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是韩非的第一个信徒，基于秦国累积下来的国力
和运用韩非的理论，果然削平六国，成为“千古一帝”。但做
了“始皇帝”的他对《韩非子》中的《备内》、《八奸》并没有学
到手，结果自己死后，就被“八奸”中的第二奸“在旁”即左右
近习和第三奸“父兄”中的次子串通起来搞了一次宫廷政变。
秦始皇对八奸中的第一奸“同床”倒是给予充分注意，生前没
有让她们擅权，死后让她们殉葬。但对于其他“利在君死”的
人却没有注意。此外，秦始皇对《备内》中早已分析到的“春
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然而法
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是以其民绝望，无所
告愬，大臣比周蔽上为一”并未完全理解，可能是《韩非子》中
大量篇幅用于分析君臣矛盾，对“卑贱”者仅这里提了一下未
引起秦始皇的注意。这几句话前半段正仿佛是针对赵高、胡
亥勾结李斯而发，其中一个人是“利在君死”，另两个人则是
“尊贵之臣”，他们“比周蔽上为一”，“犯法为逆以成大奸”。后
半段文字又仿佛预见到秦末农民固不能忍受秦国的苛政，因
“绝望、无所告想”而起来造反，推翻了秦王朝。按秦法，流刑迟
到就要处死的情况，正是韩非指出的“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
以诛，常于卑贱”。虽然在《韩非子》中提及这类情况极少，但这
几句话极为重要，表明韩非已想到这方面存在问题，只是他过
于一心一意地为君主着想，对这个问题并未再进一步深入思考
和提出像对待臣下一样的详细设想。从这里既可以看出韩非
的内心矛盾，也说明韩非确是战国末年的一个奇才。
    

如果说韩非论术心机太深，心术不正，但从其所论内容
看，确实针对了当时的实际。从《春秋》、《战国策》（虽为汉代
所辑，但其原始史料在战国时代已存在了）中所记当时国与
国间的矛盾、国内君与臣的矛盾中确有不少事例，虽然韩非用
这些事实作为论据带有片面性，但如何对待这些事实则体现
了韩非与孔孟间的区别所在。韩非论术，正是根据这些事实
为君主出了相当周密的主意。

仅从篇幅来看，《韩非子》中探讨“术”的部分超过探讨
“法”的部分。从内容来看，这部分论述往往开始时令人感到
意外，细想后又对他分析人类性格中的弱点及自私处之深刻
感到惊异和难以企及，许多例子甚至令人感到阴森可怕。所
以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称韩非为“法术家”而不仅仅是法
家，是一针见血之论。由于阴森可怕，韩非也知道自己的讲法
会发生“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的后果。事实上中国历代精
明的统治者对于韩非的这一套思想都是采取了“阴用其言”
而决不张扬的态度，公开张扬的仍是孔孟的仁义道德。
     《韩非子》中用大量篇幅研究“术”，从一种角度看，是补充
了法；而从另一种角度看，是冲淡了法，使治理国家的途径有时
偏离了公开的法而依靠隐蔽的术，甚至依靠术多于依靠法。其
结果使一切好处都归于君主一人。这正是韩非自己感到超过
商鞅并引为得意之处，但也为此后中国政治中采用黑暗手段提
供了理论依据。初期的法家进一步向“以法治国”，以国为本位
发展是一个方向；进一步向用术统治和以君主个人为本位发展
又是一个方向。向后者发展的结果就使法家不等于法治，更不
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与法治表面上都倡导法，其实质却
是南辕北辙：法治出于“公”，君主（或国家元首）与众人都要服
从法律；而法家则似“公”而“非公”，仅仅为君主个人谋求一
切，而在理论上将君主与国合为一体。韩非以前，申不害、慎到
都有不少地方讲术，《管子》和《商君书》中也有讲术的成分，但
都没有系统地论述过。韩非第一次对于法和术的关系作了理
论上的探讨，并且明确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再加上阐明了势对
法和术的支持作用，将法家的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但也走
上了另一条路线，距离真正的法治却远了。

