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太祖性忌]孔融、许攸、娄圭案
这三个人可以看作曹操霸权主义的牺牲品。
《三国志》魏书卷十二崔琰传末: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我不认为崔琰之死与这三人之死属一类,崔琰更主要是死于夺嫡,而这三个人的被诛,则是直接由于他们的性情狂悖出言不逊。(睡睡按,孔杨祢许娄这几个人纯粹没事找抽的呀- -)张作耀《曹操传》中也说:“至于许攸、杨修等人被杀,纯属咎由自取。”
张大可在《三国史研究》中称这几个名士是曹操残忍好杀的受害者,陈寿也称其死亡原因均是“太祖性忌。其实曹操的性格原因只是一小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恃旧不虔者本身。
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幼有异才。献帝都许后为将作大将,迁少府,后封太中大夫。因屡次对曹操语出不逊,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杀之,株连全家。
[孔融对曹操的屡次公然挑衅]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孔融传:
①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后操讨乌桓,又嘲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②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
③《后汉书》卷四十四杨彪传: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清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馀庆’,但欺人耳。”太祖曰:“国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如果说为杨彪劝情是义举,那胡编乱造“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和对禁酒的大放厥词就属于无理取闹了,这是名士的狂悖病,以自己的所谓法度约束他人,同时没有考虑到,他约束的,是什么人。
[孔融的尊崇对象与才能不被曹操所欣赏]
《后汉书》卷六十孔融传:
①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
②融负有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
③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
④《三国志》魏书卷十荀彧传:孔融谓彧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
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看到,孔融是毫无余地地拥汉派,且志大才疏,文如其人(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典论•论文》),仅有才气有傲气而已,没有实际用处。他的建议“尊皇贬诸侯”无异于让曹操嗤之以鼻,建安元年与袁谭的一仗只能付为坊间笑谈,官渡之战前的骇人言论更是凸显出其军事上的无能。可以说,孔融之才卖弄风骚可以,对于曹操这种雄主来说确实无用。
孔融死于建安十三年。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精力的中心转为独揽大权架空朝野,这时候的孔融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成为了不可不拔的肉刺。另史书载其“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嚣张与猖狂到了忙着揽权安内的曹操不能坐视不管的地步。
建安十三年,对孔融的嚣张行为忍无可忍的曹操“积嫌忌”,郗虑构其罪,路粹检举上书,其实这些人都不重要,幕后的操纵者就是曹操一人而已。将年少时因“孔融让梨”而以孝道驰名海外的孔文举以不孝之罪处死,妻子皆被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