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西城谈到：‘一个作家做到金庸的地步，可谓苦乐兼尝。他一方面享受成功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又受着精神压力煎熬的苦处，正是茫茫然不知所措。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便是受尽这种心情的煎熬而踏上自毁之路的。 金庸比川端康成聪明得多，在事业上，他有《明报》，让他享受成功的果实，在精神上，他籍自潜修佛经和围棋来得到解决，所以他能超脱，不会有任何困扰’。 
从佛学中，金庸获得了心理平衡与精神寄托：“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见《探寻一个灿烂世纪》) 
第三， 金庸有非常惨淡的家国情怀。 
百年前的倭仁，徐桐犹能自慰：虽不及欧美富庶雄强，要论道德文章，中国终是天下第一。这种论调到了王国维/陈寅恪一辈就已经很难自欺了。再到金庸/高阳一代，答案久已彰明昭著地摆在那里：国势不强，这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甚或被认为毫无价值。 
高阳生平至感遗憾的是：没有学好英文，不能将己作亲手移译而使欧美人士亦得见识高阳小说写得如何之好。 
金庸/高阳的文学成就未必逊色于欧美名家，而文人著述总切望得到更大范围/更多人的欣赏，这都事属寻常。 
不寻常的是：当北海太守孔融被困于黄巾贼迫不得已向刘备求援时，至感荣宠的反而是被求助的一方：“孔北海亦知世间有刘备耶？”（《后汉书》），至于吾家玄德公久闻海内大名士孔融其人，则属题中应有之义，毫不稀奇。 
盖孔融，刘备二人在当时的位望，势力相差悬殊远不相侔也。 
没有一个欧美作家抱憾因不曾没有掌握中文而失去十三亿（！）可能的读者。以欧美之雄强，其文苑艺界诸名家亦必为举世所瞩目。其作品自由各东方民族最优秀的学人译者争相绍介。 
高阳此念此语，充分表露了处身于一个世界二/三流强国，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化人的尴尬与困窘。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其缘由人言言殊，众说纷纭。陈寅恪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王国维无力承受这种痛苦，终于率尔自戕。 
金庸像他的海宁前辈王国维一样，身罹此痛。相较于此一痛苦，其他各种苦难颇减份量，如此消除此一痛苦，一切牺牲在所不计，在所不惜。 
只要金庸能使自己相信造成父亲死亡的那一势力同时有助于中国的复兴和传统文化的重光，他是能够相对平和地承受/处理此事的。金庸那份对神州故国及传统文化的强烈归属感和炽热恋情委实可敬可悯。 
金庸晚年言行可议处正多，但如傅国涌那样，将金庸的做法完全解释作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精确算计，未免有失公允。虽不能排除讨好当权者的用心，金庸所言所行多是受心中民族情绪控制，几乎有几分身不由己。 
只是金庸对国家强大的热望近于偏执，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近乎狂热，从佛教的本初教义而言总是“有所执”罢？ 
下面我尝试推想金庸这份家国情怀德来影去踪：金庸生于1924年，其时北伐军已如箭在弦，不数年便削平群雄，中国复归一统。1928-1937年，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中国发展速度应属难得。无奈倭贼不欲坐见华胄的壮盛，悍然西侵，八年苦战，与美国协同作战，虽取得了百年来国际战争的第一次胜利，赤县神州却已是“残山剩水无态度”，国穷民困，“惨胜”而已。加以国民政府措置失宜，贪腐横行，民不聊生。少年查良镛面对国事蜩螗，国运不张，且身经丧乱，满目兴亡，谅必忧心如捣，有何快乐可言？ 
其后国共内战，中G开国，一时确有除旧布新，发愤为雄的气象。金庸感叹：“我国自唐汉以来，直到今日才有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其时心中正有无穷热望，并曾北上入京试图以自己的国际法知识为新朝效力，虽铩羽而归，也无怨悔。无奈其后除了创办《明报月刊》，在“破四旧”的喧哗与骚动中“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之外，金庸虽心忧故国，却完全无能为力。 
 皈依佛法，此正其时。 
 第四，金庸身上有太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调和，心中太多无力解决的冲突仍待解决。