但《韩非予》中的术，有相当部分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
如听言之术，用人之术等。不能因他的“术”含有不少阴谋诡
计成分而一概否定。《韩非子》中有关术的内容相当丰富，这
里只能摘要阐述其中一部分，将这一部分与中国各个封建王
朝的历史进行对照，就可以看出其所起的作用。
    一、术的含义及其特点
《韩非子》中有二处对术下了定义：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
课群臣之能者也，此入主之所执也。”（《定法》）
     “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难三》）
     术应当由君主独有，用来控制臣下，在职能上是用人之
权，黜陟之权。因此不准臣下也用术。在使用术时，必须是莫
测高深，除了君主本人外，不能让他人知道。如果臣下想知道
君主的术，这一企图本身就构成犯罪。这一基本观念在以后
中国历史上继续为统治者所祟奉，如《汉书》上就将《韩非子》
中术的内涵扼要地归纳为五点：“擅生杀之柄，通壅塞之途，
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
（《汉书.公孙弘传》）

按照韩非的论述，可知术具有三个特性：一是非成文性，二是机密性，三是独占性。
     首先，术是不成文的。法是“著之图籍，设之官府，布之百
姓”的，用作治理民众的规范，必须公开才能起作用。术则并无
一定规律，完全是君主根据其自身利害而相机使用的手腕。
     在《外储说右上》中有一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了术的运
用：薛公田**魏昭王宰相，昭王左右有二个人阳胡和阳潘很
得昭王重视却不肯站在薛公一边，对薛公是个隐患。他想出
个手腕，把二个人请来，与他们赌博，每人给百金作赌本。不
久又给每人加二百金。赌了一会，传达来报说门客张季求见，
薛公马上发怒，将兵刃交给传达，说：“他一向不肯帮我，把他
杀了！”大家一楞，这时张季的朋友劝薛公说：“不是这样，我
听说张季最帮你的忙，只是在暗中帮助，您不知道罢了。”薛
公马上又变过脸来说：“过去我听说他不肯帮我，所以我想杀
他。现在知道他在帮我，我不会忘记他。”于是送张季粮一千
石，五百金，二辆马车，再加宫中二十名美女。阳胡、阳潘见
了，议论说：“帮薛公一定有利，不帮薛公要受害，我们为什么
不帮薛公呢？”
     这类事既不可能公开其动机，又不可能形诸笔墨，更不可
能立法，甚至口头都不能讲，只能是暗示。所以术的第一个特
点是不成文性。《韩非子》对此事详论说：“薛公以人臣之势，假
人主之术也，而害不得生，况错之人主乎？”（《外储说右上》）
   

     翟璜是魏王的臣下，和韩国很亲近，他暗中请韩国的军队
攻打魏国，然后替魏国向韩国求和，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对
于这种情况，韩非一个原则是“令臣于外为制于内，则是君人
者亡也”（《八奸》），认为在与他国关系上特别不能让臣下有
权，更不能让臣下用术。在对外关系上，韩非赞赏的是君主用
术，他在《内储说下》中举了个例子：郑桓公要袭击郐，先打听
了郐国的豪杰良臣和辩智果敢的臣下名字，然后在郊外设坛
祭祀，声称将郐的良田封给他们，将官爵封给他们，又故意将
封赠等埋起来，好象暗中与他们有盟约一样。郐君果然以为
这些臣下与邻国有勾结，就将他们都杀掉。于是郑桓公袭击
并轻松地打下了郐国。这类诡计到现代还在运用。
     在内部关系上，韩非也举出不少例子，如《内储说下》写
了这样一件事：季辛和爱骞二人有仇恨，司马喜新近也和季辛
闹翻了。于是司马喜叫人暗杀了爰骞，中山国君以为是季辛
杀的，就杀了季辛。这是讲臣下用了术而君主不察，因而是韩
非所反对的。至于君主对臣下实行暗杀，韩非则是赞成的。
在《八经》中韩非提出，想杀掉某个臣下，如果没有理由，杀了
他对君主名声也有影响，就可以用赐饮食下毒的办法谋杀，或
利用这个臣下的仇敌去杀掉他。这些都是君主独有的权力，
臣下不能用。

