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汉语研究者认为，早在周代，汉语就已经形成了共同语。①李新魁先生（1987a）则推测商代后期汉语共同语就已出现。我们认为，李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从商代后期起，汉语共同语就一直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们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汉语共同语在周代叫做“雅言”（详1.1.1），在汉代称为“通语”、“凡语”、“凡通语”（参见周祖谟1993；王力1980a：36），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则多称共同语为“正音”，②元明清时期则称之为“官话”，而清末至新中国成立称之为“国语”、新中国成立后称之为“普通话”更是为人们所熟知。
     “共同语必须有标准音”（李新魁1980；参见3.1.2）。而共同语往往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的方言作为基础方言，③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的方音往往就是共同语的标准音或共同语标准音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京都多次变更。在方言分歧比今天严重得多的古代北方地区，④京都多次变更是否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过一次或几次重大改变？如果京都多次变更未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过重大改变，那么从商代后期到今天的汉语共同语语音就如同一条滔滔不绝、源远流长的江河。如果京都多次变更曾经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过一次或几次重大改变，那么，历史上就先后出现过两种或几种各以迥然不同的方音为基础的没有前后继承关系的标准共同语语音；在古代共同语存在地域差异的情况下，各方言区在历史上也就先后出现过两种或几种没有前后继承关系的地方共同语语音。⑤十分明显，上文提出的这个问题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京都多次变更曾经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过一次或几次重大改变，那么历史上的标准共同语语音以及各地区的地方共同语语音在传承上就会处于断裂状态，历代的标准共同语音系就并非都是前后相继的，各地区历代的地方共同语音系也是如此，汉语语音史研究要重建从上古绵延至现代的历时音系就根本不可能，即使重建了也不具真实性。只有京都多次变更未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过重大改变，语音史研究才有可能重建从上古绵延至现代的历时音系。此外，弄清了上述问题，确切地知道每个时代的共同语是以何地的方音作为标准音，无疑能够使我们直接判定某些语音史书面材料反映的是共同语语音，进而帮助我们判定其他语音史书面材料的共同语语音或方音性质，从而把语音史研究推向深入。而揭示历代共同语的标准音和基础方言，又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弄清历代因从共同语基础方言地移民而造成的共同语“入侵”地域，揭示古代共同语和某些方言形成的关系，开展和拓深方言史的研究。


然而，上文提出的这个重要问题，迄今为止只有李新魁先生（1980；1987a，1987b）曾经从其他角度在某种程度上论及，李先生的论述包含了京都多次变更未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过重大改变的观点。但是李先生仅仅准确揭示元明清时期京都变更为北京未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重大改变，而对于此前京都多次变
    

更未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重大变易，他没有作准确透彻的、详尽的论述，他认为西周、春秋战国和西汉的共同语都是以洛阳话为代表的河南方言为基础方言，因而这些时期的共同语都是以洛阳语音作标准音的观点尚可商榷（参见后文）。

因此我们拟在李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上文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论证李先生提出而基本上未论证的论题——汉语共同语在商代后期已经形成，钩稽历史上京都多次   变更与何种语音充当共同语标准音的历史事实，揭示三千三百年来汉语共同语语音是一脉相传的。

