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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117页）他还说，上述许多人就是在南开成长起来的。南开大学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生，也造就了许多学术大师，这是它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却被许多人忽略了。 对于南开的学术环境和人际关系，何廉有也比较详细的描述——
第一，张伯苓的人格魅力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说，张先生高大魁梧，质朴真诚，认真负责，乐观热情。交谈中，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说话，很少开口。熟悉之后，“我与他的交往发展到十分亲密的程度，……（他）成了鼓舞我工作的动力。” 第二，南开的人际关系令人神往。何廉说：“教员之间意气相投，关系十分融洽。除去讲授中文课和中国文学课的教师外，所有的教员都是从美国‘留学生’中延聘的。大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就是朋友了。行政部门的人员大部分是张伯苓在南开中学的学生，是在长时期为学校服务中提拔起来的。他们对学校和校长都忠心耿耿，工作埋头苦干，极其自觉而且工作能力很强。”何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其学术生涯的。他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他是很好的激励。 第三，简朴而充实的生活让人感到满足。与其他大学相比，南开的工资是比较低的。但由于它从不拖欠教师工资，因此许多人愿意选择南开。另外，为了弥补工资较低的缺憾，南开的房租很低，再加上社交活动很少，不正当的消费几乎没有，因此何廉认为“校园的气氛可谓简朴、安定、满足。”（同上，第123-124页） 正因为如此，南开的教师都以一种全力以赴地的献身精神在工作，他们用心专一，从来不到别处兼职挣钱，这符合潘光旦所谓应当给教师一点宁静的观点，也是南开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当时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把清华基金从外交部争取回来，用以改善教师待遇和教学环境，南开的许多著名教授因此去了清华。张伯苓深知南开虽然竞争不过清华、北大，但他坚信私立大学应该在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他提出：“我们有必要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决定停止竞争，争取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吗？”（同上，第128页）经过认真研究，张伯苓决定发挥地处天津的优势，成立经济学院，并实行教学、研究并重管理体制，经过几年努力，“学经济到南开”，成为人们的共识，南开的声望也大大提高。
“允公允能”的教育思想 关于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科学教育等等，真是见仁见智，五花八门。然而最能体现其教育思想的还是他在南开校训中提出的“允公允能”四个字（南开校训为“日新月异允公允能”）。《诗经•鲁颂》中有“允文允武”句，“允公允能”显然脱胎于此。据孔颖达解释，“允文允武”是“既有文德，又有武功”的意思。因此用张伯苓的话来说，“允公允能”就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对于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以及“允公允能”的深刻含义，在台湾的南开校友雷法章有过精辟而精彩的解释。他说：“‘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引者按，此处应为逗号）不为己用，而应该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引者按：此处逗号可能是误植）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依法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这些话说得多好啊！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这就是张伯苓提倡“允公允能”的原因。换句话说，贪污腐败的盛行，除了制度不良外，也是教育的失败。张伯苓还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只有到死的时候，才会腐化，活人是不应当腐化的。”（同上，155-157页）这话对于那些不知有“公”，不外无“能”之辈，应该是当头棒喝。 南开的管理非常严格。学校不仅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还规定学生不许蓬头垢面，不许体态放荡，不许言语粗野，不许奇装异服，不许随地吐痰，更不许饮酒、吸烟、赌博、早婚、冶游，考试不许作弊。据说校内每幢楼的门厅内都有一面大镜子，上面都刻着这样的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重正，肩重平，胸重宽，背重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张伯苓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大缺陷是死读书。他反对把学校办成单纯灌输书本知识的场所，反对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俘虏。他说：“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同上，第31页）许多人在回忆张伯苓时都谈到两件小事：一是他不许学生吸烟，但自己却吸旱烟。当学生指出时，他将烟袋一折两段，从此再不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