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卷首语】
【那些命案】
[吕布高顺案]不用则杀之
[毛玠崔琰案]君子何罪
[荀彧案]汉庭之末
[孔融许攸娄圭案]太祖性忌
[杨修案]鸡肋之过
【野史二三事】
【曹操前后期对待人才态度的比较】

【那些命案】
[不用则杀]吕布高顺案
吕布字奉先，虽骁猛，然无谋而多猜忌。曾先后为丁原、董卓的部将，也曾为袁术效力，被封为徐州牧，后自成一方势力，于建安三年在下邳被曹操击败并处死。（这段我摘自百度百科= =看没什么问题就贴过来了可以吧？）
建安三年，曹操包围吕布军三个月，军中上下离心诸将自疑。其将侯成、宋宪、魏续缚陈宫，将其众降。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
吕布的死因很明确。《三国志•吕布传》载：“布请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于是缢杀布。布与宫、顺等皆枭首送许，然后葬之。”
陈寿评吕布曰：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
刘备说的对，陈寿说的也对。吕布有勇无谋，唯利是图。丁原对其大见亲待，只因董卓之诱，杀之；董卓对其情同父子，只因王允之劝，杀之。吕布伴身如虎伴身，若受到曹操信任重用，难料其果。
与吕布的有勇无谋唯利是图相反，作为他手下的得力大将，高顺称得上是一位难得的英雄。
《英雄记》载：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遗。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陈营。顺每谏布，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从郝萌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外内之亲，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及当攻战，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亦终无恨意。
从这段记载来看，高顺为人廉洁、擅治兵用兵、严毅威重，刘备、夏侯惇都不曾战胜过他的“陷阵营”。建安三年的最后一战，吕布众叛亲离，最信任的魏续开城投降。被俘后的吕布四处讨饶，令人唾弃；陈宫就义，感慨万千。高顺大才，曹操却不用，缘何？野史小说中有撰“宁死不降曹”之事。真相如何，史书并未记载，但高顺能力卓越，曹操不可能不知，曹操爱才，不可能不欲得。
以我主观之见，似乎是高顺的“忠”让曹操有所忌。
吕布是个反复无常唯利是视的主公，但高顺义无反顾地帮助他、为他卖命。对于吕布的本性，高顺虽然看得很清楚，忠谏被无视（顺每谏布，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郝萌反后，吕布愈发疏远高顺，甚至剥夺兵权，但他却“亦终无恨意”。我有些怀疑这样的忠诚，是否太过愚忠了？
高顺的大才，曹操看在眼里，高顺对吕布不可理喻的愚忠，曹操也看在眼里。
不为所用，便为所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想这是曹操对吕布高顺的态度。他对吕布之疑，以及吕布性情之劣，直接威胁到曹操集团本身。高顺这样的英雄，若为己所用，则为大才，若愚忠吕布，则为大患。
不用，遂杀之而后快。


作为曹操亲信，小人诬之，曹操信之，悲哉季珪。然而崔琰的真实死因并不是因为这封信。
《三国志》魏书卷十二崔琰传：於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太祖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遂赐琰死。
裴注引《魏略》：得琰书，以裹帻笼，行都道中。时有与琰宿不平者，遥见琰名著帻笼，从而视之，遂白之。太祖以为琰腹诽心谤，乃收付狱，髡刑输徒。前所白琰者又复白之云：“琰为徒，虬须直视，心似不平。”时太祖亦以为然，遂欲杀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经营琰，敕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后数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锯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谢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杀。
卢弼《三国志集解》：或曰："魏武之必除孔北海，势固宜尔。若崔季硅本为操之心膂，徒以口语猜嫌杀之，残恶极矣。"弼按：魏武有篡夺之心，而又欲避篡夺之名，琰与训书不啻窥见其隐衷，发泄其诡谋，故深恶之而置诸死地也。
意思大概是崔琰信中的隐晦内容让曹操深恶，他本来有篡位之心又怕人说闲话心虚，看到信就恨得想直接砍了他。
说实话个人觉得崔琰和孔融案没有多少相似性= =。。孔融还是和杨修娄圭他们比较像一点，这几个人也是后文才讨论的。。
个人观点是崔琰之死比较大的原因还是他本身的问题。
