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通史精神
　　中国史学有重“通”的传统，从司马迁作《史记》开始，通史之作即连续不断，与此同时，对通史理论的阐释也精见迭出。到了清代，章学诚把中国史学上重“通”的现象归纳为“通史家风”，对“通古今之变”这一古老传统进行了精彩概括。揆诸中国古代史学的实际，通史之通，有“纵通”“会通”和“横通”之义。
　　所谓“纵通”，即贯通古今，把历史当作一个因革变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呈现历史自始至终的联系和演化，“通古今之变”是其理论核心。司马迁的《史记》、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是“纵通”的代表作。
　　“会通”是南宋郑樵极力提倡的作史方法，他在《通志·总序》中阐述了自己的“会通”观：一是文献资料的“会”，“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二是古今历史的“通”，“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显然，郑樵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增加了文献上的“会”，即融会贯通各类史料以著史。
　　章学诚讨论通史，提到“横通”。章氏的“横通”，有批评学界炫耀知识渊博之意。同时，他又认为，对于“纵通”而言，“横通”的价值不可忽视，是完成“纵通”的必备条件。其“横通”蕴涵史家渊博的知识储备和史著丰富的历史内容之意，这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史著所载社会历史内容的考量。由此可见，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到郑樵的“会通”，再到章学诚提出“横通”，“通史家风”的内涵不断被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