颜的葵报还没有到，居正的门生、巡按御史刘台的捷奏却先到了大内。这是越轨行为。在张居正的改革中，事有专权是重要的一项。因此御史在外，犟肘边疆督、抚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因此，张居正以巡按不得报军功，切责其违制妄奏。刘台因此迁怒张居正，怀恨在心。
万历四年正月，御史刘台上疏弹勃张居正擅作威福，违反祖宗之法，推折言官，仇视正士，诬陷藩王，贪污受贿等罪状，并请皇上“抑损相权”。这是张居正从政以来第一次理到的弹勒，而对手却恰恰是自己的门生。张居正又愤怒又伤心，为此再四请求致仕。他对神宗皇帝说：“旧例，各地方有事，巡按御史不宜报功。嘉靖间，巡按杨九泽以奏报海贼功谪外。去年辽东大捷，台越职报捷。律以先朝旧例则台宜降谪。臣但请旨谕戒，谓非事体所宜。而台已不胜其愤。后御史傅应祯以捻称旨意被拷，有阴撑党与之盲。初不知台与应桢同县素厚，实有所主。乃妄自惊疑，遂无所顾籍，发愤于臣。且国朝二百余年来，未闻以门生排师长者，计惟一去以谢之。”①请求神宗许其退隐。神宗不允，并为释疑。口传圣旨：“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报票来行。”以慰张居正。张居正具疏论救，使刘台免去廷杖，仅除名为民，谪戌广西。刘到戌所后不久便暴卒。
这次正面的冲突对双方的打击都很惨重：刘台本人被戌边，其父、弟俱坐罪。而张居正的地位虽说没有倾覆，但毕竟因朝有异议而不如从前众声赞和了。从此，他与言官的关系，因政见不同及其它一些原因而日益对立。“由是，诸给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

张居正的改革并未因此而停止。他在万历初年整顿财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赋税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清丈上地，试行一条鞭法。与此同时，他任用了治河专家潘季驯，顺利地解决了河患与漕运的问题。在边疆，居正用李成梁镇辽东；或继光镇蓟门，“攘地千里、荒外響报”④,出现了明初以来少有的治世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照常礼，张居正应回江陵老家父亲的坟前守制三年。但对于正在顺利进行改革的张居正来说，自然难舍相位。何况，前朝几代也有大臣夺情的先例②。因此，时人所调“居正自以掘权久，一旦失去，他人且谋己”之说也不无道理，而他的政治伙伴冯保“亦不欲居正去”。于是，居正一面上疏请求守制一面又暗中投意他一手温用的吏部尚书张瀚倡夺情之议。最后神宗皇帝要求居正在官守制，不造朝。居正因此留下了“父丧夺情”的“瑕疵”,使那些一向以维护祖宗成法为己任，包括言官在内的官僚士大夫，甚至尚未涉足官场的新科进士们获得了再一次向张居正发动进攻的口实。他们接二连三地上疏，力陈祖宗之制，万古纲常。

吴中行首先上疏，接着赵用贤、艾穆、沈思孝疏入。言辞最激烈、影响最大的，还是后来成为言官领袖的新科进士邹元标的奏章。他在疏中径劫居正：“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调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日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艇，可谓之非常人哉?”画据载：元标疏就，怀之入朝适时正廷杖吴中行等。元标俟仗毕，取疏送中官。疏入，元标亦被廷杖八十，请成都匀卫。吴中行、赵用贤、艾穆、邹元标等，虽职不在言官，却因此以“直声震天下”。在士大夫群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获得了忠烈之臣、报国之士的称誉。11月，倡议疏救的言官，如南京御史朱鸿谟、南京金都御史张岳，谊到了革职为民和贬官的处罚是年二月庚子，张居正奉皇太后之嘱为万历皇帝准备婚典。给事中李滦上疏反对他说：“大婚重典，而使居正易服从吉、骇视听，不宜。乞别简用。”①神宗不听，并谕慰张居正，不要以臣下的私情，违误朝廷的大事。于是，居正照常奉事。
张居正“夺情”之举，不论是迫于君主之留，还是出于其本人贪位恋权，总之，张居正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朝野上下，一时物议纷纷。张居正与言官的对立，在几月之间，已迅速转化为与几乎所有官僚士大夫的对立。张居正也为此失去了许多门生、朋友。至少在道义上已不再是群臣的领袖。