以曹操对崔琰的重视程度，所谓的罚为奴隶不过是折损他、试探他，因为只因信起的莫须有罪名明显不能自圆其说，信中的不逊之言只是猜测（曹操自己也肯定知道那玩意儿有多种说法= =），尤其是“腹诽心谤“这种罪名简直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曹操仍留有余地。但崔琰被罚为隶的这段时间果然是应了陈寿对他年少时的评语：耿直至木讷。他在此期间的表现就是纯粹活腻了。
“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曹操最怕的就是这个，门庭若市。
一个被贬被辱之人尚有如此号召力，怕是曹魏集团为数不多的了，还有一个个人认为是荀彧，他们二人因举荐乡人，各自成为了冀州集团和颖川集团的领袖人物，这让曹操感到了威胁。《汉末晋初之际的政治研究》中认为曹操杀崔琰是对冀州集团的一次重大打击行动，其实我倒是觉得，冀州集团对曹操的威胁近很晓，冀州集团的人并没有受到颖川集团那样大的重用，他们对曹操的政治举措和权利膨胀叶并没有过多指手画脚，而是全力支持，打击冀州集团没有太大的必要（个人倒是觉得杀荀彧绝对是对颖川集团的重大打击）。杀崔琰达到了打击冀州集团的结果但是我认为曹操杀害崔琰并非目的为了打击冀州集团，目标只是崔琰本身。
崔琰和冀州集团对曹操折损的漠视和让曹操感到深恶痛绝。时曹操刚晋魏王，根基不稳心里很虚，他害怕朝中这种人的出现超过了任何时候。
陈寿评崔琰曰“高格最优”，并认为因“恃旧不虔”而死的，崔季珪冤属第一。但又能把责任归于何人呢？崔琰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候做了错误的事，而曹操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杀害了一个没有很大必要杀害的特殊的人。
毛玠字孝先，是曹操在兖州创业时的故吏，有识人之名，举荐之人皆清正之士，为人亦如青莲不染污秽。与崔琰相同的是，他看重的人才也是德行为先，曾对曹操发表过“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的人才观。
《三国志》魏书卷十二毛玠传载：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於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裴注引《先贤令状》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励行。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飧之絜，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


3.[太祖性忌]孔融、许攸、娄圭案
这三个人可以看作曹操霸权主义的牺牲品。
《三国志》魏书卷十二崔琰传末：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我不认为崔琰之死与这三人之死属一类，崔琰更主要是死于夺嫡，而这三个人的被诛，则是直接由于他们的性情狂悖出言不逊。（睡睡按，孔杨祢许娄这几个人纯粹没事找抽的呀- -）张作耀《曹操传》中也说：“至于许攸、杨修等人被杀，纯属咎由自取。”
张大可在《三国史研究》中称这几个名士是曹操残忍好杀的受害者，陈寿也称其死亡原因均是“太祖性忌。其实曹操的性格原因只是一小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恃旧不虔者本身。
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幼有异才。献帝都许后为将作大将，迁少府，后封太中大夫。因屡次对曹操语出不逊，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杀之，株连全家。
[孔融对曹操的屡次公然挑衅]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孔融传：
①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后操讨乌桓，又嘲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②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
③《后汉书》卷四十四杨彪传：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清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馀庆’，但欺人耳。”太祖曰：“国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如果说为杨彪劝情是义举，那胡编乱造“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和对禁酒的大放厥词就属于无理取闹了，这是名士的狂悖病，以自己的所谓法度约束他人，同时没有考虑到，他约束的，是什么人。
[孔融的尊崇对象与才能不被曹操所欣赏]
《后汉书》卷六十孔融传：
①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