韩非主张的是“寂乎其无位而处，谬乎莫得其所。①明君
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主道》）。前半段话要求明君寂
静得像不在君主的位置上，空虚得让臣下、民众不知道他在那
里，这点与老子相合。但进一步引申为要使臣下在下面吓得
战战兢兢，这就是韩非的发挥了。因为老子明白地说过：“太
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
第十七章》）这就是说：按老子的原意，使下面畏惧的君主是
很差的君主。使用同样的前提却引向不同的结果，道家就变
了法家。
     《主道》中指出，君主用韩非式的无为可以使臣下一直提
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君主赫然震怒起来，象雷霆轰击一样，
谁也无法逃避君主的惩罚。这样臣下为保住自己的职位只能
附首贴耳地按照君主定下的规矩办事，君主则按照臣下的才
能来安排他们的工作，这就叫“习常”。②
    

第三，君主以无为制臣下之有为。韩非的无为与老子的
无为的另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
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八经》）。如果君主只是自己发挥
一已能力，那就不是无为了。韩非对如何当好君主这一点看
得很透彻，他认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与其靠自己一人的
力量，不如用一国的力量。君主靠自己动脑筋，如果想对了，
还是自己吃力；如果想错了，还得自己负责。韩非还对如何当
好君主进行分层次的比较：自己有为是最差的君主，中等的君
主会利用臣下的力量，上等的君主还要会使用臣下的智慧，要
臣下出谋划策。
     韩非指出，君主所以要避免自己事必躬亲，是因为如果能
充分利用臣下的智慧，君主根据所有臣下的智慧来判断事情，
君主的智慧就无穷了；能使有能力的人贡献其才能，然后君主
量材录用，君主的才能也就无穷了。
     第四，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罚。这就是君主无
为的优越性：自己不亲自做事，而让臣下出主意，做工作，事情
办成了当然是君主的功劳，如果办坏了，就是臣下的罪过。因
为主意是臣下出的，出了坏主意，当然要负责。如果主意是好
的，但没有做到，君主还可以按照“循名责实”的原则要求臣
下的实（就是所完成的结果）能符合名（就是所出的主意）：如
果不符合，君主仍然可以惩罚臣下。
     第五，形名参同，君乃无事。要想做到有功君有其贤，有
过臣任其罚，需要用具体办法，韩非设计的办法就是形名参
同法。
     君主想让臣下出力并承担失败的责任就必须依靠法（赏
罚的标准）、术（控制的手腕）和势（执行赏罚和黜陟官吏的权
力）。依法确定赏罚，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形（实际）和名（名
义）的关系。韩非用哲理化的语言阐述了名与实的关系：
故虚静以待之，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者
知实之情，静者知动之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
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主道》）
     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
人执一以静，使名自正，令事自定。（《扬权》）
     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调和。（《扬权》）
同合形名，民乃守职。（《扬权》）
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功名》）
    

从这些提法中归纳出韩非对形与名的看法：名就是名义，
接近于现代语言中的规划和目标；形就是所做到的实际成果。
臣下按照君主所定下的规划完成实际成果，经考核所完成的
实际与君主所掌握的名义相符合，就是形名参同。有时名
（主意或目标）也由臣下自己提出，君主并不自己出主意。这
就是“虚静以待之，令名自命也”，然后由臣下自己按照所提
出的名来实际完成，这就是“令事自定也。”这一提法和“下君
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是一致的。上君自
已不提主意，不表倾向，只是叫臣下自己提出主意（有言者自
为名），然后自己去办出结果来（有事者自为形），君主只处于
监督者的地位。按照臣下自己提出的主意看是否对，再看臣
下办事的结果是否与自己提出的主意相同。形名相符者给予
赏，形名不符者绘予罚。其结果就是“形名参同，君乃无事
焉，归之其情”。
    

韩非在另一篇文章《二柄》中的论述就是对上引哲理性
（或是抽象化）的提法作出进一步解释：“为人臣者陈而言，君
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
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
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
非不说其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
     《南面》中有一段话也有类似的意思：“其（指臣下）进言
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不
赏，则群臣不敢饰言以憎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
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这些话移到
现代，就是指下级预报计划，如完不成要罚，超额完成也要罚。
这些想法看来似乎难以理解，实际上韩非所指是名（计划）实
（完成）不符，如从实用角度考虑，超额完成也会使整个计划
打乱。韩非想出这套办法不易，执行起来更不易。
     从这些例子看来，韩非论述形与名的关系，虽然与名家有
关，但名家重在形式逻辑上的论辨，而韩非却着眼于政治上的
运用，前者是学院式的，而后者是实用式的。正像韩非的无为
与老子的无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引申下去却完全不同
了；韩非谈人性利己与苟卿谈性恶的出发点相同，但引申下去
也走向相反的道路。
     韩非一方面主张君主以无为制有为，另一方面提出实施
这个原则的办法，就是“形名参同”，“君操其名，臣效其形”。
其结果就能达到“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的
目的。

