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食货志》，凡三千余字，对散见于旧史的辽朝经济情况进行了整理，概述了辽朝二百余载经济发展历史，虽不免有所漏缺，然亦可观其大貌。读《食货志》，略作随想若干，录于以下。一，重视农业的草原帝国契丹源出东胡，立国塞北，是典型的游牧渔猎民族（畜牧政渔以食,皮毛以衣）。加之辽太宗灭晋以后，驻扎中原之契丹军兵皆不给配发粮草，需以“打草谷”供应军需（「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史·兵卫志上》）。这些都给世人留下了契丹不事农耕，农业落后的印象。《辽史·食货志》（以下简称《食货志》）也记载：“（契丹旧俗）马逐水草，人仰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 辽初农业落后，大体可能也是实情。但是契丹统治者却相当重视农业，《食货志》将辽代重农政策追述到匀德实时代，说他“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 耶律阿保机巩固帝位后，也实行了“弭兵轻赋，专意於农”的举措。辽太宗对于中原的统治虽然是失败的，但在辽地却有“劝农桑，教纺绩“的善政，证明辽朝并非单纯依靠游牧经济和战争掠夺立国。辽朝建国以后，原有的游牧渔猎经济完全不能满足庞大国家机器的要求，辽初契丹兵以“打草谷”的办法补充军粮，恐怕也是粮食不敷国用的体现。因而辽朝贵族对于农业经济对于国家之重要性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食货志》中载：辽太宗找大臣问军国要务，大臣们说“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辽太宗听罢，便“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辽军每次南伐，路过幽州，“不得久驻，恐践禾稼”（《辽史·兵卫志上》）即是明证。辽朝先灭渤海，后取幽云，获得大片农耕地区。经过苦心经营，到辽景宗时，辽朝农业经济实力已相当雄厚。对此《食货志》中有”保宁七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的记载。照此粗略推算，仅契丹这一次对北汉的粮食援助数额，就相当于北宋仁宗朝苏州田亩六七年的两税收入。北汉亡国时有户口三万五千户，按平均每户五口人，平均每人每天口粮1.5升计，估算下来，这批援助粮食大约够北汉全国军民两个多月食用。可见地瘠民贫的北汉之所以能与后周，北宋周旋近三十年之久，除了依靠契丹的军事援助外，契丹的经济援助也是重要原因。

按《食货志》说法，辽朝农谷之盛，在辽道宗初年达于顶峰。马人望任中京度支使不过半年，政府积粮居然能达到十五万斛之多！足见辽代边疆农业之兴旺，并非荒蛮落后之地。官粮不仅供国家日常开销，还能“许民自愿假贷”。国库粮食之充盈，“虽累兵兴，未尝用乏”，直到辽亡时未曾用尽，被金兵抢去，说明政府收支情况大体良好，与财政入不敷出的北宋形成鲜明对比（宋仁宗宝元年间，江淮漕粮“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宋史·食货志》）。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由于辽朝府库粮食充盈（辽自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馀），国初契丹军将不带军粮，必须靠四处打草谷供应军需的做法此时已经没有必要（何况辽太宗死前已对打草谷的行为做出了反思），从军事角度来说也相当危险（1044年辽兴宗伐西夏，李元昊坚壁清野，使辽兵无粮草可掠，军心动摇，大败而归）。纵观《辽史》，不乏对辽军屯田的记载。因此个人估计自辽中期以后，“打草谷”已经不再是辽军的主要补给方式，靠打草谷维持军粮的旧习可能已被废止。辽军内部虽然专门设有“打草谷家丁”这一兵种，但辽中后期的打草谷家丁恐怕跟西夏的擒生军性质类似，主要负责掠夺财富人口，而不搞军需供应。事实如何，尚待稽考。

二，对《食货志》所反映的辽代税制及货币情况管窥关于辽代税制，《食货志》的记载并不详尽。《辽史》对辽朝税收管理，具体产出数量、支出去向皆语焉不详，读《食货志》只能窥其概貌。《食货志》载：“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 照此说法，契丹在韩延徽辅佐耶律阿保机时才开始制定赋税制度，辽太宗时终于籍定户口，确定了中央征税标准和数额，赋税制度这才健全起来。
辽朝赋税制度的始作俑者是韩延徽。韩延徽本是刘守恭部下，也在后唐做过官，所以他制定的税制，按理说很可能是因袭唐末五代的两税法。然观唐两税之法，正税由户税与地税组成。辽朝幅员万里，所辖民族众多，地税一项只可能在农耕地区征收，不可能向游牧渔猎人口头上摊派，那么辽朝对于游牧渔猎人口是如何征税？至于户税，两税法原则上是按资财多寡来征收的，行之于辽地，是否也如是，尚有疑问，比如史书上就有“辽人士庶之族赋役等差不一”的记载（《金史·食货志二》），证明辽代赋税征收标准也参考门第。且辽朝实行藩汉分治的政策，同样是在农耕区，蕃汉之间，是否承担的赋税数额及类型有所不同？这些问题，《食货志》都不能作出回答。辽朝赋税制度究竟如何，需参看其它史籍，才能得出进一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