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正与一个叫英奇的荷兰女孩处于一段感情的最后痉挛阶段。她是个坚定的浪漫主义者和无政府女性主义者。这对她来说很难。她知道埃菲尔铁塔简直是个丑陋无比的阳性压迫的典型标志,但当她的上司命令她炸了那儿的电梯、这样就没有人能想当然地给勃起障碍分级时,她的脑袋里却满是对巴黎年轻浪漫的凝视以及那些写着Je t’aime的拆封航空邮信。
我们去卢浮宫看雷诺阿的展览,英奇穿戴了游击队员帽子和靴子,以防别人把她当成游客。“看这些裸体女人,”她说着,尽管我无动于衷,“到处都是身体,赤裸的,受侮辱的,被暴露的。你知道这些模特能够拿到多少报酬吗?差不多只够买个法国长棍面包。我该把这些画布从框里扯出来,然后去监狱里喊‘抵抗万岁’。”
雷诺阿的裸体女人根本不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尽管如此,当我们走到他的《女面包师》前时,英奇却哭了。“它打动了我,我恨它。”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