一   商周之际京都变更未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重大改变
     1.1从周代已有共同语推断商代后期也有共同语
     1.1.1周代共同语的论定
     汉语在周代已有共同语，这仅仅是大多数汉语研究者的共识；对这个问题还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详1.1.1）。此外，还有学者明确认为周代共同语在东周才出现（周祖谟1993b；袁家骅等2001：17）。与这些情况相关联的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学者对周代已有共同语进行透彻的专门的论证。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本节先论定整个周代已有共同语。
     周代已有共同语，可以从《论语》的记述看出来。《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诵读《诗》、《书》以教授学生以及主持仪式等正式场合，都是说雅言，⑥这就意味着孔子在非正式场合说的不是雅言。语言社会使用共同语和方言的一般规律是：正式场合使用共同语，非正式场合使用方言。如果某人在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使用的语言不同，那么他在正式场合使用的必定是共同语。因此孔子所说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共同语。从另一角度看，当时说雅言的绝非孔子一人（否则，孔子说雅言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事），而雅言绝不可能是方言，这也表明雅言就是超越方言的共同语。郑玄注解“《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说：“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见何晏《〈论语〉集解》）“正言其音”只能理解为“合乎规范和标准地念其字音”。⑦郑玄认为用雅言诵读《诗》、《书》就是合乎规范和标准地念其字音，可见郑玄也是把雅言理解为标准语即共同语的。
     周代已有共同语，还可以通过把产生于不同方言区的周代韵文的押韵部类加以比较，揭示这些韵文的押韵部类大体相同来加以证明。喻遂生先生（1993）通过比较周代各诸侯国的金文的用韵，发现“各方国金文用韵看不出有多大的差异”，具有诸多共同特点，从而认定两周金文是按照共同语押韵，周代已有共同语。胡运飚在《试论〈诗经〉韵系和〈楚辞〉韵系的共同语性质》（2006）一文中，把《诗经》作品分为东土之诗和西土之诗，以王力《〈诗经〉韵读》（1980b）和《〈楚辞〉韵读》（1980c）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西土之诗、东土之诗和楚辞的用韵情况进行了穷尽性统计，把这三部分作品各自的韵部合韵的次数以及合韵次数占合韵韵部入韵总次数的百分比进行了比较，发现西土诗韵系、东土诗韵系和楚辞韵系三者之间的差别很小，得出了这三个韵系都是共同语的韵系，西土之诗、东土之诗和楚辞都是按照共同语语音押韵的结论。⑧得出这个结论同时也就证明了周代共同语的存在。


周代已有共同语，还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周代假借字，揭示周代假借字是以共同语语音为依据而被假借来进一步证明。周代若干不同方言区的文人写成的那些典籍中的假借字，多数是诸多方言区的文人都不约而同地把某字借去记录某词，⑨少数假借字只出现在某一、两个方言区的文人写成的作品里；⑩而周代所有的假借字，在今天构拟的周代音系中，它们本来的字音和借去记录的词音都是相同或相近的 ——这些假借字产生时字音和借去记录的词声韵皆同的当占所有假借字的90%左右（参见注 ）。上述情况表明：周代假借字一般是以共同语语音为依据而被假借的（少数假借字只出现在某一、两个方言区的文人的作品里，不表明它们是以方音为依据而被假借 ）；周代文人把某字借去记录某词，一般是以按照共同语语音某字和某词音同或音近为前提。如果周代假借字分别是以歧异严重的诸多方音为依据而被假借，周代文人把某字借去记录某词是以按照他们各自所操的方音某字和某词音同或音近为前提，那么在上古方音分歧严重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出现诸多方言区的文人都不约而同地把某字借去记录某词的情况。因为某字和某词不可能在歧异严重的诸多方音里，在90%左右的情况下声韵皆同；退一步说，不可能在歧异严重的诸多方音里都音同或音近。如果周代假借字分别是以歧异严重的诸多方音为依据而被假借，由于这些歧异严重的诸多方音的语音类别不可能与今天构拟的周代音系的语音类都相一致，某个假借字和借去记录的词在某种方音里音同或音近，但是在今天构拟的周代音系中则不一定音同音近，因而在今天构拟的周代音系中，所有假借字和借去记录的词就不会都音同或音近。我们揭示了周代假借字是以共同语语音为依据而被假借，同时也就证明了周代共同语的存在。

李维琦先生（1980）以周代的政治和经济没有达到高度的集中和统一来否定周代有共同语，以周代的雅言不具有今天的共同语所具有的内涵来否认雅言是共同语，似乎难以成立。即使政治和经济达到高度集中和统一才能出现共同语这一根据西方学者的论述引申出的论断是正确的，这一论断大概也只能适用于西方，不能认为它就是普遍真理，用它来推断在古代中国共同语的出现也只能如此；而认定周代若有共同语，这共同语就应该具有今天的共同语所具有的内涵，则是未以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待共同语。
    