时至近百年之后，清代的史学家万斯同把“废天下书院，禁士子不得讲正学”,列为张居正二十四条大罪之一四。可见张居正此举，在当时甚至后来的朝野士大夫心理上激起了多么深刻的反响。当然，言官更不例外
万历十年六月丙午，这位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卓有建树的改革家，为明王朝鞠躬尽瘁的内阁首辅，带着毕生的抱负和未竟的事业，流然长逝。终年十八岁。可是，谁能够想到，他身后竟遭受了什么样的奇尿和厄运!
万历十二年四月，在给事中、御史们的煽动下，神宗皇帝下令“籍张居正家”。虽然“其产不及严路二十分之一”,但报复的讨伐，却使这个享有过殊柴的张氏家族，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张居正这个生前倍受尊敬的“太师”,在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了一个“当剖棺戳尸”的罪人。

同年八月，神宗下诏以居正“诬幢亲藩、籍制言官、蔽塞朕聪”等罪状榜示天下，尽削其官职，夺玺书、诰命①。
这场空前的浩劫，自始至终都是由言官们一手导演的。虽然，其中有神宗皇帝个人的因素。但是，一向尊敬张居正，又为他举行过最隆重葬礼的万历皇帝，能在张居正死后短短几个月内在观念上和感情上发生根本变化，这就不能不归咎于别有用心。夸大事实的言官们的谗言。
张居正与言官也有过亲密的合作，这是不能回避的。

隆庆二年正月，吏科给事中石星疏陈时政。他说：“臣窃见陛下入春以来，为整山之乐，纵长夜之饮，极声色之误。朝讲久废，章奏遏抑。一二柄臣，威福自恣，肆无忌惮，天下将不可救。”①疏入，穆宗以石星“恶言讪上”之罪，廷杖六十，黜为庶民。居正为此而上《请有言官以彰圣德疏》。他说：“昨该吏科给事中石星疏陈时政，冒犯天威……但臣倦倦之愚且以为，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职司纠正。必平日养其刚直之气，宽其触冒之诛，而后遇事敢言，无所畏避。四方利弊得以上阳。今既杖之于朝，则妄言者已知所警，乃又尽概其职，发为编氓。臣窃以为过矣。-…伏望圣慈，哀悯狂题，曲赐宽宥。将石星召还原职，或谪降外任。以倡敢盲之气，以开自新之门。”③一席肺腑之言，表明张居正对言官并无恶意，对其职掌格外重视。同时也说明，在共同的目标下，内阁与言官是有充分可能协调合作的。

险庆二年十二月，穆宗诏购宝珠。给事中魏时亮、御史周弘祖、贺一桂相继力谏，皆不听。御史詹仰庇又具疏谏阻，被廷杖一百，发戌为民。张居正闻此，又上疏论救。他说：“朝廷设耳目之官，正欲其每事匡正，有所神益…若之遣怒重加、摧折过甚，将使谏臣丧气、籍口不言，倘国家有大利害，朝廷有大奸恶，谁敢复为皇上言者乎?”④在规劝皇帝、励精图治方面，张居正与言官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因此，他也蒸得了许多言官的好感。
万历七年五月，苏松大水。给事中王道成等请停苏杭织造。神宗不允。居正为之面请，方减半。同年七月，曾阻止居正吉服为皇帝筹备婚典的给事中李涞，请恤江南水灾，并疏陈四事，触犯圣怒。“居正乃为之解，乃已。”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很多。作为封建政治家的张居正与封建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官官，他们的根本利益和雄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根本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正因如此，张居正能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在某些问题上为盲官辩解，采纳他们的建议，甚至有时竟超脱了个人间的恩怨计较与党派之争。张居正与言官的差异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居正，他比言官更富有现实感，更追求实际的效果，眼界往往深远广阔。因而他在思想和行动上也表现得比较灵活，不拘常规。所以，他能适应当时—16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复杂政治环境，甚至勾结宜官势力，笼络两宫太后来谋求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和条件。他的奋斗目标，不只是个人的高官厚禄，而是在许多方面都能够从封建统治的现实和整体利益出发，并且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惜触犯众怒。表现出了他过人的胆略和卓识。他的专断、严苛、刚愎，成为当时士大夫、言官们攻击的口实。但如果缺乏这样强有力的施政手段，他也无法在当时做出如此辉煌的业绩。
同时还必须指出：张居正在改革中虽然反复强调遵从祖制，事实上他却也确实屡犯“祖宗之法”。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丞相，将中书省的权力尽置六部。洪武十六年，又升都察院堂上官为正三品。同时，赋予都察院和六科以包括监察权在内，沙及行政各方面的相当重要的权责。给事中与御史除具有谏、动、察、建言与封驳等一般的权力外，其长官还可主持或参与对官吏的定期考察、赋陟大臣，有权参与廷议与廷推，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在地方上，都御史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以巡抚或邋按的头衔定期巡视四方。使言官监察和参政的权力渗透到朝廷上下各个部门，并常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直到内阁出现之后，明代便形成了以都察院监察内阁，以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的局面。但是，这个政治局面并不长久。15世纪初期，翰林院的势力在明代的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从三杨、刘大夏、杨廷和以来内阁的权力愈益加重，远远居于六部之上，这是违背祖宗成法的。所以，阁权的势力越大，它所瓶到攻击的危险性就越大。而朝廷中庞大的言官群，正是道统的忠实维护者。因此，言官与内阁的矛盾，不是孤立的权力争夺，还有着官官深层观念中的原因。这一点在刘台弹动张居正的奏疏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从许多方面指出张居正违反了祖宗之法。匆庸置疑，张居正在他的改革中，大大地提高了内阁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也从各个角度相应地抑损了言官的权力。并把言官及其机构纳入他的改革中。他“课吏实，一号合，严考成，核名实”,最终还是为了明朝帝国的江山社稷。

