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罗马经济
近年来，对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代的经济形态、规模、性质的研究是获得迅速发展的一个领域。20 世纪上半叶，以罗斯托夫采夫为代表的「现代化派」曾用诸如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等现代概念和分析框架来诠释罗马帝国时代的经济形态。然而，大多数古代经济学家认为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概念来分析古代世界是犯了「时代错乱」的大忌。1970 年代以来，摩西·芬利及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为代表的「原始派」（primitivists）强调古代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古代世界商业不发达，远程运输不发达；这种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嵌合经济」（embedded economy），植根于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之中。[404]主宰资源分配的动机不是牟利而是身份地位、公民理想等社会及文化因素，在这一点上，古代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者的指导原则是利润最大化。而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和身份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是土地。芬利和波兰尼的分析模式一度成为学术界的正统。但是 80 年代以来，「嵌合经济」理论不断受到冲击，一系列的个案研究表明市场的因素在古代经济，尤其是罗马帝国时代的经济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对相关学术观点的综合性回顾及展望，可参见沃尔特·沙伊德尔和冯·瑞登所编的《古代经济》[405]以及黄洋《现代性与欧洲古代经济史研究》[406]一文。《剑桥经济史：希腊罗马篇》（2007）的前言部分也包括了各种理论的简要回顾。[407]

对罗马经济的研究近年来涉及较多的主要问题包括：古罗马经济的规模有多大？税率如何？在经济生活中，货币的作用如何？古罗马的经济是否能称得上是市场经济？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是如何运作的？古代的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还是寄生型的？所谓「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罗马经济生活中商贩、手工业者地位如何？行业分工有多细致？罗马经济是否可以定性为奴隶制经济？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并不容易，因为对于许多关键的因素，包括人口数量、税收额度、货币发行量等等，我们并没有精确的信息，所以相关讨论非常依赖模型、估算、理论，以及和其他前工业化社会的对照。下文简要叙述近 40 年来罗马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进展。未能覆盖之处，可参考沃尔特·沙伊德尔所编的《剑桥罗马经济指南》（2012），以获得对罗马经济相对全局性的了解。[40

每年约为 1.7 亿到 2 亿塞斯特斯，这约为每年支出的四分之一。新皇帝登基初年造币量较高，因为相对需求也较高。邓肯-琼斯认为货币流通的速度相对缓慢，货币多会留在最初分发的地区。比如，在高卢地区分发的货币多半会留在高卢，而不是作为税收回流到罗马。这就对以上所提到的霍普金斯的「外圈省份-核心地区及税收-贸易模式」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不仅如此，邓肯-琼斯还以埃及行省为例，论证罗马帝国的税率偏高。首先，除了常规税收之外，常有额外征收的税款；而减税时有发生，那也说明有些税原先就已经过高。其次，4 世纪初期之后埃及土地税率以及税收大幅下降，邓肯-琼斯认为有可能是前期过度税收造成的。再次，税收过程中的所谓中间人（总督、收税人）增加了成本。

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也不只是税收的进项，还包括罚款，各种增收的费用，没收的财产，公地的租金，放贷（Tac.，Ann.6.16-17；Suet.，Tib.48.2；Dio 58.21.4-5），征用（被征用的物资包括马、骡、粮食等等，见 Dig.50.4.18），强制性的劳役（比如水坝、道路的修筑维护等等）、国有矿山和采石场的收益，皇冠金（Aurum coronarium，是皇帝登基或凯旋式等大事的时候奉献给皇帝的礼物，但 2 世纪后期在埃及演变成一种常规年税），战利品（奴隶、财宝等等），遗产，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收入同样也难以估算。皇帝是罗马帝国最大的地主，手握巨大的资源，包括土地、矿山、森林、作坊、家畜等等，这些是皇权的重要支柱。「罗马世界皇产的地理和经济」网络数据库已接近完成，其中包括罗马皇帝地产分布图（Atlas patrimonii Caesaris），可直观地展示皇产在整个帝国的分布及规模。[418]

伪史人狂怒

Verboven）进一步探讨了一批被称为 faeneratores 的放贷者，认为他们比学者们通常认为的更加「专业」，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424]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希腊罗马史学家多米尼克·拉斯伯恩则研究了罗马信贷业的规模。塔西佗曾说过，许多元老将三分之一强的财富投资于信贷。罗马信贷市场的规模相当之大，流通量应该达到以 10 亿为单位的规模。那么是谁在操作这个市场呢？据拉斯伯恩估算，公元 1 世纪的罗马和意大利至少有上千家钱庄：凯奇利乌斯·尤昆都斯家年流水可达 10 万塞斯特斯，苏尔皮奇乌斯家则高达 330 万至 1600 万塞斯特斯。[425]即使每个银行规模不大，罗马银行业的总和也是一个极大的生意，代表的不是囤积文化（hoarding），而是投资文化。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彼得·泰明（Peter Temin）将罗马-意大利的信用系统和 18 世纪英国的信用系统进行了比较，指出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英国的皇室（和欧洲大陆政府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贷来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政府直接卷入信贷市场，低风险的国家债务从整体上影响了信用市场。而罗马则不存在这个因素。但因为英国法定利息的上限相对较低，与英国相比，罗马的信贷系统更容易给商业活动提供资金。[426]