三、自神术
     君主要自己“无为乎上”而使臣下“竦惧乎下”，自己“无
为”而用“循名责实”的办法驱使臣下“尽其能”、“效其材”、
“尽其武”（《主道》），这需要有一套办法。赏是“功当其事，
事当其言”以后的结果；罚是“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以后
的结果。但怎样能在结果出现之前就能使臣下“竦惧”和替
君主效劳是个问题。因为君主本身并不一定有本领，却要
“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为了使既贤且智的臣
下为一个不贤不智的君主去效劳，除了君主掌握的势和依靠
势执行赏罚外，还得用另一种手腕。韩非总结了过去的历史
后提出一个基本原则——无为，和相应的一套方法——自神。
韩非的一整套术中本身存在一个大矛盾：君主既要无为，又要
在听言、用人、制驭等多方面不断运用权术，这样，君主就决不
能无为。他既要防止臣下篡权，又要警惕妃嫔谋害；既怕儿子
等不及来抢夺王位，又怕近侍不忠心而内外勾结。做事要诡
密，为了怕说梦话泄漏机密，睡觉时把后妃都打发出去。不相
信任何人，于是一切都要自己掌握而不让臣下利用赏罚的大
权。因此，实际上君主并不能绝对地无为。秦始皇一天要看
一百多斤竹简的公文就是实际例子。面对这个矛盾，韩非还
是抓住了一个要点．就是用一层神秘的面纱将君主笼罩起来。
由神秘而生威严，以此来威吓臣下和民众。这比商朝、周朝用
看不见、摸不着的“天”来威吓臣民，更能令下面感到现实的
威胁而不敢妄动。韩非认识到，要对付儇鳉智慧的臣下和
民众，就必须使君主“神秘”起来以代替天上的神，否则就会
无法控制，因此提出“主上不神，下将有因”这个关键问题。
君主越是神秘莫测，臣下就越发战战兢兢，而神秘之道在于隔
开距离。为此，韩非想出一整套使君主神秘化的办法来控制
臣下。

办法之四：对臣下的使用上，做到“人主之行制也天，其
用人也鬼。”（《八经》）
     君主的赏罚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用人。《韩非子》中一再
叮嘱君主必须学会保密，而且在对臣下行使赏罚时还应像天
一样公正无私，高不可测。①控制臣下所用的手腕则应当像
“鬼”一样的隐蔽和不可捉摸（在下面“用人术”节中详述）。
     韩非对君主不能保持神秘的严重后果提出警告：“脱易
不自神曰“殚威”，其患，贼夫酖毒之乱起。”（《八经》）如果君
主疏忽大意，就不能使自己像神一样有威严莫测的力量，其危
险是有可能产生被后妃毒害的后果。《梼兀春秋》曰：“人主
之疾死者不能处半。”历史上汉武帝在册立太子后马上将太
子的母亲、他自己所宠爱的钩弋夫人赐死，这不能不令人想
到，历代皇帝（至少是汉武帝）是否将《韩非子》一书当作枕中
秘宝在揣摩学习？
     韩国是战国时七国中最弱小的一个，但韩非心目中对韩
昭侯的评价较高，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韩昭侯是重用申不
害而相信术的一位君主，他用“术”将自己打扮成无所不知。
这样的故事很多。如韩昭侯假装失去一只指甲，叫臣下去找，
以试探臣下是否忠诚（见《内储说上》）。又如韩昭侯了解到
南门外小黄牛唷苗，于是故意下令说：“明令禁止牛马在田里
吃禾苗，为什么不遵守？马上去查明报上来。否则要治罪”。
东、西、北三处都报上来了，昭侯说“还有没有查清的”，再派
人去查，果然查到南门外还有小黄牛吃禾苗的事。臣下就认
为昭侯非常明察（《内储说上》）。另一次，韩昭侯叫内侍将自
己的旧秩子收起来，内侍说他太吝啬了，连旧衭子也不肯送
人。昭侯说：“明主一颦一笑都不轻易表露，必须有一定的目
的，所以这条旧衭子也要对有功的人才赏。”（《内储说上》）这
一系列故事都用实际例子阐明了“术”的运用原则。


