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毛朝不是马克思设计的模型之类的建构社会的观点，是典型的道德治国观。从技术角度上说，马主义一到小农社会，肯定就变成这种所谓的伪马主义，是不以马的初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的原本状态不是建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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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确实有。实际上由于马恩主义计划体制，是一个排斥货币经济的社会，当然就没有货币持有意义上的“贫富差距”了，这就是民粹精英们鼓吹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但是物资配给意义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朝鲜天堂里，金家几个太阳在几百万饿死鬼映衬下，那几个怎么看都是体重超标的伟人形象！此为患有富不患有特权！
特权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由于残留特权的寻租作用，而令掩盖在“均贫富”表面下，财富分配极不均衡的特权和“人权缺失”，而表现为寻租者富，特权者富，权钱交易者富！难道这是市场经济“造成了贫富差距”吗？明明是“公有制是贫富差距的原因”，“计划经济的划拨造成贫富差距表面化”。另一方面，从水洗一样贫穷的毛朝到现在，在市场经济的极端初始状态下，仍然能最终消除公有制造成的初期贫富不均，已经说明了，市场经济并非社会贫富差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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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服务于他的资本论，也同样取材于进化论。可惜，马克思对进化论的关键性理解是错的：他不理解进化树，用进化条，取而代之了。翻开手上几乎是任何一本国产讲述古人类进化史，和古人类社会进化史的“科学书籍”，看看在它们的描述里，人类是不是按照“南方古猿——直立人——现代人”，（这已经有点西方化了），更落后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再看马列社会发展史，是不是也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个从根本结构上就错误的“社会发展史”，所导出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科学的共产主义”，能有多少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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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进化论早就已经不再是达尔文时代原始的进化论，早就超出了仅仅通过化石环节匹对生物亲缘关系的初级阶段。遗传学的证据为生物进化，也为人类的溯源提供了另一渠道的进化证据。人类学则以进化论为手段，早就开始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作全面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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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预设了公有制极大优越性的前提，倒还可以认定是贪官贪污了本来属于老百姓的财富，所以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文革的理由。但遗憾的是世界历史上的所有公有制，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东方孔儒的；无论是伊斯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清一色越是清廉无私的社会，越是穷得丁当响的，反而被指责贪污腐败的，反而还多少是有点财富的。“越是没有贪官就越穷”，问题显然出在公有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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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在三十年代曾经说，“凯恩斯主义这一‘新经济学’，是建立在错误的流动性偏好的假设上的完全错误的主观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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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盲目推崇一种“永不妥协，永不让步，永不合作……”的“美德”；反正就是茅厕石头又臭又硬，自称为“坚定、信念、信仰”；其实是一种利于君权的绝对的道德观；这种所谓的中华美德，实际上是“自私”。只要是在人类社会，与人合作，就离不开妥协，谅解。所谓的永不妥协的中式传统美德，只不过是极端自私，极端愚蠢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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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逻辑集其要素测不准就没意义，这是新制度学派那些假设模型。假设模型和抽象模型是两回事。行为人假设的建模加入产权这个概念了么？完全没有，很轻易就能博弈出资本家宁可破产也要瞎折腾的博大精深的理论，可是在现实中有实际意义么？