勒鲁克赛尔（Lerouxel）把罗马时代埃及和康帕尼亚地区的信贷进行了比较研究。[427]公元前 30—69 年来自埃及的 72 件私人与官方文书显示，借贷采用现金形式，年利率为 12%，低于托勒密时期的 24%。借贷多发生于私人之间，而非经过「银行」这样的机构；在研究了 218 封公元 69—170 年的文书的基础上，勒鲁克赛尔指出了这一时期在借贷方面的一些明显变化，比如：贷款的平均数额增加，贷款的周期也加长了，以往基本是 1 年，现在 2 年的也有；贷款人中女性的比重增加，占了史料中所知贷款人的 1/4；担保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并且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这说明借贷对社会关系的依赖性降低，信贷的地域范围也在扩大。虽然公证增加了交易的费用，但总体来说增加了保障，降低了风险，也就降低了交易成本。勒鲁克赛尔在对比了意大利康帕尼亚地区庞贝、赫库兰尼乌姆、普泰奥利这 3 座城市的信贷后，指出普泰奥利的信贷规模很明显比其他两个城市大得多，这可能与普泰奥利在罗马粮食供应体系中的重要性相关。该书的第 5 章是埃及和康帕尼亚的对比：康帕尼亚地区没有像埃及那样的公证系统，担保的做法也有所不同，埃及一般以房屋这样的不动产作为担保，康帕尼亚地区则通常以第三方作为担保，或者用奴隶、农产品等等作为抵押。勒鲁克赛尔的研究让我们看到罗马帝国时代信贷市场的多样性和活跃度。

20 世纪罗马经济史研究的最大进展之一来自对罗马时代埃及经济形态的研究。由于气候等因素，埃及保留了大量纸草文书，保留的材料从私人书信、货单、家庭开支、契约、官方登记等不一而足，是研究古代经济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但芬利从来没有系统地发掘纸草文书的潜力。上面已经提到的多米尼克·拉斯伯恩是挑战芬利的主要学者之一。拉斯伯恩和不少重要的纸草学专家，如巴格诺尔等，都相信罗马时代的埃及并不是游离于罗马世界之外的特例，而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代表性。所以埃及的纸草文书所能提供的案例可以使我们管窥罗马世界的经济行为。拉斯伯恩所著的《经济理性主义和公元 3 世纪埃及的农村社会》（1991）[428]详尽研究了罗马时代一个私人农庄的信件、账目等档案，其研究表明农庄的经营管理无论是在劳动力配置、作物种类、交通运输，还是在账目记录方面都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以市场为导向，以牟取较高利润为目的。丹尼斯·克侯（Dennis Kehoe）则强调罗马土地所有者的保守态度，他们在土地上的投资主要是为了维持社会地位，这种保守态度阻碍了罗马经济的发展。[429]
罗马经济研究中的另一个重点问题是城市的经济功能。学者的观点可大概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罗马城市是靠剥削农村而存活的寄生体，城市虽然也从事生产，但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贸易出口，罗马的城市是消费型的（consumer city）。这一派的代表有荷兰学者荣曼。[430]他在《庞贝城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竭力证明庞贝城并不存在纺织等出口产业，庞贝等小城的生产只是为了满足城市内部的内需，我们不应高估庞贝城或其他罗马城市的生产规模。另一派则认为罗马城市是生产型城市（producer city），通过贸易、制造业及服务业来支持城市的发展。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牛津大学的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他所研究的个案多来自罗马帝国时代的北非，特别是北非城市的纺织业。[431]由于研究罗马城市经济面貌的史料通常是片断的考古资料，在解释上通常可以有多种可能性，所以将城市经济性质定为消费型或生产型多依赖解释者对罗马经济性质的理解。这很容易形成一个怪圈和循环论证。

七　奴隶与释奴
在罗马历史上，奴隶的人数、用途、来源、价格、处境因时因地而异。在早期罗马，奴隶并不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尤其是在废除了对公民的债务奴役之后。共和中期以后，对外战争和征服导致了大量奴隶的涌入。奴隶的来源也从以债务奴隶为主，转化到以战俘奴隶和家生奴隶为主。此外，在共和时代，海盗绑架的人口以及弃婴也是奴隶来源之一。在一些地区，奴隶市场发达，拉丁语中发展出一套表达奴隶制各要素的词汇：[被]奴隶[者]（servus）、主人（donimus/a）、家生子（verna）、奴隶市场（catasta）、奴隶贩子（mango）等等。这些词汇也经常在修辞演讲中作为抽象概念来使用，代表奴役、失去自由的状态。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话语体系中，奴隶也通常被称为 puer/puella 和 παῖς，这些词字面上的意思都是「孩子」，但和奴隶的年龄无关，带有贬义，指心智不成熟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