韩非还提出：“听不参则无以责下。”（《八经·参言》）如
果不是从多方面听取意见加以参考比较，君主就无法判断是
非及事情的是否可行，因此也无法考核臣下的办事效果。
     （二）不要根据进言者地位高低来判定他的发言是否正确。
     韩非列举了数十种可能导致亡国的迹象，在第六种迹象
中指出：“听以爵，不以众言参验，用一人为门户，可亡也。”
（《亡征》）君主听取意见时，如果抱着地位愈高意见愈正确的
成见，而不用众人的话来参考、检验；或者只用一个人作为门
户，让意见必须通过这个人才能上达，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亡国
的后果。
     （三）关于“参听”的技巧。
     首先，要听取众人意见。韩非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聪明，
个人所能听到、看到的是有限的。韩非尖锐地批评了传说中
予产单凭听到妇人哭声不正常就分析出她谋害了丈夫的故
事。有人以为这是子产明察，韩非对此却持不同看法，认为一
定要等自己耳目接触到才察觉奸恶的事，能察觉的事就太少
了，应该依靠众人考察人，也就是要善于听取众人的意见。
     其次，要能听取与自己相反的意见。韩非指出：“夫良药
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人而已己之疾也。忠言拂于
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外储说左上》）这点说
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韩非特地指出是有见识的。
     其三，即使是众人的意见也未必可靠。想到这一层就更
为深刻了。韩非用一则历史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鲁哀公问
晏子：“俗话说：‘办事不和三个人商量就会迷惑’，现在我办
事总是和群臣商量，可是鲁国还是混乱，这是什么原因？”晏
子说：“古人说‘办事不和三个人商量就会迷惑’是指一个人
的意见可能错，两个人的意见大致对，三个人就可以算众人，
所以说做事不和三个人商量就会迷惑。现在鲁国群臣都听季
氏的话，众人所说的话都是季氏的私意，人多还是等于一个
人。”（《内储说上》）这表明，众人所表示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
众人真正的想法，有权势者可以操纵众人的意见。
     在听取众人意见时，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韩非在《八
经》中指出：国家有事时要**各方面的智慧，先分别听取各
人意见，然后再集中讨论。如不事先一一分别听取意见就集
中讨论①，后面发言的人就会不独立思考而故意与前面的意
见不一致以标新立异，这样就分不出智和愚。如不集中讨论
也会因众人意见不一而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就会把事情拖下
来，结果最后还是君主自己来解决。如果先分别听取意见，就
不会上别人的当。两种情况，前一种是依附有权势者的意见，
后一种是故意标新立异，显出与他人已发表的意见不同。但
二者都不代表发表意见者的真正想法。韩非认为这些名为听
取众人意见，实际上都没有听到众人真正的意见。这个见解
是相当深刻的。

（一）控制臣下的基本原则，首先在于建立考察臣下的正
确方法。
     韩非提出君主应将多种办法综合运用来进行考察，即多
方征求臣下的意见，使计谋规划得更好；然后从各个方面考察
臣下的言行，责罚有过失的臣下。《八经》中强调：征求臣下
的意见一定要反复盘问，考察臣下的言行，一定要有严厉的责
罚；不反复盘问，臣下就会欺骗君主，不严厉责罚，臣下就会结
党营私。君主盘问详尽，就可以知道臣下的知识究竟有多少；
惩罚了为首分子，就可以不牵涉众人。观察各种情况和听取
多方面意见的作用，在于惩罚结党营私者和嘉奖与坏人划清
界限者，处罚不检举揭发者和加罪于同流合污者。君主了解
了各种说法后，一定要与天时、地理、物事、人情结合起来考
虑，使各种情况都能相符，于是就可以看到事物真相了。
     韩非提出多方考察，听取情况，其主要目的就是防止臣下
撒谎和结党营私，所以对经君主多方考察后情况不符者要给
予严厉惩罚，对独立思考、不与众人结为朋党者应给予奖赏。
这样君主才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与天、地、物、人参合比照，
掌握事情真相。韩非相信只有掌握真相而且从多种角度看问
题才能作出良好的谋画（“行参以谋多”），这里反映了一种唯
物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