“每个人的最优方案，是其他人对他的预期”本身既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外延循环，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我设计个方案，他知道我的方案了，他设计第二套，如此绕下去无穷无尽，这本身就违反哥德尔定理，同时对应纳什均衡的实验条件的达成也是一个无法证实的断言。然而市场信息却是动态的。
引入监管怎么解决？首先注意交易成本是由第三方（政府监管）衡量，本身就违反了边际效用，同时政府掌握的信息本身就不可能达成对称，而且引入第三方以这种假设前提本身相当于在博弈的过程中考虑到第三方的作用将要素加入其中，会导致更复杂的方案而不是简化博弈过程，这还不算有权的只是来寻租了。
寻租在体系中同样无法解决，谁监督反贪局？谁去搞定监督反贪局那个局？同样是无穷无尽。再加上动态博弈的逆向递归，就是在无数个子环境中调用纳什均衡，考察重复博弈中的自我实施行为的集龘合（此时已经是纯集龘合论的运算）。当进一步地要求对所有可能的博弈组合的考察（无名氏定理/不完全监督）
这就完全是在诡辩了，他们的体系模型里面连误差到底有多大都说不清楚。不相信老百姓自己能保护自己，而却拿这套东西声称交给他们就能搞定，反倒信了？有人声称能测得准方法论与量子力学相似的市场，可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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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没有价值呗？那这种还停留在19世纪以前的观点理解中国的症状在哪肯定会栽跟头，我们现在用于出口导向的产能实质上是太高了。不要给价值定属性，对老百姓而言价值也是中性词，如果能赚到钱，有区别么？工业化的本质是增加格式化自然资源、提供产品的效率，以更少的人力物力，提供更多的产品，也就是说随着技术进步肯定有个人力缺口，这些人都喝西北风去？人的消费体验是有边界的，不可能在制造业上无限投入，因为没人买。好比牙刷，这玩意物质资源极大丰富了，你一次能用几个？历史上的刘易斯拐点就是农业转型拐点，是农业从N0.1产业退居二线，让工业顶上的时期。工业品的卖方市场，变成销售员有提成的买方市场。如此类推，则必然也存在一个工业退居二线，让服务业顶上的时期。工业释出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同样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但保障程度会比第一次转型好，应验于美国1970-2010年的经济转型。这是第二次刘易斯拐点。
我们总宣传，GDP超过美国了，国家实力就超过美国了，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价值依托了以后纯粹胡说八道。80年代以后的美国，GDP主要是购买中国日本等卖血低估汇率的出口产品的欠帐，因此无论从GDP/GNP计算，美国的GDP大约都等于中欧日对美国的净出口，而不会超过太多。他们GDP增长缓慢的原因是这么来的，不是经济衰退，而是没有必要，中国收藏美元几乎不消费，他们制造什么？制造了卖给谁去？
类似于皮肉生意当然是纯消耗，可是你认为没价值，对别人来说不见得没价值。这是边际效益理论指出来的跟所有的均衡学派都不一样的地方：价值观是测不准的。这样所有通过行政手段来保持刚性需求的均衡理论实际上都没有立足点了。对于认为其有价值的人，他首先要赚钱，才能去享受服务，这样社会中的价值增值就产生了。
保持着卖不出去的产能实质上是不间断的成本流失，是人类社会的损失，乃至于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先不说同种原材料有限，这种没有淘汰环节的飙产能也是几乎没有技术更新的），到最后只会以萧条乃至于更严重的饥荒来结束。服务业的在社会中的供求角度的性质同样是投入更少的资源，养活更多的人。好比去饭店吃大餐，食材（制造业环节）才几百，可是花了几千块，这些钱就间接养活了厨师服务员采购员等等更多的人。
而这也看出来一点，如果我们这种剥夺国民内需的出口导向不改，那么我们的GDP如果想超过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尖端制造业一直没有放弃，制造出来的产品换取我们的低端制造业，自己压根用不到什么制造环节了，而民富的程度却一直没有降下来，同时美国国内省下来投入到这些低端制造业的成本（低估的汇率差部分是净利润），之后可以投入更多的经历去搞尖端制造业。剩下的人力缺口全被自然替代为服务业。所以说美国老百姓活得不累，同时技术上仍然保持着优势。
即使对我们的国家战略层面，如果持续搞这种卖血的出口导向，那么我们的尖端工业几乎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调控汇率后出现的高通胀导致经营环境太恶劣了，完全不利于企业搞科研，和重工业，制造环节自然而然的集中在轻工业上。对老百姓也是干的活多赚的钱少。
其实我们现在放弃汇率管制把产能降下来有好处，日本在g协议以前，不但通胀高，而且即使是技术层面，他们那些重工业的财阀的技术也落后了。汇率升上去之后才再度赶上来，同时国内的物价，通胀严重的地区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
工业**最初出现的原因是因为人手不够，英国当初的人手绝大多数被拴在农奴庄园上，而他们面前出现整个欧洲对于纺织品的需求，才搞的技术革新。而不是什么有黄金了就造机器了的那种胡说八道。
