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汉学转型过来的美国中国学虽然特别重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但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他们也相当注重对传统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研兖，尤其是处于“传统—近代”转型阶段的清代思想史和学术史，历来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比如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的严复思想研究，张灏(Chang Hao)的梁启超思想研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的新儒学研究，狄白瑞(De Bary)及其学生对泰州学派和李贽的研究，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的今文经学和朴学的研究，斯图尔克·哈克(Stuart V Aque)的皮锡瑞研究，多萝西·波莱(Dorothy Borei)的龚自珍个案研究，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的戴震思想研究，萧公权的康有为思想研究，伍安祖(Ng，On - cho)的清初程朱理学、今文经学、李光地思想研究以及对整个晚清学术史的理论性探索等等，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但是在保罗·柯文(Paul A．Co hen)提出“中国中心观”的叙述框架之后最有影响的著作还是出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之手。
本杰明·艾尔曼乃美国著名科技史专家南森·席文(Nathan Sivin)的学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酌成名作是198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199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著作《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在这本被汪晖称作“内容丰富、考证严谨”的著作中，艾尔曼成功地把思想史研究同社会史研究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把我们对清代今文经学派的理解从“现代化叙事”的迷雾中拯救了出来。此后，他转向研究科举制度，于2000年由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厚达850多页的英文著作《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文化史》，其实研究科举制度，是艾尔曼全面理解清代学术和思想的一步重要之举，按照米歇尔·福科( 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我们可以把科举制度看成是统治者用来规训士人的权力工具，是生产主流学术的源泉，每一个通过科举考试的士人头脑里的思想框架都是由科举考试的内容所搭建的，很难有所突破，所以，研究科举制度，是对学术史研究的必要补充。最近两年，艾尔曼再次转变研究对象，把目光放回了他的老本行——中国科技史，但他并不是纯粹的科技史研究，而是通过对传教士、明清文化精英、西方科技三者关系的互动描述，展现了一个自始至终重视科学的国家和民族形象。[2]在他的科技史研究中，艾尔曼详细描述了考据学者的科学兴趣和实证精神，尤其对梅问鼎、阮元、戴震等人的科学精神是不惜笔墨，可以说是把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论断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从学术思想中勾勒出了一帽晚期中华帝国的科学图景。
关于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的思想史研究，国内著名学者汪晖和葛兆光早在十多年以前就有过精彩的论述，刘墨和宋宏的文章也是最近几年来的佼佼者。[3]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现代化叙事的陷阱”这两个关键之处，本文的目的则在于分析艾尔曼之所以采用“语境化”研究和“反现代化叙事”的内在原因，限于学识所限，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三、结论
从艾尔曼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美国中国学家在材料的引用上有某些错谬，但是对于材料的解读，却表现出了中国学者所欠缺的敏锐，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足。长期以来的思想史研究把政治精英们的思想变迁扩大成了整个思想史的发展图景，普通人的思想、非政治主流学者的思想被忽视，思想史要么悬在半空，只是按照自己的内在理路发展：要么就成为政治史的附属物。艾尔曼力图克服这两点，通过对社会环境、经济文化变迁的描述，成功地打通了思想史与社会史，拯救了被宏大叙事所淹没的历史声音。此外，“以今度古”的“现代化叙事模式”也遭到了艾尔曼的批判，我们在思想史的研究中要避免从后往前看，而是要从发端开始，在历史本身的脉络里去探寻思想发展的轨迹。当然，注意知识的地方性生产和历史语境也很重要，否则，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将无法在历史学科内充分地展现出自身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