②融负有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
③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
④《三国志》魏书卷十荀彧传：孔融谓彧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
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看到，孔融是毫无余地地拥汉派，且志大才疏，文如其人（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典论•论文》），仅有才气有傲气而已，没有实际用处。他的建议“尊皇贬诸侯”无异于让曹操嗤之以鼻，建安元年与袁谭的一仗只能付为坊间笑谈，官渡之战前的骇人言论更是凸显出其军事上的无能。可以说，孔融之才卖弄风骚可以，对于曹操这种雄主来说确实无用。
孔融死于建安十三年。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精力的中心转为独揽大权架空朝野，这时候的孔融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成为了不可不拔的肉刺。另史书载其“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嚣张与猖狂到了忙着揽权安内的曹操不能坐视不管的地步。
建安十三年，对孔融的嚣张行为忍无可忍的曹操“积嫌忌”，郗虑构其罪，路粹检举上书，其实这些人都不重要，幕后的操纵者就是曹操一人而已。将年少时因“孔融让梨”而以孝道驰名海外的孔文举以不孝之罪处死，妻子皆被诛。


[娄圭之死]
娄圭的死亡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罪因也有《魏略》与《吴书》两种说法。
《三国志》魏书卷十二崔琰传裴注引《吴书》曰：
后与南郡习授同载，见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间，当自为之，而但观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见诛。
《魏略》曰：
其后太祖从诸子出游，子伯时亦随从。子伯顾谓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人有白者，太祖以为有腹诽意，遂收治之。”
《魏略》中的“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与《吴书》中的“父子如此，何其快耶”是一个意思，而一为娄圭亲言，一位习授之言，这里取《吴书》为佳。
这个“其后”含义模糊，只知道在破马超刘表之后的时间约摸是建安十六年之后的事，是曹操的晚年阶段的后期了。
娄圭之死和许攸之死的原因是差不多的，他们都与曹操是年少时的朋友，在曹操功成名就后依然把曹操当做可以随意玩笑的朋友，殊不知此时的曹操已不是曾经的那个曹阿瞒了，只因为几句自认为不会在乎的玩笑话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娄圭之死和崔琰之死又有些像，他的所谓“诽谤”不过是含义模糊的一句牢骚话，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法，又是被奸人告发。
从记载来看，娄圭除了领军、献谋，没有掺和过任何曹操的内务，夺嫡、晋王似乎都与他没关系，他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家中虽富却不是不正当的获得。他的死亡可以说与以上的任何人相比都要含冤。
陈寿列举的“恃旧不虔”四人，其中真正是因为“恃旧”而“不虔”的只有娄圭和许攸，这两个人也是最不应该死的。他们只是曹操暴虐性格和专权主义的牺牲品，是曹操由不计前嫌的明主至性格猜忌的转变的可怜的见证人。


由杨修他的这些事迹，他能揣主公之心，却不能揣主公之性。可以说表现了他对曹操的心思很了解，但是他对曹操的喜恶太茫然了，凡是都是反其道而行之。
[杨修之死疑云]
杨修之死可谓是妇孺皆知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常把这个命案归结为曹操老猾奸诈、嫉贤妒能的有利证据。然而若根据史书，最不能成丄立的便是流传最广的嫉贤妒能说。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杨修揣度曹操的心思，可谓是百发百中——全部适得其反，而杨修三脚猫的才能，也在夺嫡之争中显露无疑，曹操是没有理由嫉恨他的才智的，作为一代雄主，更不会因为嫉贤妒能而动刀。
《后汉书》中对杨修之死的记载是：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
《三国志》中为：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诛修。
《典略》中载：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
《世语》曰：故修遂以交构赐死。
综合以上的记载可以初步得出一个脉络：由于杨修是袁术的外甥，又是曹植一党，曹操就随便找了个罪名杀了他，这个罪名大约是“漏泄言教，交关诸侯”。
1夺嫡被诛说