从以上所述看来，周代已有共同语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共同语是西周就已存在还是东周才有呢？我们认为共同语在西周就已存在。如果西周没有共同语，共同语在东周不可能形成。因为西周从镐京迁都洛阳而进入东周以后，周王朝迅速衰落，洛阳作为京都的权威地位也就随之迅速消失，洛阳语音不可能成为权威方音而被天下人模仿，最终导致共同语的形成。共同语在西周就已存在而不是东周才有，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如此。我们上文指出《诗经》作品是按共同语语音押韵，周代假借字是以共同语语音为依据而被假借，而《诗经》作品和周代假借字大约各自有一半是产生于西周。 如果共同语是东周才有，那么西周的《诗经》作品按共同语语音押韵、西周假借字以共同语语音为依据而被假借就无法解释。

1.1.2商代共同语的论定
     本节在西周已有共同语的基础之上，根据周代假借字以共同语语音为依据而被假借，而商代假借字和周代假借字被借用是依据同一种语音，根据商代的社会状况，论定商代后期已有共同语。
     在已发现的四千多个殷墟甲骨文中，大约有一千来字已得到辨识；其余未辨识的三千多字多数是表示地名和人名。（刘又辛，方有国2000：84—85）在已辨识的一千来字中，大约有七百来字被用作假借字。 这七百来个假借字，绝大多数在周代也用来作假借字。 在周代也用作假借字的，绝大多数在商代记录什么词，在周代也还记录同样的词。 这种情况表明：商人和周人使用这些假借字，所依据的是处于商、周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同一种语音。如果依据的是处于商、周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方音（周人依据的是作为共同语语音基础的方音），由于这两种方音的声母和韵母都有较大参差，在商人依据的方音中和这些假借字本来的字音音同或音近、因而被这些假借字记录的那些词，有很多——估计不少于三分之一左右——在周人依据的方音中和这些假借字本来的字音就不会音同音近，在周代就不可能被这些假借字记录，也就是说，在周代也用作假借字的那些商代假借字，就不可能绝大多数在商代记录什么词，在周代也还记录同样的词。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商人和周人使用这些假借字，依据的是两种相似度很高的方音，所以这些假借字的绝大多数，它们本来的字音和借去记录的词音在商人和周人各自所依据的方音中都相同或相近，因而它们能够在商代记录什么词，在周代也还记录同样的词。我们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商人所依据的必定是殷墟方音，而周人依据的必定是他们的京都所在地亦即周部族的本土镐京一带的方音；殷墟在今河南省北部边缘的安阳附近，镐京在今陕西省中南部的西安附近，两地相隔甚为遥远，在上古方音分歧严重，商人和周部族原本又是两个不同的部族的情况下，殷墟方音和镐京方音不可能有很高的相似度。

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商人和周人使用上述假借字依据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方音。这些假借字之所以在商代记录什么词，在周代也记录同样的词，仅仅是由于这两种不同的方音一部分声母韵母相同相近，这些假借字本来的字音和借去记录的词音在这两种方音中正好都分布在这部分相同相近的声母韵母上，所以这些假借字本来的字音和借去记录的词音在这两种方音中都相同相近。而在尚未辨识的三千多个甲骨文中，还有大量的假借字，由于这两种不同的方音有很多声母韵母不相同不相近，这些尚未辨识的假借字本来的字音和借去记录的词音在商人依据的方音中相同相近，但是在周人依据的方音中却既不相同，也不相近，于是这些尚未辨识的假借字在周代就没有被继续用作假借字。我们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商人和周人依据的确实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方音，那么哪些假借字本来的字音和借去记录的词音在商人和周人分别依据的方音中都相同相近，哪些假借字本来的字音和借去记录的词音仅仅在商人依据的方音中相同相近，在周人依据的方音中既不相同，也不相近，必然是随机分布的，不可能前者都集中分布在这一千来个常用的很少记录专有名词的甲骨文里，后者都集中分布在这三千多个未辨识的多数记录专有名词的甲骨文里。在这三千多个多数记录专名的甲骨文里肯定会有一些假借字，由于这些甲骨文记录的专名一般不出现在周代典籍里（这些甲骨文难以辨识正由于此），加上这些甲骨文多数是一些非常用字，所以它们中的假借字在周代一般就不再作为假借字使用。
    