如果我们拒绝服务业，那么就相当于无限制的在制造业环节堆积廉价劳动力（参考现在的农民工政策），怎么可能搞技术革新？在整个生产环节人力同样是一种原材料，如果人力太贱了，那么为了节省成本才会出现的工业化，会有技术革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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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可以看作是对抗衡奥地利“个体主义”方法论，希望将其融入均衡体系，为经济学的本身求得拉赞助的生存空间的努力的产物。
芝加哥学派为了向均衡经济学靠拢，而引入了个案统计的实证经济学，目的是为了架接奥地利学派“个人主义（人权）价值判断” 与“社会公共政策测量”的桥梁。即用一个集体福利函数的积以描绘“人权独立判断”的社会定量效果。英国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则完全认同了人权价值判断的先决条 件的时侯，却跑去深入研究“个体价值判断”中的先验性条件，这样就产生了机会成本理论。其实是另一种方式，亵渎了人权自主选择的完整性。最终诞生了今天所 称的新制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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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预计到剪刀差趋势的发生，但要准确预测出发生的时间空间，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存在着测不准的边界。这一不确定性的边界，可以通过追加的实证信息加以压缩，但是不可能完全消除。或者说，只有已经发生的事件，才是确定的。
时间确实是经济学过程解释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个人判断与客观发生的不完全吻合，也就是今天主流传媒所称的“不理性”，“投机”，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时间要素所发生的不确定性作用。
正是因为时间要素的不确定性，令到精确均衡为目的的数学函数的引入，以求得到管理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成为一种伪科学。这与对统计学意义上的历史学派的“统计”的不具统计实证意义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实际上，数学引入经济学，正是经济学希望从“管理授权人”手中得到赞助的一种尝试，而不是经济学术本身的需要。数学对于经济学的作用有限，并非主要因为奥地利学派所称的“时间因素难以计算”，而是人权主权判断的份量，别说数学计算，就算是定性都难以由他人描述。
芝加哥学派可以看作是对抗衡奥地利“个体主义”方法论，希望将其融入均衡体系，为经济学的本身求得在行政层面生存空间的努力的产物。
芝加哥学派为了向均衡经济学靠拢，而引入了个案统计的实证经济学，目的是为了架接奥地利学派“个人主义（人权）价值判断” 与“社会公共政策测量”的桥梁。即用一个集体福利函数的积以描绘“人权独立判断”的社会定量效果。英国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则完全认同了人权价值判断的先决条 件的时侯，却跑去深入研究“个体价值判断”中的先验性条件，这样就产生了机会成本理论。其实是另一种方式，亵渎了人权自主选择的完整性。最终诞生了今天所 称的新制度学派。
“个体主义”方法论，本身就是必然将奥地利学派边缘化的。
如果“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正确的，经济学就一定是边缘化的；因为不应该对经济加以干预；否则，“个体主义”方法论就一定是“不正确”的，行政干预的得益者，特别是中西方各国的公务员，这样告诉各国的纳税人！因此，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至少在国家主义还盛行的二十世纪，很可能还包括二十一世纪，是命中注定的逻辑。
说奥地利学派是边缘的，则完全忽视了，无论是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学派，都深受“个体价值”方法论的影响，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将给融入均衡经 济学的“奥地利学派的分支”。坚持“个体价值”观的弗里德曼曾一言不合，而被奥地利学派炮轰：“没有好与坏的奥地利学派，只有好与坏的经济学”，充分体现 了这种“融合”的分歧。弗里德曼是希望通过个体统计，为“个体价值的选择效果”，提供均衡干预的实证逻辑。而新奥地利学派则视为干预了个体价值选择的市场原则。这是从不同的角度目的（所谓利益和真理）的观点，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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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看来心情又焦虑了。
下午跟咱一个窝棚的来电话说晚上讨论点事，刚才去了，还以为有啥节目？结果说的是咱的事。
最悲剧的是居然担心咱是不是受啥刺激了，这两天总是自言自语。而且是声音很大那种自言自语，躲在茅坑里面的都听到了，门卫室的阿姨都听到了。说精神上受刺激了需要开导就直说，可以找我们谈谈心。生活上有什么不顺心的么？不是感情上的波折吧？这哥们你也没有女朋友啊？最近睡眠质量怎么样啊？有啥毛病尽快去医院啊，别耽误了啊，趁着年轻赶紧治啊，到老了就不好办了啊，陪你去医院也可以啊……