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
杨修自认为自己死得已经算晚的了，他以为他的死是曹植失宠导致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夺嫡之争时，曹植党的主要人物为丁仪、丁廙和杨修，其中只有杨修是在建安二十四年曹操丄死前三个月时被杀的，其余全是曹丕继位后所诛。曹植案之人，理应全由曹丕所杀。夺嫡之争初始时，由于杨修的春风得意，曹丕也是极力拉拢他的。
《典略》曰：初，修以所得王髦剑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阳，从容出宫，追思修之过薄也，抚其剑，驻车顾左右曰：“此杨德祖昔所说王髦剑也。髦今焉在？”及召见之，赐髦谷帛。
可见曹丕和杨修的关系是很好的，因夺嫡之争杀杨修可能性并不大。
《典略》又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
杨修后期逐渐疏远了失宠的曹植，此时杨修已经不再是曹植党，而其人对曹丕集团的影响和威胁也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我的判断是，杨修最后一次的揣度曹操心思，很不幸，又错了。
2身世受疑说
杨修家族四世三公，父亲杨彪是当朝太尉，世受汉恩，同时他是袁术的外甥，家世背景对曹操极为不利。《三国志》和《后汉书》对杨修的死因也都提到了是袁术外甥一说。
曹操与杨彪有故仇。
《后汉书》卷四十四杨彪传：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彪以疾罢。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将作大匠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收杨彪时，曹操用的借口就是杨家与袁家的婚姻，但很明显，这是靠不住的。原因就是后面孔融的话，父子兄弟还罪不相及，何况只是亲家呢（我怎么觉得这句话曹操记仇了，后来把孔融的兄弟妻子全部杀了）。杀杨修时，曹操还是用这个借口，这个借口的不成丄立性孔融已经提过了，况且曹操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中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如果单单因为一个人的身世不好就诛杀，不是自扇耳光么？
袁术的势力在建安二十四年的时候应该已经“只是个传说”了，杨家明为四世三公，实际朝政大权掌握在曹操手中，杨彪的职位也就是徒有其名而无实了。夺嫡之争时曹操已考证过杨修其人的真实水平，小才而已无法大用，更不可能掀起波澜了，其在夺嫡末墙头草的行为更是不足为提，他的身世对他的影响和对曹操的威胁已经基本归零了。


[野史二三事]
作为强大的黑曹著作，《曹瞒传》一书对曹操干过的坏事记载可谓应有尽有且流传甚为广泛，不少事迹都成为了后人对曹操偏而概全的贬低的“证据”所在。《曹瞒传》作为一部极主观的书，真实性值得怀疑且皆不可考。这里小谈其中几件事。
[主观谈吕伯奢案]宁我负人，休人负我
曹操中年时期最为人所诟病、受害者最惹人同情的杀人事件，毫无疑问是吕伯奢一家。记载在《世语》、《杂记》里的这一桩公案虽然真实性尚不可考，但出现在裴注中，无疑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此处姑且假使记载均属实。
这应该是曹操目的最单纯的一次灭门吧，我也相信仅仅是“疑人图己”而已，不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千多年前这件事被注进《三国志》后想必是肯定因此少了一票曹蜜、多了一圈曹黑。只因怀疑就杀人，一杀就杀人全家，这事儿确实不厚道到极点了，而后的那句不知天高地厚的“宁我负人，休人负我”更是吼得天下人抖三抖（虽然可靠性啊咳咳。。老罗的演义把这添油加醋一下居然就变名言了T-T）。
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的发生背景。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
“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
可见当时曹操是通缉犯的身份，极有可能被大字报挂在世界各地了，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自然是疑神疑鬼担心被举报。
《世语》：
伯奢出行，五子皆在。
投靠吕家的时候，故人吕伯奢并不在家，在家的只是他的儿子们。其实不仅是曹操怀疑了，我也会觉得，虽说吕伯奢是朋友，不会出卖自己，他的儿子们一定认得曹操吗？曹操自诩是伯奢故人，吕伯奢的儿子们会信任他吗？听到有刀具声，如何不起疑？
曹操是董卓要缉拿的“逃犯”，心虚甚之，好友不在，更益生疑。听到不够靠得住的人在“磨刀霍霍向猪羊”，如何不起疑？如何不为了保身而害人？！张道英在《关于曹操的杀人问题》中语：“这是曹操被通缉逃命而逃命的特殊环境里出于高度警觉而采取的防身行动。”
凄怆长叹的“宁我负人，休人负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吧：宁愿我为了保命杀了无辜的人，也不能有任何人以任何目的来害我啊（于是这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曹孟德版了。）！我不经常黑演义的，但不得不说这句话加了个“天下”是真的全都变味了！前者只是明哲保身之语，后者与奸贼何异？
