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通史精神
　　中国史学有重“通”的传统，从司马迁作《史记》开始，通史之作即连续不断，与此同时，对通史理论的阐释也精见迭出。到了清代，章学诚把中国史学上重“通”的现象归纳为“通史家风”，对“通古今之变”这一古老传统进行了精彩概括。揆诸中国古代史学的实际，通史之通，有“纵通”“会通”和“横通”之义。
　　所谓“纵通”，即贯通古今，把历史当作一个因革变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呈现历史自始至终的联系和演化，“通古今之变”是其理论核心。司马迁的《史记》、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是“纵通”的代表作。
　　“会通”是南宋郑樵极力提倡的作史方法，他在《通志·总序》中阐述了自己的“会通”观：一是文献资料的“会”，“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二是古今历史的“通”，“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显然，郑樵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增加了文献上的“会”，即融会贯通各类史料以著史。
　　章学诚讨论通史，提到“横通”。章氏的“横通”，有批评学界炫耀知识渊博之意。同时，他又认为，对于“纵通”而言，“横通”的价值不可忽视，是完成“纵通”的必备条件。其“横通”蕴涵史家渊博的知识储备和史著丰富的历史内容之意，这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史著所载社会历史内容的考量。由此可见，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到郑樵的“会通”，再到章学诚提出“横通”，“通史家风”的内涵不断被丰富。

　　要之，“通史家风”内涵丰富，时间上，贯通古今；资料上，广搜四部；内容上，网罗一切。在“通史家风”丰富的内涵中，蕴涵着一种通史精神，这种精神既立足于历史实际又具有一定理论抽象，贯穿通史撰述的始终，其主旨就是“通古今之变”。
　　通史精神告诉我们，通史不仅是“时历古今”的时间上的连续不断，更是在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意旨后对历史所作出的反思。没有贯穿古今的“通”，不关注历史的“变”，就无从言通史。这是一种既根植于鲜活的历史场景又超越于时间概念的、对古今历史之变进行反省后而形成的著史境界。
　　可以这样说，“通史家风”是围绕“通古今之变”而形成的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其精神主旨是“通古今之变”，文献资料的“会通”和历史内容的“横通”是“通古今之变”的必要条件。以“通古今之变”为主旨的通史精神具有理性的历史眼光，能超越个别的、局部的历史现象，把古今历史变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以《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等为代表的各类通史，都体现了这样的通史精神。

　　把通识放在首位
　　“通古今之变”是通史精神的主旨和思想核心，围绕这一主题，古代史家提出了古今、始终、往来、盛衰、治乱、得失、损益、变通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系统的有关通史之“通”的理论认识。这些理论认识概括起来，就是强调以通识的眼光、运用贯通古今的思维方式和整体联系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进而探求蕴涵在历史变化背后的事理法则，把“通”“变”“理”当作一个完整的体系看待。
　　司马迁作《史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终始古今，深观时变”“承敝通变”，要“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述往事，思来者”。杜佑撰《通典》，“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斟酌理乱，详览古今”，要“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敝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司马光认为“治乱之原，古今同体”“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其编《资治通鉴》，要“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郑樵撰《通志》，以“会通之道”求历史“相因之义”“极古今之变”。马端临纂《文献通考》，“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要探寻典制的“会通因仍之道”和“变通弛张之故”。

　　可见，他们都自觉地把“贯通古今”与“承敝通变”联系起来考察，将历史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用联系的眼光考察古今变化，在古今变化中思索治乱安危存亡之道。“通”表明古代史家已经冲破了较为狭隘的时空观念，囊括洪宇，纵观古今。“通”是为了看到历史的“变”，即在历史的长时段考察人类社会古今之变的轨迹。考察历史之“变”的最终目的是求“理”，也就是找出历史兴亡成败的一般法则和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机制。很显然，通识是通史精神的具体体现，以“通古今之变”为主旨的“通史家风”，总是把通识放在首位，探求“通”“变”“理”的内在关联，详览古今，见盛观衰，在错综复杂的综合比较中寻找社会历史的变化法则。“通古今之变”落脚于现实，就是来告诉当政者，治国安邦，必须寻求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政随时移，制随俗变，顺应时代潮流而变通。

　　贯彻别识心裁意旨
　　“通古今之变”离不开别识心裁，章学诚在讨论“通史家风”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在他看来，通史绝非没有宗旨的无所不通，思想层面的“别识心裁”和“成一家之言”是通史撰述的宗旨。他指出，历史上不少在体例上与通史相仿的史书都没有资格称为“通史”，譬如李延寿的《南史》《北史》、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苏辙的《古史》、罗泌的《路史》等，表面看贯通数代，貌似通史，但实际上与通史有天壤之别，不能称之通史，只能叫作“集史”。因为通史“别出心裁，成其家学”，而集史只是“合数代而称为一书”，并无别识心裁，与通史貌合神离。由此，章学诚在《史考摘录》中指出：“凡所谓通史者，不问纪载短长，学问疏密，要有卓然独见，迥出前人。”可见，“别识心裁”“卓然独见”是通史之要义和精神，至于时间跨度的长短，倒在其次了。

　　章学诚重视通史的“别识心裁”和“一家之言”，是有历史原因的。唐代刘知幾在《史通·六家》中认为通史叙事自古及今，所叙述的历史内容基本相同，“事罕异闻”“语饶重出”，存在叙事重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成一家的撰述宗旨，没有卓然独见的别识心裁，通史撰述必然会叠床架屋，重复前人，从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可见，别识心裁、成一家言是理解“通古今之变”的重要锁钥。
　　中国史学史上经典的通史著作均具备章学诚所提倡的别识心裁和成一家言，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杜佑《通典》“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郑樵《通志》“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其他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均流传至今，难以超越。可见，“通古今之变”贯彻别识心裁与成一家言的意旨，既是一种理论抽象，又是通史精神在历史撰述中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