不想以这种方式成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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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凯恩斯的《货币，利息和就业》，如果人民币仍然锚定在某一标的物上，（象黄金，或者美元，或其他东西），那么产品收入的下降必定快于产品成本的下降（或产品收入的上升慢于产品成本的上升，二者等价），这实际上就出现了货币增加流动性的“效益边际”。因此要维持竞争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工资下降，这是凯恩斯和维纳（Jacob Viner）的发现，却是张五常坚决的主张，（注意区别）
这一“工资下降”实际上是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凯恩斯主义），因此工人在（凯恩斯主义＝张五常主义）下是承受着真实工资下降和货币购买力下降的双重压迫。
此即所谓滞胀（stagflation），即“就业停滞＋通货膨胀”
凯恩斯的所谓“新经济学”，尽管字面是批判马歇尔的英国传统（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英国自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以降的一脉相承。
凯恩斯的本义是“更多的低收入就业（即尽可能充分就业）”，胜于“不充分的少数高工资岗位”，实际上就是在劳动阶层之中的“均贫富”，要注意的是，可以控制滥发货币资本利益的金融垄断利益者不在“被均贫富”的行列（货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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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利的资本保证了物美价廉高安全性
越是计划控制物价，越是物价飞涨，要不就“物死了价不动”要配给了，仍然还买不到
市场的“万能”，只存在于通过交换调控供求平衡，达成社会最优化生产。
只要资本是逐利的，那么“为了暴利而故意忽视产品安全”就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只可能出现在企业的破产过程之中，为了避免破产平本，才会出现“拼一把（质量安全），拼得过就拼，拼得过就扯呼”的心理，是为了“巨大负债而铤尔走险”，而不会是为了暴利而昧着良心。因此当公有制信徒指责市场道德堕落时，实际上极可能意味着市场实业环境在公有制迫害下恶化，民营企业正在大量破产中
只要资本是逐利的，那么只要资本家是有利润的，资本家最大概率的行为就是追逐将这种利润固定化，长久化，成为可以依赖的长期收入；因此资本家第一件事就是投入更多的成本保障质量、安全、成全、完税、外部环境、买保险、宣称商业信誉……，总之在不亏本的前提下，保证这种收入变得可持续。这种可持续性就体现为企业的无形资产，世界上不会有人比资本家更珍惜自已的无形资产
而当资本家的无形资产（预期可持续的利润）初步建立后，资本家的最大概率动机，也绝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强化由于自已的财产增加而得到的地位提高，换言之，富人第一行为不是进一步追求财富，而是追求特权！因此资本家会尽力靠拢权贵，用权贵的庇荫代替辛苦的商业信誉的维护。如果能换取世袭的骑在国民头上的特权，资本家并不介意放弃自已的财产。无私，实际上是人类天性中最邪恶的品格。
更有趣的是，当资本家可以用财产换取特权后，就不再关心自已的商业信誉了，（已经变成了行政垄断下的寡头），对于质量和产品安全的关心，不可再与当初逐利创业时同日而语。结论就与人类近代工业史的事实惊人的一致了：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最为物美价廉的产品供应，而必定会唯利是图、锱铢必较；而只要是公有制社会，就必定只能供应质次价高，而且渐渐短缺、断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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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s的英国，名义上是已经解放了农奴，已经开始了工业**。实际上当时的农业人口，仍然占英国总人口的80%以上。而全国的登记地产，却只有一万多个。因为当时的英国农业，类似于今天的股份公司，是土地资本产权与经营人是分离的，（股东如股民是资本家，高管就是经理人）。土地庄园分成一个个独立经营的地产组织，庄园主人只是定期领取产出年金，日常的经营是租佃农承包负责。
简单换算一下英国当时的人口（750万）换言之，只有一万多个地主，平均每个地产庄园，有上千无土地的租佃农！这个比例可以帮助理解当时的声称已经被解放的英国农奴们，生活水平/社会处境是否好了？类似的还有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南方黑人租佃农（前黑奴），俄国尼古拉解放农奴后俄国农民，以及德国容克庄园里的解放农奴们。为什么解放农民，不是废除户籍制度，而是农村土地私有化，原因在此。
由于名义上的解放并没有分得私人的土地，因此“被解放农奴”的处境，比起农奴时代，大部分情况下，甚至变差了。这种情况与毛主席解放初土改后的中国农民情况类似，少了封建劳役，但要缴交的农业税负（公粮），反而更重得多。毛主席时代的“解放农民”处境甚至更差！因为英国等农奴可以拥有自由的农贸市场，可以获得高得多的收入。而毛农们，还有更重的封建劳役义务，当时称“义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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