综上所述，以睡睡主观判断，杀吕伯奢的家人还是情有可原，虽然做得出格、有伤风化，但并不是曹奸险狡诈以怨报德的事实证据！
[粮官献头和梦中杀人]
《曹瞒传》载：
①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
②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这两件事没有可讨论之处，说其存在，证据不足，说其子虚，依旧无证。而此二事说明的无非是前文的综述罢了：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馀。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
和文末的总结之句：
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江山还是那个江山，只是曹孟德的心变了】
86楼
根据张大可《三国史研究》，曹操的一生，可以分为青年、中年、晚年三个阶段：
“公元175至189年，曹操二十至三十五岁十五年为第一个阶段，此时是曹操建功立名，拼命侧身于世家大族行列的青年时期。
公元190至209年，曹操三十五岁至五十五岁二丄十年为第二个阶段，这是曹操大有作为的中年时期，在军阀混战中统一了北方，对历史做出重大贡献。
公元210至22丄0年，曹操五十六岁至六十五岁最后十年为第三个阶段，这是曹操的晚年时期，他步步逼宫，完成了篡汉的准备，自称‘周文王’，扮演一个权奸的角色。于是曹操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垂名汗青。”
就分时间段来说，我是十分同意的。曹操于建安十五年颁布第一道《求贤令》，但在此之前的十余年间，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尽管尚未白纸黑字地昭示天下，但其思想早已存在并且很好地发扬光大，这也是曹操中年时期人才如云、屡建功名的重要原因。他知人善任，“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引《三国志•荀彧传》]”。他擅于采纳和辨识谋臣谏言对自己的利弊，如官渡一役中毫无保留地信任许攸、在众口不一中攻伐乌桓取得胜利。
赤壁兵败，晚年时期的曹操建的功名逐渐少了、小了，权利却愈发大了。重置丞相并自任、世子曹丕为副丞相、如萧何故事、晋魏公、位在诸侯王上……而彼时曹操失去了赤壁一统的最好机会，孙刘皆已壮大，鼎力之势形成，又据有长江、蜀道天险，易守难攻，丞相曹操除了征讨马超韩遂聊胜之外，屡次攻伐孙权、刘备，皆无果。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曹操用无数人的鲜血为儿子清理出了一条篡权之路，并止步于“周文王”耳。
就“唯才是举”一项来说，尽管《求贤令》颁布于建安十五年和建安二丄十年即曹操的晚年时期，究竟效果怎样，史料似乎没有记载，但的确可以略猜一二。三道《求贤令》下达后，并没有出现官渡前后门庭若市、智囊云集的场面，我想这也许也是曹操始料未及的。
所谓书面作秀永远比不上实际行动。建安十三年以不孝的罪名诛杀孔融并收其儿女，这本质上就与第一道求贤令中盗嫂受金全然不顾的理念背道而驰；建安十七年荀彧以忧薨，曹操丄逼死自己最得力的谋臣人人自危；建安二丄十一年更是以压根难以成立的莫须有罪名干掉了崔琰、毛玠——同样的肱骨之臣。
求贤令如是，待贤人如是，真求贤否？
三道求才令中曹操共举出五种人才：“至德之人放在民间”者、“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者、“文俗之吏，高才异质”者、“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者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曹操前期奔忙于战事，他需要各种智囊为自己出谋划策。领导者需要批评意见，需要及时改正自己的过失以便成为更好更称职更得人心的领导者，这样才有士气、才有凝聚力、才会有一支百折不挠、战斗力旺盛的军队。
曹操后期沉湎于政丄治，着重为自己、为曹丕铺好后路，他在努力想成为周文王，汉庭不过是掌中玩物。他这时候需要的，是支持他的人，是给他建议教他谋权的人，而不是唱反调的。他再不会是那个爱听批评乐于接受意见的曹操，那些各种各样的尊汉的劝退的意见，只是在他通向权利巅峰的路上最烦人的挡路牌，只有一一清除，才能稳固地位，逐步蚕食这个原本行将就木的王朝。
曹操中年和晚年经历的、追求的都不一样，他所需要的人才，更不一样。有些人尽管追随他一生，但是当无用而有弊的时候，只有清除。
官渡结束后曹操烧掉了所有通敌的信，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敌人，都有可能变成朋友。
建安二丄十一年崔琰因为一封曲解的信被诛，因为曹操知道，所有的朋友，都可能会是敌人。
江山还是那个江山，只是曹阿瞒的心，变了。


谨此怀念策吧第二次青训

也谨此怀念曾经的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