既然商人和周人使用假借字依据的是处于商、周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同一种语音，而周人使用假借字依据的是共同语语音，那么商人使用假借字依据的当然也是共同语语音。由于殷墟甲骨文出现于商代后期，我们的结论是：商代后期已出现汉语共同语。商代后期的共同语是以殷墟语音作标准音。
     然而上述结论的成立还必须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商人和周人使用假借字依据的虽然是同一种语音，但是这种语音在商代还是方音，到周代才发展为共同语语音；商代还谈不上有共同语。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因为周人建都镐京，商人建都殷墟，殷墟语音如果仅仅是方音而没有成为共同语语音，它绝不会被周人所继承。


上述结论要被人们确信不疑，我们还必须对以下问题加以说明。据王力先生研究，春秋战国汉语有33个声母，151个韵母。 据郭锡良先生（1997a；1997b）的研究，商代后期汉语有19个声母，93个韵母；西周汉语有27个声母，154个韵母。郭锡良构拟的商代93韵母和西周154韵母，是把王力构拟的春秋战国151韵母不恰当地增补为170韵母，以这170个韵母为基础去考查推定的，因此商代后期和西周的汉语韵母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商代后期汉语只有92个韵母，西周汉语只有141个韵母（详胡运飚2002）。然而郭锡良构拟的商代后期音系和西周音系从总体上看是具有真实性的。 王力的春秋战国音系是以《诗经》韵语、《楚辞》韵语和上古谐声字为主要材料考证出来的。如前所述，《诗经》和《楚辞》都是按照共同语押韵的。而谐声字也是按照共同语谐声的。 因此王力的春秋战国音系是共同语音系。而郭锡良以王力的春秋战国音系为基础，利用殷墟甲骨文和周代金文作材料考查推定的商代后期音系和西周音系也是共同语音系。王、郭二先生构拟的商、周音系大体上就是商人和周人使用假借字各自所依据的音系。十分明显，商人依据的音系和周人依据的音系声母和韵母都有很大的参差。这样一来，在商人那里和上述假借字本来的字音音同音近，因而被这些假借字记录的那些词，有很多在周人那里和原先记录它们的假借字本来的字音就不音同音近，就不会被这些假借字记录。可是殷墟卜辞和周代金文明明记载着上述假借字在商代记录什么词，在周代也还记录同样的词。这种现象怎样解释呢？

我们认为，商、周共同语声母韵母的参差是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参差，不同于两种迥然不同的方音声母韵母的参差。两种迥然不同的方音，它们的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都没有传承关系，同时甲方音和乙方音互有参差的那些韵母，与甲乙两方音相同的那些韵母往往没有相似性，因而某字的读音和某词的读音在甲方音中分布在同一个声母韵母上而相同或相近（声调可能不同），在乙方音中往往分布在不同的声母韵母上而不相同不相近。而周代共同语的声韵系统和商代共同语的声韵系统具有传承关系，同时周代共同语比商代共同语多出的那些韵母，是从商代的韵母以韵头变化而韵腹韵尾不变的方式分化出来的——从一等韵分化出二等韵，从三等韵分化出四等韵（郭锡良1997a，1997b），与商代的韵母十分相似，因而某字的读音和某词的读音在商代共同语里分布在同一个声母韵母上而相同或相近，商人把该字借去记录该词， 在周代共同语里，或者该字的读音和该词的读音分布在它们在商代所分布的那个声母韵母上，该字的读音和该词的读音仍然相同或相近，周人仍然把该字借去记录该词； 或者该字和该词的声母部分的读音分布在它们在商代的所分布的那个声母上，该字（或该词）韵母部分的读音分布在从它们在商代所分布的那个韵母分化出来的韵母上，该词（或该字）韵母部分的读音分布在它们在商代所分布的那个韵母上，该字的读音和该词的读音在周代共同语里仍然相近，周人仍然把该字借去记录该词； 或者该字和该词的声母部分的读音分布在从它们在商代所分布的那个声母分化出来的声母上，韵母部分的读音分布在它们在商代所分布的那个韵母上，该字的读音和该词的读音在周代共同语里仍然相近，周人仍然把该字借去记录该词。 以上所述，就是商人使用上述假借字依据的音系和周人使用上述假借字依据的音系声母韵母都有很大参差，可是上述假借字在商代记录什么词，在周代也还记录同样的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