然而，官官们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为“绳愆纠缪”而拥有的耳朵和眼睛，只要闻见到某人某官的纰淄和人格的污浊，就会弹动和攻击。表面上是为国除奸，为朝廷免祸，但实际上，他们的纠察，只是对封建王朝的瘤疾所做的皮毛的疗救，根本改变不了专制政权日益腐朽的趋势。当然，言官们也继承了封建士大夫传统的、以气节相标榜，以操守相砥砺的古君子风和封建官僚士大夫的所谓“士气”。他们的言行不仅代表了自己的政治候向和见解，也代表了一代士风的兴衰。他们的形象在政治生活中，乃至在民间都格外受到尊崇，为世人称颂。其实，封建晓洽的长治久安的确地需要这样一群言官。在明代二百多年的政治史中，这些言官们的忠直谏诤.铿锵说论，为封建统治起到了“耳目”、“清醒剂”、“洗洁剂”的作用，使明代统治在几度危机中得以延续。然而，或许是由于盲官们的凤宪之职所致，言官们缺少宏大的胸怀和政治远见。在明朝监察权几乎高于一切的时代里，以言官为首的官僚士大夫们业已僵化了的现念和信条，显然在16世纪后期那样的时代，既难于强化封建的统治，也不能挽救统治的危机。同时，也正因为他们具有保守与忠直的双重性，才会出现在尽力维护封建统治的同时，又成为封建革新政治障碍的这样既复杂又矛盾。

万历十年，从整个明代政治史来看，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转折点。皇权的腐败言官的攻击使张居正的振兴事业伴随着他个人声誉的沉沦，一起付诸东流。接踵而来的无法抵御的矿税之弊、辽东战事、魏阅擅政、财政危机以及官僚机构的彻底废弛与腐化，把这个帝国拖进了覆灭的深渊。言官们却根本无法扭转这样的败局。万历中叶以后，随着封建统治危机的加深和统治阶级内部矛唇的激化，言官一作为一个封建官僚集团，也彻底走向分化。他们分别在各派之中充当喉舌和骨干。而齐、楚、浙三党的领袖竟至几乎全部是给事中或御史。他们这些人置国家安危机于不顾，在朝廷上热衷于意气之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臭名昭著的魏阉宦党中，还有众多的象御史石三畏、崔呈秀、倪文焕、张讷和给事中朱童蒙、阮大贼、赵兴邦、苏兆先这样的言官。言官分化的结果，使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了权臣的工具、宣官的鹰犬和党争的喉舌，丧失了其封建社会清洁剂的作用和监察机构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及其与被统治阶级矛盾职能。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加速了明末士风的没落，加深了明代封建统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